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无法维持的家
煐煐八岁那年随家迁居到上海。迁居的原因是父亲的“官位”丢了。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本是个闲职，张廷重不去好好上班，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搞得声名狼藉，加之1927年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张廷重失去了靠山。他丢了官差，“深受刺激，这才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家都住在上海”[27]。
张廷重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表示不再吸鸦片，不再纳妾，希望她回来。为了挽救她的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有所安排，黄逸梵答应了丈夫的请求。
小煐煐童年生活中又有几片难得的亮色，这是大海给她带来的。随家乘船返上海的途中，她和弟弟兴奋不已。海洋的波涛起伏，黑的漆黑，绿的碧绿，非常可爱。在船上她又读了一遍读过好几次的《西游记》。离海上岸，坐在马车上，她身上粉红底的洋纱衫裤上的一朵朵蓝蝴蝶在街道上翻飞，像活泼的蓝精灵，神气而快乐。他们住在一幢较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色的木板壁，使她乐不可支。她以为告别了天津的家，远离了姨太太那类人，也就是告别了忧郁，掉进了快乐的红海。然而这是一种紧张的快乐，仿佛是突如其来，没有准备，生怕它来得快，逝得也快。她好像已不习惯快乐。
这种紧张感还来自于对父亲的恐怖。父亲吸毒过度，死神临近了。煐煐常看见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身子略歪，全身无力，骨髓都好像被鸦片熏成了一碰即散的灰。他两眼直视着，对着淅淅沥沥的雨喃喃自语，没人听得清，只有两片嘴唇的开合还表明他是个活物。
女佣告诉她应该高兴，因为母亲和姑姑要回来了。全家搬到陕西南路宝隆花园的一幢洋房，尖屋顶、小花园、大客厅，还有壁炉。姐弟俩在上下四层的楼梯跑上跑下，在玫瑰红地毯上蹦蹦跳跳。这里有狗，有花，有新衣服，有童话书，她又有了新家。喜从天降，她因大喜而一改往日的沉静。
更重要的是她又有了母亲。
母亲回来后把父亲送到医院里治疗，他痛改前非，信誓旦旦。家里有了生气。新气洋派的客人们和母亲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表演西洋电影中的恋爱故事，姑姑悠雅地在钢琴上弹奏着西洋曲调，母亲则站在她旁边高声吟唱，不时充满快活的笑声。黄逸梵立意要用“欧美模式”培养煐煐，要把她塑造成一个西式淑女。教她举止行为如何典雅风韵，教她绘画，弹钢琴，学英语，读报刊。张爱玲识字早，爱看书，看图画书。姑姑和母亲还以为她很有音乐天赋，要送她去学琴，要她学会爱惜钢琴，并带她去音乐厅欣赏音乐会。张爱玲回忆说：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绒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是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学琴。[28]
“大约生平只有这一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29]虽然对这种有些程序化的方式她并不能专心致志，但她感到无比温暖和亲近。连这一时期的画也一定要配上红色。她很快乐，给远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满满三页纸，用她能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字眼儿描写她在新家的新生活，还绘了图画。
人生是一条首尾不明的虚线，快乐总是在某几个点上，其余的皆是苦海无边。小煐煐的好景不长，难得的家庭欢爱很快消失了。病愈后的父亲又后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花光了，要走也走不成。以此作为钳制和报复母亲的手段，母亲当然不会接受。他们激烈争吵，吵散了宁静快乐的空间，也吵暗了红色的墙画。那时候积在姐弟俩和用人心中最多的一句用语就是：“又吵起来了。”姐弟俩躲在阳台里，骑在三轮的小脚踏车上或是静静地摸着一声不吭的大狼狗。他们相视无语，心里惴惴不安。父母吵闹的最终结果是彻底的解决：
协议离婚。
在离婚问题上，黄逸梵态度十分坚决，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的。黄逸梵请了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张廷重踱来踱去，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签字的笔，又长叹一声放到桌上。律师见状，问黄逸梵有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她坚决地答道：“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在这位勇敢的湖南女子面前屈服了，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从回国到离婚不过两年时间，小煐煐的快乐时光多么短暂。煐煐后来回忆说：“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30]
