十五、“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与炎樱坐船返回上海。路过台湾，她们看到了浮在海上的秀丽山水，留下难忘的印象。

战火粉碎了她的蓝色的英国梦，也使她的香港求学生涯提早结束。她的一门门优异成绩，随战火灰飞烟灭。除了对人心世事认识的逐步成熟，她又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她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姑姑的家，与姑姑同住在Kernier街的Kernier公寓（开纳公寓）。她打算在上海找一所大学读完她在港大未完的学业。

姑姑和父亲反目之后，她用个人分得的财产做了一些投资生意，但因时局不稳、货币贬值，她的投资大都有去无回。然后她自己四处找事做，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先在英商的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沦陷后，洋行生意不景气，大量裁员，姑姑也被裁掉了。她还在一家电台工作过，也给大光明戏院做过翻译。面对这个她喜爱的侄女的到来，她喜爱中也有担忧，喜的是爱玲已出落为一个有才华的大姑娘，忧的是她那未竟的学业和没有着落的生计。张茂渊一个人自食其力尚可，但要负担爱玲就很吃力了。因此她让爱玲去找父亲想办法，并告诉她，当初张廷重与黄逸梵离婚时，协议中就有张廷重负担爱玲教育费一项。爱玲在港大三年多，张廷重本未掏一分钱，但现在不出钱让爱玲完成学业，实在说不过去。想到当初逃离父亲的家，想到父亲和后母的武力和恶言相伤的隐痛至今难消，想到离家四年未通音信，爱玲迟疑着。

三年多没直接得到过姐姐消息的张子静，得知姐姐回上海了，兴冲冲地跑到姑姑家来看望。高挑的个子、披肩的长发、时髦的衣装，散着飘逸之美，子静眼里的姐姐是这样的可亲可爱。爱玲跟弟弟谈到了港大的生活，对不得不辍学之事耿耿于怀，她愤愤地说：“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子静问爱玲回上海后如何打算，爱玲把她的想法和盘托出，她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完成大学学业，想转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拿张毕业文凭再说。

子静听了十分高兴。他当时也想报考圣约翰大学，如能如愿，姐弟俩同入一校，就可常碰面了。然而姐姐叹了一口气说：“不过——学费，姑姑没有钱。”爱玲把姑姑关于应该由父亲出学费的意思复述了一遍。子静明白，如果姐姐向父亲开口，难免有伤尊严。但他认为姑姑的意见是对的，劝姐姐以文凭为重，并愿出面与父亲商量。

回家之后，张子静找了后母不在的机会，向父亲婉转叙述了与姐姐见面的经过及姐姐想继续求学的想法。张廷重表情沉静，听得很专心。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你叫她来吧！”虽然他对女儿反目一事难以释怀，但要子静去约爱玲来家，至少表示他还是同意了。过了几天，爱玲来到了家里，这已不是她逃走时的那幢大别墅，而是一座小洋房。后母事先已得父亲的言语关照，为了避免尴尬，躲在楼上没下来。

姊姊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还说：“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姊姊在家坐了不到十分钟，说说清楚就走了。

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83]

秋天，姐弟俩如愿成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子静读的是经济系一年级，爱玲和炎樱读的是文学系四年级。爱玲参加转学考试时，国文一科竟不及格，要去上补习班。大概她在香港听说读写主要用英文，把国文荒疏了。但以她的才情和根底，很快就补了上来，开学不久即从国文初级班跳到高级班。

炎樱在圣约翰大学学到毕业，张爱玲姐弟却先后辍学，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张子静是因为身体原因在大二退学的，而爱玲只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她对子静谈到中断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圣约翰学业上没什么长进，因为没有几个好教授、没有几门她感兴趣的课。“与其浪费时间到学校上课，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

第二个原因是钱的困扰，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除了学费，还要生活费。此次回上海，增加姑姑的负担，她心里很过意不去，再找父亲要生活费也太不合适，因此想早点挣钱，经济独立。

张爱玲觉得：“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张子静也觉得没有什么好办法劝姊姊完成学业，就对她说：“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她摇摇头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肚子里要有墨水，而且还要口头表达，而“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子静一想也是。爱玲属于那种矜持内向、不喜应酬、不好重复的女孩，要她去成天跟叽叽喳喳的学生打交道，确实让她为难。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说，教书属普及性工作，写作是创造性工作。当然也有两者皆长的人，但人们大都是各有所长。譬如爱玲，她就属只擅长写作而不擅长教书的那类人。