煐煐和子静判给了张廷重，但协议书上写明孩子可以去看母亲。黄逸梵和张茂渊两人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今延安西路以南，一幢高大的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张爱玲在母亲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黄逸梵在西方见多识广，“她是个学校迷”[31]，眼见得女儿个头越长越高，天性又聪明，拿定主意要把煐煐送到学校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张廷重大闹不依。但黄逸梵硬是像拐卖人口一般把煐煐送到一所住读学校——黄氏小学去了。
张子静回忆说：“我父母亲都没有上过学校，一直由家里请私塾先生教学。父亲对姊姊和我的教学，也是坚持沿用私塾教学方式。我们三四岁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说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后来也学英文和数学。”[32]不知所云地背古书，是姐弟俩深以为苦的事，“太王事獯于”之类的句子，怎么也记不住，小煐煐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记住。姐弟俩和舅舅黄定柱的儿子黄德贻同受教于一个私塾先生，黄德贻回忆说：“作文第一个交卷的总是她。”表妹黄家瑞对她的印象是：“不爱说话，走路飘飘的，大伙儿在玩的时候，她面前不是一本书就是一张画纸，给人画画呢！”
由于天资聪颖，又有在家随意自学和私塾教育的底子，张爱玲在黄氏小学是从四年级开始的。逸梵带着女儿到黄氏小学办报名手续的时候，想到应该给煐煐取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取什么名字才好，就在小名前冠以姓氏吧？又嫌“张煐”“张煐煐”这名字嗡嗡的，不太清晰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今后再改也不迟。”于是给她取名“爱玲”。关于张爱玲名字的英文译法，通常译为“Eileen Chang”，有人考证说：“爱玲这个字译自哪个英文词，她本人也没有说，也没有人考证过。我颇疑心是‘ailing’这个词的音译，与汉语最靠近的英文字就是ailing，如果成立，那么‘爱玲’的英文意思就是：烦恼，苦恼。从当时她母亲的心情处境来看，下意识地取了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张爱玲的一生始终与烦恼为伴，似乎又是一个不幸的征兆。”[33]
小孩对于自己的名字是做不了主的，但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主。黄逸梵决不会想到，十五年后，这个名字红遍了上海滩。她更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在文学史上永驻！
黄逸梵又要去法国了，临行前，她专门去黄氏小学看女儿。爱玲似乎很木然。恩怨不断，才喜又悲，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爱玲远望着红铁门徐徐关闭，眼泪如注而下，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听得见她哭声的只有张爱玲自己。她痛哭着，为母亲，也为只有十岁的自己。
她的家又毁了一次。
六、上小学
由于离婚的打击，张廷重不仅抽鸦片，而且开始打吗啡。身体更糟，精神也有点不太正常。姑姑曾经把他送到中心疗养院去住院治疗，请法国医生为他主治，慢慢戒掉了吗啡，但他还是吸鸦片。出院后不久，全家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10号的一所小洋房里。与爱玲舅舅住的同一里弄的民乐新村只有几步之遥。与舅舅住得这么近，是因为舅舅舅母也吸食鸦片，父亲可以跟他们一起共享吞云吐雾之乐。舅舅家的孩子多，爱玲姐弟俩也可以经常去跟表姐表哥玩。
爱玲出生后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生母常不在家，父亲常不顾家，因此搬来搬去都是残破的家。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她后来的作品中总是不断地在寻找着家，寻找着精神家园，连电车下班回厂也被她形容为回家。中医有个说法叫缺什么补什么。张爱玲成长过程中，最缺的也许就是父爱母爱，家庭的温爱。因此怀疑人性怀疑家庭在她后来的人生选择和表达中处处可见，成为她有别于老中国儿女的一个重要的认知标志。
每逢周末放学回到这个家，她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和憎恶感。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34]
一次放月假回家，弟弟像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意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告诉爱玲：“爷爷的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爱玲很诧异这个名字有点儿女性化，她有两个同学的名字就跟这差不多。爱玲抬头望了望墙上的祖父祖母像，从小看惯了，只晓得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想到他们也有名字。
又一日见子静在看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并听他说，“爷爷在里头”。