子静又想到姐姐的文笔好，又建议她找一个报馆编辑的职业。爱玲却只愿当作者，不愿当编辑，她觉得当编辑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干，她干不好。

事实上，这时期她已开始尝试以写作为职业，卖文为生了。

爱玲开始卖文，且卖的是洋文。她职业作家生涯的第一步，是给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写随笔。

除了给《泰晤士报》写影评剧评，她还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ns Mehnert）博士创办的。这个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做过多年记者的德国人，1941年10月自美国经日本到上海，办起了这份以介绍东方文化和世界形势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他在创刊号中说，选择上海办这样一份杂志，是因为上海已成为当时最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他要为在亚洲的欧美人士提供一个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提供一份精神食粮以填补与外界隔绝的真空状态。

1942年底张爱玲辍学不久，她给《二十世纪》寄去了一篇长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专谈中国人时装的变迁。主编对其纯熟老到的英文风格和生动有趣的内容大加赞扬，对作者附上的十几幅关于中国人的发型与服饰的绘图也十分赏识。于是在次年1月的杂志上郑重推出。称张爱玲小姐“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84]。

张爱玲的这篇文章受到编者和读者的交口称赞，因此她又陆续写了好几篇散文。有谈中国人的生活与宗教的，有对当时上海放映的电影《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等的评论。这些英文文章，她后来把其中的几篇改成了中文发表，如前述谈服装的文章，改为了《更衣记》，后来收入散文集《流言》中。《流言》中的《洋人看京戏及其它》《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等文也是这样改写而成的。它不是一般的翻译，而是一种再创造。英文、中文都很漂亮。

梅奈特先生对张文喜爱有加，每每在编者按中郑重推介。他还以张爱玲像为封面，向读者广为介绍。封面上的张爱玲的头像画了眉眼，涂了口红，短发齐肩。既有知识女性的矜持，又有职业女性的装扮。梅奈特在文中介绍到张爱玲谈服装的文章“倍受赞赏”，他分析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他评价张谈宗教的文章说：“作者充满遐思奇想的三界漫游中，无意解答宗教的或伦理的诘疑。但她以其独特的趣致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中国民众的好些心态。”[85]梅奈特所指出的张爱玲熟悉古中国人又能超越其生活的国土看中国人的特点，应该说与她读书广博悟性极好相关，也与她的香港生活经历分不开。这一特点在她后来的小说中有更充分的体现。

张爱玲早年的创作生涯与梅奈特先生有缘。1945年欧战结束，《二十世纪》的使命也完成了。停刊后，梅奈特返回德国，仍从事文字工作，他逐渐成为研究苏联、中国和东方世界的有影响的人物。1971年，他获准在中国采访，有《重返中国》一书，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

有趣的是，1968年，梅奈特先生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北京与新左翼》是次年该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印行的，而张爱玲第二年也在该中心工作。二人是否谋面，不得而知。[86]

十六、一个女作家呼之欲出

卖洋文的成功，给张爱玲极大的鼓舞，她不满足于这种向洋人介绍中国的铺叙性表达方式，她更感兴趣的是向自己的同胞展示一个用中文创造的艺术世界。所以在给《二十世纪》写文章不久，她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对此，她不仅有充分的自信，而且有急迫的冲动。她要用小说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才华，要用小说来获得更大的荣誉。

心灵的重创、女性的敏慧、自娱式读书、不凡的试笔，这是张爱玲成为作家之前的四大宝贵资源。她的情感之流奔涌冲出，她的智慧之泉要溢出身外，她的灵巧之手要绘出灿烂的艺术之花。

一个女作家呼之欲出。

她在沉淀筛选自己的童年记忆，她在回味一个个人物的音容，她在幻化公馆洋场的一幕幕场景，她在咀嚼着周边世界的每一个细节。她将把遗老们推上审判台，把父辈们送进解剖室。她将把沪港洋场的光怪陆离描绘为坟场上垂死的舞蹈，她将调笑洋场公子哥们自以为聪明的一桩桩高等调情的拙劣表演，她将毫不留情地撕开温情脉脉的爱的面纱揭示其色欲的膨胀和物欲的贪婪，她将暴露小市民的自私、巧滑和恬不知耻的愚蠢……

她将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审美体验融化为繁美的词句和惊艳的意象，她将把自己吸取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貌与西洋文学的精魂创造性地转化为属于她自己的独特文体……