爱玲忙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凡是关于庄仑樵的地方都看得格外仔细。“我看了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35]在与女儿谈诗论文的时候，张廷重还是有耐性的，而且他有不错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完全可以胜任女儿的文学老师。他还要爱玲自己去读张佩纶的文集。在这段时期里，张爱玲通过书籍来“寻祖”“寻根”，与寂寞的父亲也有了些思想交流。张爱玲童年时父亲房中有不少儿童不宜的禁书，后来母亲发现全部拿走，但为时已晚，爱玲与弟弟已看完了。大概这正是张爱玲写小说时对男女情欲这般熟悉之原因。[36]
身世和文学的交流，使父女的感情有了几片难得的明媚，但同样好景不长，同样是没有来由，小悲剧又降临到了姐弟的头上。为了驱逐寂寞，也是天性使然，父亲又要结婚了。爱玲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犹如五雷轰顶，头皮都要炸了。她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验在她头上。
如果只是父母不和而离异，子女的怀念和怨恨是单一的直线，她们可以用回忆来填补失去父爱或母爱的空白；而如果又来了一个子女不得不称为父亲或母亲的人来占据生父生母的空间，来干扰子女的酸甜的回忆，扰乱失守的空城，子女自然就要起反感。而继父尤其是继母常常从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确立自己新的家长形象和经济支出等因素出发虐待他们。此外继母的形象恶于继父，还因为她通常以恶毒对待非亲生子女以发泄对前一个女人的嫉恨。所以子女与继父尤其是继母不睦是这种再生型家庭的普遍现象。张爱玲吃够了没有家庭温暖的苦头，因此对父亲再婚恨得咬牙切齿，她有一个迫切的冲动，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如果那个女人就在阳台上，一定要把她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她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她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弱女子。
前一段时间，张廷重与几个姑表亲来往频频，饭局牌局不断。一位表姑父是交通银行某分行的经理，另一位是一家外商银行的在华买办，还有一位是律师。他被介绍做了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的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和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时间一长，关系越来越近，表姑父做媒提亲，介绍孙景阳同父异母的姐妹孙用蕃与张廷重结婚成家。孙景阳和孙用蕃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民国人物孙宝琦。孙宝琦在清朝民国都做过高官。他曾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为慈禧出逃护过驾，当过译员，出任过出使法国西班牙的大臣，山东巡抚。民国后，做过袁世凯内阁的外交总长和总理，曹锟内阁总理，段祺瑞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他一生先后娶了五个太太，共有八子十六女。冯国璋、盛宣怀、袁世凯等，都是他的儿女亲家。孙用蕃是1903年出生的，排行第七。“据说她很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和她哥哥、妹妹的婚嫁比起来，攀上我父亲这门亲，似乎有些低就。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37]1934年的夏天，张廷重与孙用蕃在礼查饭店今新上海大厦附近订婚，冬天在华安大楼即现在的金门酒家结婚。继母嫌当时住的房子偏小，于是不久全家又搬到张爱玲的出生地即现今的泰兴路和泰安路转角处的一栋大别墅里，姑姑专程赶来为姐弟俩买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儿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38]
七、中学生活
“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39]
张子静在回忆姐弟的童年生活后这样概括道。就在父亲再婚的那一年，爱玲由小学到了中学。回首中学生活，她总的感觉是不喜欢。“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40]
张爱玲在这里所说的“自惭形秽”和“不愉快”的主要原因不在学校而在家庭。生母走后，后母进了门，爱玲的抵触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十四五岁的少女张爱玲个头蹿得很快，几近成人，而她在校园里老穿着继母送的旧衣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跟她个头差不多，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她说她的旗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有些领口都磨破了。“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41]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确实相当难堪”[42]。