每一日心都在战栗冲动，每一根神经末梢都在通电。

她将出名。

她将拥有无数为她着迷发痴的读者。

在香港大学迷上绘画的一段时间里，她得到过一个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否则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现在她要拿住自己。

写作的魔神已附上了她的身体，她无意赶走，也赶不走了。欲火在升腾，她飘飘然地想象着自己的作品出版了，她要走到每一个书亭报摊，装作一副不相干的样子：“销路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当初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时，她就发疯似的高兴，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每一次都有新感觉。“啊，出名要趁早呀！否则太晚了，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所以她不断地催促着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如此渴望出名，除开人的功利心和文学的**使她从小就有当职业作家的因素外，还可以说是她摆脱童年梦魇，确证自己的方式。不仅如此，还因为时代的感召。有如一段名言为证——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87]

是的，她的生活背景，她将要描绘的故事，是一步一步地退出历史舞台了。她写作的时代，则是中国和世界格局大变幻的时代。变幻之快，她无力把握，也缺乏关心政治的兴趣。但她不是外星人，何况她敏感，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知道什么都会发生。写作，对她既是发泄也是逃避。乱世的人没有长治久安，她要抓住一点儿真实的东西。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从香港回上海期间的青年张爱玲的一幅独特画像：

她以出人意料的大胆改装古中国的女性服饰，用来包装自己清癯苗条的近170厘米高的身体。她以细长的眼睛凝视着周边的世界，她以端正而苍白的脸庞漠视着身边的风景。

不是红日中天，而是月色撩人；不是红尘滚滚，而是苍凉满目；不是浪漫纯情，而是冷凝多讽。

她将成名。在4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孤岛上海——一个女作家呼之欲出！

人们一下子欣喜地发现了她、记住了她，很快又忘记了她。而后永远记住了她，在一本本文学史中，在千万个读者心中！

十七、小说创作尝试

1943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着鹅黄缎袍的爱玲小姐在路上匆匆走着，她的衣袖很短，露出下半截手臂，手挽着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她的宁馨儿《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个描写战时香港的中篇小说。

确定了写作目标之后，张爱玲仿佛有写不完的题材。她极力要让上海人喜欢她的小说，于是最先想到的是写几个香港传奇给上海人看。她有太多的空闲，除了思想还是思想。她回忆着自己过去的一幕幕经历，尤为清晰鲜明的是新近的香港生活。香港，给她这个遗少的女儿打开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给了这颗孤寂的心灵既刺激又犯冲的新感觉。妻妾成群的爵士、春心**漾的富太太、血统复杂的混血人、满脸酒气的英国兵、不中不西的华侨，一个又一个地浮现在她面前，色彩鲜明，性格迥异。在持久而强烈的创作欲支配下，她写下了最初的一组小说，几个关于香港的传奇故事。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第一个作品。她在小说开头亲切地对读者说：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斑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香烟袅袅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沉香屑·第一炉香》写的是一个从上海随家来港求学的女孩子葛薇龙，在全家要搬回上海之际，投靠了早年与薇龙父亲反目的姑妈。姑妈是大富翁的小妾，当初不顾家人反对，与港商结合。而今港商已死，留给她大量财富，现在她要以这些花费了她青春时日的钱来玩爱情游戏，以换回过去的时光。薇龙几不经意地就被这里的**逸空气腐蚀了，成为姑妈二世。既为姑妈弄人，又为纨绔丈夫弄钱。张爱玲写女人堕落的常见故事，却有超常理解。立意不在平面的道德谴责，亦不是对男人世界的理性批判，而是刻意表现洋场文化怎样使古中国的传统贞女变了节，一个女子怎样受了**而自甘沉溺，具有浓厚的文化剖析意味。作品对香港的建筑布局、风土人情、上流社会的调情技巧，细细道来，一一铺陈，宛如一幅香港风情画。作者悠闲的超然旁观态度，不紧不慢，圆熟老到。女性作者在初作中就摆脱了同性人的自我中心滥释情感的写作模式，亦见出手不俗。

紧接着是《沉香屑·第二炉香》。取材于港大生活，一个中年的英籍教授爱上了一个纯情英国小姐。但因她纯得没有了人性，全不解男女性事，因此新婚之夜出尽洋相，丢尽脸面，教授终于自杀。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罕见的新奇题材，并无普遍的意义，因为像那样无知的新娘是极少的。但小说有两点特殊意义：其一，它对所谓英国式的淑女教育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愫细母亲是这种纯情教育的实施者，她把情的世界变得苍白，而将性乐视为兽的污点，以致愫细的婚礼之夜就成了情的终结世界。张爱玲对女子教育一贯持怀疑态度，在她后来的短篇小说《封锁》中亦有表现。其二，这篇小说还表现了无知的纯情世界和无情的放浪世界对人性的毁灭性打击。愫细使罗杰·安白敦教授出丑，使他在校方和英人圈中成为人人不齿的“**根兽怪”形象，而那些空虚无聊的太太又想利用他的所谓奇异的性能力以满足**欲。罗杰走投无路，只好自绝于英人圈。纯情教育和放纵生活是尖锐矛盾的两极，却共存于殖民者范围中，这是多么荒唐的讽刺故事。

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并未在形式上涉足男人世界的年轻女子，竟然对两**和男女性心理以及由此负载的人性意义有如此细致精确地把握，使人对张爱玲肃然起敬。

姑姑是她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读后连声叫好，还为她找了一个老先生推荐这些作品。这位老人叫黄岳渊，他是著名的园艺家，也是文人墨客的风雅朋友。他早年也是朝廷命官，三十岁时辞官退隐，专育花草。他觉得到了而立之年，应该定下一个有益有趣的事业。官场应酬太多，违心事也要做。商场免不了坑蒙拐骗，于心不安。要有益有趣，惟花草虫鱼，既怡己又怡人。于是倾自己积蓄，广置田地，专养花花草草。在这个“花木保姆”的精心经营下，黄家花园日益兴隆，声名远扬。每逢花时，社会名流、文人贤达纷纷前往，吟诗作画，好不热闹。而周瘦鹃、郑逸梅这些连名字也带花带草的作家更是黄家的座上客。张爱玲家本是名门，她母亲又是黄姓，张茂渊与黄岳渊先生也相识。于是才有了这一段通过黄岳渊介绍侄女拜见周瘦鹃的经过。于是张爱玲带着老先生的信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叩开了周瘦鹃先生的门，同时，她叩开了中国现代文坛的神圣之门。

周瘦鹃是现代著名小说家、翻译家。他是苏州人，家贫少孤，六岁丧父，凭自己的勤奋好学和聪明才智而成名。中学时代便有小说发表于影响颇大的《小说月报》上，此后以写作和编辑为生。他特善于写言情故事，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重要作家。他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恨不相逢未嫁时》也是张廷重书房中的藏品。此时他正在准备创办一本题为《紫罗兰》的新杂志，张爱玲出现了。

递过介绍信笺，自报家门的一阵腼腆之后，爱玲打开了她带来的布包，将稿子恭恭敬敬地捧给文坛前辈周瘦鹃。周先生年近半百，平易和气，对这位气质淡雅而热衷创作的女子颇有好感。他打开稿本，看其题目觉得新颖别致，料作者出手不凡，当即热情表示先放在他家中，容他细读之后再做答复。

接着周先生问起张小姐的身世和近况，爱玲一一作答，还告诉说她母亲和姑姑都是周先生的热心读者。她母亲多次为其言情小说落泪，还给他写过信，劝他不要再写哀艳的故事赚她太多的泪水。想必是周先生的来信甚多，这一节他完全没有了印象。

长谈了一个多小时，爱玲告辞而归。当夜周瘦鹃就在灯下悉心展读这位新作者的作品，边读边击节赞赏。一星期后，爱玲前来叩问先生有何见教，周先生褒扬之辞溢于言表，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使爱玲感动而欣喜。周先生又问可否发表在他主持的《紫罗兰》创刊号上，爱玲满口应允，称谢而去。当晚她又赶来，邀请周瘦鹃夫妇在作品印行之后到她家小坐。她要举行一个小小的茶会以示庆贺，周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在《紫罗兰》创刊号上，周瘦鹃介绍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和它的作者：“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那种骄奢**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88]周先生如此喜爱张爱玲，自有他的道理。这篇作品题材是他那“鸳鸯蝴蝶”一脉的，风格却清新别致。有这样的作品助阵，或许可以抵挡住主流文学对这一派的歧视吧？

这是张爱玲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是她职业作家生涯的开门红，她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庆贺一下是理所应当的。

周先生如约带着样本，带着5月的阳光去了爱玲的公寓。在一间雅洁精致的小会客室里，女主人备上了牛酪红茶和各式点心，茶具也很玲珑别致。周瘦鹃和爱玲及爱玲的姑姑围桌而坐，品茗聊天，兴味十足。

在周瘦鹃的关心下，张爱玲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而且她很快扬名孤岛，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