入学后，曾有制校服的动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不一。赞成者认为它整齐划一，有学生朝气，且消灭贫富界限；反对者认为太整齐了没有个性，且又要让清贫的学生多出一笔钱。最后不了了之。张爱玲虽未公开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但她心里是非常赞成的。统一校服，这样就可以脱掉继母的旧衣装了。在人们印象中，成年的张爱玲特别讲究衣饰，常以奇装炫人，殊不知这正与她少女时期所受的这类压抑相关。张爱玲自己总结说：“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43]也许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缺什么补什么啊。
爱玲就读的是圣玛丽亚女校（校内师生简称为“圣校”）。这是上海著名的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之一，它与圣约翰青年中学、桃坞中学皆为美国圣公会所设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教会中学与中国人自办的公立私立学校不同，它的全部课程分为中、英文两部分。英文部包括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历史、地理及《圣经》等课。全用英文课本，老师也大都是英美籍。由于是女校，教师中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分只有国文，本国史地三科。其初中部的教师主要是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高中部则以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居多。
重英文、轻国文是教会学校的一大特点，贵族化是其又一特点，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不是成为交际花就是买办或外交官太太。装束入时，社交频繁，英语极为流利。但她们国文根基很浅，有的学生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曾有人闹过把病假条写为“××因病故请假一天”之类的笑话。于此可见一斑。
所幸的是，在爱玲求学阶段，一位对新文学极感兴趣、文学修养极高的汪宏声先生担任了她的国文教师。汪宏声是浙江无锡人，1910年生，1930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1936年9月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他也是一位翻译家，在圣玛利亚女校任职期间，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科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小妇人》《小男儿》，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还以沈佩秋为笔名翻译王尔德的《沙乐美》、易卜生的《娜拉》、果戈理的《巡按》，收入钱公侠、谢炳文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张爱玲后来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44]
汪先生针对学生喜欢唱歌、看电影、学弹钢琴的特点，任教后的第一次作文，出了《学艺叙》《幕前人语》两个题目让学生选择。此外还允许自由命题。这对做惯了“说立志”“论知耻”之类老八股的学生来说，不啻吹来了一股奇异的清风。这些题目切近学生实际生活，她们有话可说，但也许因为要说的太多，再加上还不习惯随意取材写作，反而两节课下来写不出几百字了。
汪先生在审批作文时，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引起了他的注意。虽说有几个别字夹杂其间，但文笔潇洒，辞藻瑰丽，远远超出其他文卷之上。一阵喜悦之后，汪先生才想起看作者的名字，她就是张爱玲。此时汪先生上课不到两星期，跟学生对不上号。评讲作文时，他逐一点名领取作文本。这样他才认清了张爱玲，她坐在最后一排，穿着宽袖大袍（这是继母的旧衣），戴着有淡黄色镜架的眼镜走上来。汪先生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大大地夸奖了她一番，说全班只有张爱玲的作文才称得上一篇完整而好的文章，还当场朗读了起来。
然而张爱玲仍是板滞的神情。
她的文名渐渐地在校内传开了。同学们对她刮目相看，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以她为话题。大家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学才女，深深同情她家庭生活的不幸。对她的沉默慵懒，不交朋友，不好活动的内向性格也渐渐能够理解和接受了。虽然张爱玲曾说中学时代有许多不愉快，另一方面她又承认“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这主要是指她不必每天回家面对父亲和继母，也不必按生母的要求“淑女”下去，还包括她爱好写作的长处得到了发挥。
她的健忘也是出了名的，常常忘交作业。每当老师问她，她总是一句：“我忘了！”说的时候把双手一摊，一副可怜样，使老师毫无办法，不忍深责。上课时她最不爱听讲，手里的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是很用心地做笔记，其实是画画，画老师的速写像。老师也不太计较，因为她考试总得“A”或“甲”。
她不注意修饰，卧室零乱。这也难怪，她从小的日常起居都有仆人代劳，住校读书期间也不必操心衣食。每周三，家里就派人送来干净衣物和可口食品，周末有家里专车接送，所以她自理能力是较差的。但学校的规矩很严很细，每个学生的卧室都有放鞋的专柜，不穿的鞋不准放在床下，只能放入柜中。舍监检查时若发现不合规定的，就把鞋放到门前走道上示众。而示众次数最多的，是张爱玲的平跟旧皮鞋。一般学生若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好意思，颜若桃花。爱玲却不在乎，至多说声：“哎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了。”知姐莫如弟。张子静说：“对于不喜欢做的事，姊姊的确无精打采，能拖就拖。但是对于看小说、电影、图画、写作等等喜欢的事，她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全不需要别人叮咛提醒。至于卧室零乱，那也毫不足怪。我们一直有专门的保姆照顾，连一条手绢也没有折过，更不要说收拾房间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姊姊是一个专心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对于生活周遭的细屑琐事，她常常是视而不见的。”[45]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对世事人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对个人前途、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也开始有了判断思考的兴趣。张爱玲所追求的不是如何适应社会和面对人生的现实需要，而是人的精神价值。所以当别人为卧室零乱、忘了把鞋放入柜中的事深以为耻时，她是满不在乎的。这句“我忘了”成为圣校同学中的一句口头禅。若有人谈及爱玲的学生生活，必有同学夸张性地模仿说：“喔！爱玲‘我忘了’！”
因为汪先生的提倡和爱玲的示范性作文，同学们写作兴趣大增，自己命题作文渐渐多了，文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汪先生为鼓励大家学好国文的积极性，发起出版一种三十二开的小型刊物，刊名叫《国光》。爱玲是理想的编者，但她生性孤僻，不热心编务，只答应写稿。她一向认为在事务性活动方面自己是弱项，不善组织，又怕麻烦。她投的稿也不算太多，每每编者催索，她常常仍是“哎呀，我忘了”了之。
在《国光》上，她发表过小说《霸王别姬》，论文《论卡通画之前途》等文，皆受到交口称赞。她那华美的文笔给她带来荣誉，但也惹过麻烦。有一期《国光》上登过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是取笑两位男教师的：
其一
橙黄眼睛碧绿袍，
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
领颈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
嘘嘘莫闹喧。
笼袖当堂坐，
白眼望青天。
投稿者为张爱玲。虽然观察细致，描写风趣，但眼界不高，对师长欠恭。圣校的规矩是不允许这样对老师大不敬的。文章虽经汪先生点头通过，他的本意是通过这种调侃玩笑来调剂一下学校太严肃的气氛，不料引起轩然大波。第一首的讥笑对象某老师态度大方，一笑了之。第二位则愤然告发于校长。校长紧接着找汪先生及其他几位编辑者问话，并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向老师道歉；二、《国光》停刊；三、不许张爱玲毕业。汪先生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张第一个办法。那位老师事后也认为没有必要过分计较，以“算了”“算了”了事。
1937年抗战爆发，圣校从此不在沪西上课，改为大陆商场。兵荒马乱，一切持恒的工作失去了起码的条件和心境，《国光》也就停办了。第二年夏天，圣校借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也参加了，还是那副有点弱不禁风没有生气的样子。
汪先生一直记得这个才女。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她的文采，不仅是她“我忘了”的脾气，而且还有填在毕业年刊的调查表中关于“最恨”一栏张爱玲的回答：
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
校刊《风藻》为高三毕业班出一个专辑。其中有对全班三十五个同学的专题调查，名为“一碗什锦豆瓣汤”，“豆瓣”是对同学的爱称，每一个“豆瓣”都要填自己的“豆瓣性格”。张爱玲项下是：
她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最喜欢英王爱德华八世，两个答案都非常别致。