十八、到处都是传奇

张爱玲不急不慢、徐徐燃起的两炉香获得了读者的好评，她颇受鼓舞，一发不可收，又连续发表了《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描写香港生活的小说。

爱玲的茉莉茶虽然香气袭人，但也隐含苦涩，如同香港虽然繁华美丽，然而悲哀苍凉。出自小商人之家的书生言子夜在为冯家小姐们补习功课时与大小姐冯碧落两心有意，情爱绵绵。言家托人说亲，冯家因瞧不起言家的商贾气而一口回绝。后来各自有了无爱的家，言子夜成了港大的教授，冯碧落嫁给了聂介臣忧郁而死。这本是新文学初期通常的揭露门第婚姻包办婚姻的老故事，但《茉莉香片》的笔力不在此，而是以之为背景描述悲剧的延续及对下一代的身心伤残。聂介臣的儿子聂传庆成了言子夜的学生，且又与言的女儿言丹朱同学。一直郁郁寡欢的聂传庆眼见得丹朱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家而心生嫉恨。他觉得自己本该是言家的一部分，本该有言丹朱一样的幸福。或许是丹朱顶替了他的生命，他偏执乖张、自伤自怜，常做出种种盲目无理的举动。他备感“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他现在明白了——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锈了，然而还是刀。在她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两代人的悲剧，封建伦理的苦果。这种传奇式的处理方式，分明是张爱玲式的，融奇异故事与心理剖析为一体，乖巧隐蔽、别致自然。

《心经》也是怪异故事。二十岁豆蔻年华的女学生许小寒，跟她不太老的父亲和显老的母亲构成了一个隐含的情爱三角。从十几岁起，她几乎是有意地隔绝了父母的爱，一点一滴地排挤了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一点一滴地霸占了对许仪峰——家中惟一的男子——的爱。这种爱，既不是父女亲情，又不纯是男女**，使得女儿失去了对别的任何男子的兴趣。情形越来越危险，父亲内心的超我力量发生了反抗作用。作为小寒的替代品，他与一个和女儿长得相像的并且是女儿同学的姑娘凌卿同居了。小寒拼命抵制，要撕破他的新生活。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动员她先前的“情敌”——母亲联合起来阻止已发生的一切。但母亲以一个旧式女人的可怜态度又来阻止小寒，小寒也无力阻止任何事情，只得负气离家，远走高飞，逃避内心的痛苦。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般读者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内心几乎不可能承认类似的事实，但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和惊人的道德眼光毫不费力地讲述着这故事，征服着读者。她写许小寒的脸：“是童话里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小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正是这种天真而狡黠的美，不知不觉地摄取了父亲的心魂。在他的心目中，“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肉体的大孩子……仪峰努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去看她。”这里对他的潜意识和意识的表现简洁而精细。许仪峰振振有词地逃避使一切变得模糊了，没有底了。“……她的粉碎了的家！……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

香港传奇中，最受欢迎之作当数中篇《倾城之恋》。一个**男子与一个传统女子在多少次明争暗斗、多少回算尽心机后，还是若即若离，连固定的情人都算不上。只有到了最后，港战爆发了，在躲空袭的紧张氛围之中，在为肚皮生计的辛勤劳碌中，两个自私的人才以平实的夫妻式关系结合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倾城之恋》发表后，大受欢迎。作者又很快将之改编为同名话剧，上演月余，反响强烈。80年代香港又将之拍成电影，亦可见其迷人程度。

在向香港生活寻宝的同时，爱玲也在上海滩上掘金。这是一座富有的文海艺滩，她掘出了《封锁》《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留情》等闪光的精品。

爱玲熟悉上海人，喜欢上海人。上海人的圆通精明、疲乏放任，表现出奇异的智慧，张爱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刻画了已婚男子的情感浪费（《封锁》）、被物欲和情欲逼成的心理变态（《金锁记》）、现代知识男子的双重性格（《红玫瑰与白玫瑰》）、青春之花的早夭（《花凋》）、老夫少妻的心灵空虚（《留情》）。这些作品中，最为人知的是《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

《金锁记》惊心动魄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奴役。女主人公曹七巧原是开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贪财的哥嫂把她嫁给了姜公馆里生着痨病的二少爷。她为钱而舍情，身心煎熬而致变态。分家后，有了金钱支配权的七巧把钱作为报复不公平命运的利器，唬跑了情人，毒杀了媳妇，离间了女儿的爱，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角是工程师佟振保，他赤手空拳打天下，留学回国后在工厂一帆风顺、事业有成，倍受人们赞誉。可他一步步滑向了道德与肉欲的夹缝中，人格分裂，多方受挫，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这两个中篇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细细咀嚼。