英王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他与离过婚的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恋爱，不仅使英国朝野大为震惊，其韵事还传遍世界。他取爱情而弃王位，1937年6月3日与巴西·沃利斯在巴黎结为伉俪，这事被誉为“20世纪最轰动的爱情”，“自耶稣复活节后最神奇的故事”。张爱玲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清楚说明她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憧憬。当时张爱玲的同学在‘最喜欢’这一栏内填写的，不外是‘白相’‘旅行’‘唱歌’。相比之下，张爱玲的回答就显得早熟和最富感情色彩。这或许与张爱玲父母离异，使她过早品尝到人生的悲凉有关。”[46]
这话除了表明她对女子命运的理解和对现代婚姻的怀疑态度，还多少有些才女自况的意味。她是有天才的，而且有了自我发展的意向。
张爱玲这个俏皮的回答几乎跟她的小说一样有名。当她面对这份问卷的时候，她心目中有一个现成的模样，那就是圣校的另一个才女，也姓张，叫如瑾。如果说爱玲懒散，随意，那么如瑾则是刻苦，谨严。她是校刊《风藻》的编辑，是写作和社团的积极参与者。她常找爱玲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她：“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两人时常争辩着。”张如瑾在校期间就写有一部题为“若馨”的长篇小说，汪先生十分欣赏，推荐给良友图书公司的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但后因战事，出版之事搁浅。如瑾自费印了几百册以分赠亲友。爱玲也得到一本赠书，她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校刊上。说“这是一个具有轻倩美丽风格的爱情故事”，“惟其平淡，才能够自然”。她希望作者多一些烘托暗示，以更有感染力。这里也透露出爱玲的审美趣味，她当时不喜欢小说是一个单纯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渲染铺陈，这在她初登文坛的小说中十分明显。
后来张如瑾结婚了，后来她淡忘了文学，不再写小说了。无论是婚姻本来如网把女性网在里面不再有自由天空，还是女性自视婚姻为网甘愿被它网住，爱玲对婚姻一开始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也许，有才如如瑾，有才如母亲黄逸梵，都给爱玲的生活以反面的提示。
在爱玲的眼里，才华是人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她比婚姻重要。她不愿自己像大多数女性那样为婚姻家庭而牺牲才华，折断奋飞的翅膀。所以她恨才女早婚，才女因婚姻而不才。
这一年，爱玲十七岁。
八、逃离父亲
黄逸梵坚持要爱玲进学校读书，但张廷重一直把子静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进行旧式教育。教他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朱先生，他亲切温和。如果爱玲在家，常常与她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姊姊从父亲书房里找到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姊姊看不懂，就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好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姊姊和我听了都大笑不止。姊姊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就是从那时开始的。”[47]当爱玲读高中后，张廷重才让子静进学校，他通过插班考试，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姐弟俩平时见面不多。有一次放假，看见长得又高又瘦穿着不干净衣服的弟弟租着一大堆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爱玲大吃一惊。家里人也告诉了她很多关于子静的劣迹，如逃学、忤逆、没志气的事，她感到很气愤。爱玲尤为难忘的是，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一点儿小事父亲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脸，眼泪直流。后母见状不解地笑她：“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并发誓要报仇。然而，正在她伤心的时候——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48]
这是一个比鲁迅的《风筝》还要令人寒冷的故事。长兄粗暴地折毁了弟弟的风筝，长大以后非常懊悔这种举动，主动向弟弟道歉。弟弟像听着旁人的故事一样，全然忘却了，毫无怨恨。无名主的心情，寒冷的悲哀……
虽然没有家的温暖，虽然过着住读生的生活，虽然中学时代是不甚快乐的，张爱玲却有着美妙的计划。家庭不和睦，常常是中学生不够快乐的主要因素。当人们想到和看到她常穿着继母的旧衣时，不仅她自己，就连旁人也是很愤然的吧。也许正因为这些反向的刺激，她对未来怀着海阔天空的希望之梦。她幻想毕业后出洋读大学，而且要读英国的名牌大学。她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她喜欢那种明丽的色彩，尽管母亲多次纠正说法国才是明丽的，英国却多雨，但她仍然改不了最初的印象。有一时期，她又对卡通画影片发生兴趣，要把中国画派的风格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49]
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国了。因为常常见不到她，因为女儿也体悟了母亲的苦衷，爱玲在生母面前不再有昵爱和娇情，而是一种敬爱与友情。她去母亲处住了两个星期，听母亲谈法国，谈海外，新奇而快乐。可一回到生父的家门，继母劈头盖脸地责问道：“怎么你走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爱玲答说她早告诉父亲了，没料到继母勃然大怒：“噢，对父亲说了！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说完一个耳光打在爱玲脸上，火辣辣地刺痛。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接住了。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一霎时很寂然，空气凝固了。[50]爱玲在客厅呆站着，木然地没有任何准备，脑海中一片真空。只见父亲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一把揪住爱玲的长发，恼羞成怒，拳足交加，边打边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的头被打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耳朵也震聋了。最后被打得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她的头发一阵乱踢，好不容易才被祖母留下的老用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拉开。
父亲上楼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恢复了记忆和知觉。艰难地立起身，走到浴室去照镜子，只见脸上有无数道红指印，遍体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她心潮起伏，充满了对父亲的仇恨，准备立刻去巡捕房报案。走到大门口，看门的警察拦住了她，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原来父亲预料她会逃走，早吩咐门房锁了门。她试着撒泼，对着门一阵乱叫乱踢，以期引起门外不远处岗警的注意，但枉费心力，毫不中用。她回到房中，父亲又炸了，顺手操起一只大花瓶向她砸过来，稍稍偏了一点，飞了一屋的碎片。他走了后，何干搂着她，两人痛哭了一番，用人担心她得罪了父亲会吃一辈子的苦。爱玲只是哭，把自己关在楼下的一个空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她被监禁，父亲还恶狠狠地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平时为了一只猫吵了他的瞌睡，为了爱玲教丫头唱歌影响了他休息，他都要大发雷霆。遇到这种事，他的反应就更厉害了。短短的数星期内张爱玲已自觉老了许多。
对这个家，她彻底绝望了。她决计逃走。《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九尾龟》中的种种出逃方式涌到她的脑海，但终不易化为行动。
祸不单行。爱玲此时得了严重的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时间，差点儿病死了。开头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他要把对爱玲生母的仇恨全部转移在爱玲身上，彻底绝情了。但何干见她病情日重，恐发生不测，背着孙用蕃把这事告诉了张廷重，并提醒说，如果不采取医疗措施，责任就大了。张廷重也不愿背上“恶父”坏名，就悄悄地背着继室给爱玲打了几针抗生素，爱玲的病情得到控制，在何干的悉心调养下，逐步恢复了。病中，爱玲整天躺在**，目送着清爽晴朗的秋阳，迎来淡青灰暗的冬日。朦胧地生在这栋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栋房子里吗？
不！从心底冒出一个坚强的声音。
她全力地听着大铁门的每一次开合，研究着巡警开门的规律，当她病体稍愈，能扶墙而立时，逃出去的欲望更强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尽快逃出去，脱离这苦海！
她筹划着，打听着，在隆冬的一个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了黑路上没有人，确实没有人，她开始行动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声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开了门，闪身而出，没有一点意外响声。
当真站在人行道口上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苦思了半年的逃离计划就这样轻而易举实现了。
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地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51]
这种死里逃生的喜悦使她简直要发疯！
她逃到生母的家，像做了一场噩梦，回忆不出完整的细节，流不出眼泪，很久才缓过气来。父亲的家不复存在了，这个女儿也不复存在了。他们只当她死了，从此再无丝毫牵连。