《花凋》也是张爱玲描写遗少家庭女性悲剧作品中的一篇，它曾入选钱谷融主编的供学外语的中国学生和学中文的外国学生作教材的《中华现代文选》。故事是从一个美丽的修饰一新的坟墓开始的。这是“爱女郑川嫦之墓”。墓碑上刻着：“……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似乎是一个表现家庭温爱意外生悲的故事。然而“全然不是这回事”。她父亲为着风流而无钱给她治病，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妇人，姊妹中争风吃醋，以大欺小。恋爱是她生命中惟一的火花，但是很快熄灭殆尽。因为病，更因为孤独愁苦，无望无爱，她离开了人世。花之凋零，因为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沃土，没有园丁。川嫦的早逝，归罪于她出身的那个腐朽颓败的遗少家庭。什么父母之爱、姊妹之谊、恋人之情，纯属子虚乌有。

1971年，台湾作家水晶费尽周折访到张爱玲。张爱玲对他谈到自己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各事其本’”，她称之为documentaries。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与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89]后来张爱玲又对朋友介绍说：“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候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全记住了。”[90]至于这篇小说的原型是哪几位，现在已不可考。但《金锁记》《花凋》确是“各有其本”的。前者以她的太外祖父李鸿章之次子一家的生活为背景，后者以她舅舅黄定柱的三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为蓝本。

《金锁记》开头介绍“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换朝代”指的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姜公馆”则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李公馆为原型。小说中的“大爷”，真名叫李国杰，做过招商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1939年遭军统特务暗杀。大奶奶姓杨，曾与爱玲多次聊天闲谈。“我的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91]李国杰的三弟，天生软骨症，不易娶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就娶了合肥老家的一个乡下女人。这就是小说中的二少爷和他的媳妇七巧，爱玲姐弟称她为“三妈妈”。她因为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嫁到大户人家，却与残废为伴，因此很有自卑感，又特别好强，“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92]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性格十分相近。小说中的三少爷姜季泽，“其本”为李家四爷李国熊。他和张廷重交情不错，还认张子静为干儿子。他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花钱如流水，子女又多，后来经济拮据，在上海住不下去，搬到了北京。小说中的长白、长安有爱玲的“琳表哥”李玉良、康姊姊的影子。张爱玲正是以这一家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性格为原型，加以创造发挥的。这篇现代小说史上的杰作，反响颇大，但在李公馆是波澜不兴的。“我姊姊发表《金锁记》后，当时李鸿章还有不少后代在上海。……但我没听到什么反映或对我姊姊的指责。也许李府那些人也不太看书，根本不知道我姊姊发表了那篇小说，把他们的丑陋的一面写进了历史，世世代代还要接受批判。”[93]

《花凋》的命运则相反，发表后使得张爱玲的舅舅暴跳如雷。张爱玲是舅舅家的常客，与几个表姐妹打得火热，舅舅也很疼她，凡她所问的关于家族的旧事，他都十分认真地回答。爱玲以小说成名，他十分高兴，一篇篇地找来读，夸她有出息。可是当他读到《花凋》时，大发脾气，对妻子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这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郑川嫦的原型黄家漪，与张爱玲是表姐妹，二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她的父亲也是个坐吃山空的遗少，德行不太好。黄家漪郁郁寡欢，爱玲到港大读书后，她又少了一个可以说话解闷的知心人，生活更苦闷更忧郁了。她也有着美妙的大学梦，但父亲不愿出钱，他快吃空了，急于把几个漂亮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正在这时，黄家漪得了肺痨，在那个时代是难治之症。也请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家漪对他有好感，但她的病更重了，他也另有了女朋友。不久，黄家漪病死了。想想自己的家，想想舅舅的家，想想表姐的命运，爱玲百感交集。“我姊姊发表《花凋》，是一种哀悼的心情，她哀悼三表姊这朵鲜花的凋谢，也哀悼她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女伴。”[94]

在一篇关于读书作文的散文中，张爱玲这样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95]

张爱玲写小说，不论“有其本”还是无其本，她总是把“人生味”放在第一位的，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那就是小说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品位纯正的作家。探索人性，拷问灵魂，揭示文明与人性的冲突是她在小说中孜孜以求的目标。

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走进张爱玲的传奇世界，去看看她是如何拷问人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