在逃出之前，生母曾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母亲的话是很实际的考虑。爱玲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自由，这个问题还是使她想了好久，反正有的是思想和时间。后来想，在父亲家，虽然满眼里钱进钱出，也不是她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记得她曾期期艾艾地用演说腔向父亲提出过留学的要求，父亲瞪大眼睛，大发**威，说爱玲是受了生母的挑拨。黄逸梵这次特地从国外赶回上海，就是为了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托人约张廷重谈女儿留学的问题，张廷重避而不见。不得已，才由爱玲提出来。不难想象，为了说服这个对自己态度时好时坏的父亲她费了多少心思。但父亲一口回绝了，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姊姊出国。姊姊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52]
但张廷重不愿掏钱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钱，而是张爱玲留学，走的是与黄逸梵相同的人生道路，令他十分反感。他要把对黄逸梵的仇恨发泄在张爱玲身上。后母更是骂骂咧咧，不堪入耳：“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里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一想到这些事，爱玲的态度更坚决了。她认为最要紧的是青春时代的学业不能耽误，这比穷是更可怕的。这样一想就立即决定了，因而出走时毫无付出代价的激昂慷慨之状。“这时代本不是罗曼蒂克的。”[53]
爱玲被软禁期间，何干曾偷偷地给爱玲的舅舅打电话通风报信。第二天舅舅和姑姑来为爱玲说情，并再次提到送爱玲留学的事。但张廷重老着脸，死不答应，继室也在一边冷言冷语。张茂渊见哥哥如此铁石心肠，不仁不义，十分愤激，最后闹得兄妹扭打起来。张茂渊受了伤，流了血，临走时她指着哥哥的面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可见张廷重搞得众叛亲离，妻子、妹妹、女儿都与他闹翻了。
何干因为通风报信，因为一直站在爱玲一边，张廷重很是不满，大骂了一顿并赶她回皖北老家去了。爱玲一生都忘不了出逃这一中国家庭中罕见的一幕。逃出后，她满脑子都是父亲后母、打架、流血、生病、逃离，于是把这些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她是用英文写的，并把它投到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大美晚报》（Evening-post）上。她的动机是要让父亲看到这篇文章，因为他一直订有这份报纸。编辑发表时，拟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意为“这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女孩的生活！”
这是怎样令人不堪的生活，少女张爱玲不幸成了这种生活的悲剧性主角。多亏她有主见，有心理承受力，终于逃离了这种生活。张子静早已知姐姐要出逃，但没给父亲通风报信，私下里他是赞同姐姐的选择的，他自己亦有这个念头。张爱玲逃到母亲那里去后，他也背着一双白球鞋要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黄逸梵当时不可能照管两个孩子，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了回去，让他伤心了好一阵子。
张爱玲在母亲家里潜心补习功课，要实现她的英国梦。母亲为她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以每小时5美元的价格为她补习数学。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设有考场，她一试就中，考了个远东地区第一名，1939年1月获得伦敦大学入学试及格的证书。眼见得就要到那“红的、蓝的”国土上去了，她有说不出的兴奋。但她生不逢时，当时中国在打仗，英国也在打仗，全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的较量正酣，难寻一片安心读书的净土。因为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宣战，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香港代为接收。她没有能去英国，而改入了香港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的航程。
临行的那天，上船的片刻，她仰着头望着天空。烈日当空，湛蓝如海，脚下的海水也是蓝如天色，上下一片明丽的蓝色，由她白色的旗袍点缀连接着。她仿佛是**裸地站在天之下地之上，受着未来之神的审视，一颗十七岁的心跳动着，比大海的波涛更澎湃汹涌，比海面的狂风更翻卷起伏。交织着自夸与自卑，惶惑与自信。人们常常称道十七岁是花季少女。但十七岁之于张爱玲就是一个劫，一个心灵的疤痕。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雷峰塔》里，每写到17岁，总笼罩着阴森森的死亡黑影。
爱玲从此无家。
显赫的贵族出身的张爱玲，虽然此时自视无家，但她的家族背景无论怎样也抹杀不掉的。它们静静地躺在了张爱玲的血液里。
现将张子静先生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所列的家族世系表抄录于此，以便读者有完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