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经说过：致富光荣——中国正尽全力贯彻实施。数千家出口外向型企业正在生产畅销名牌电视机、音响设备、运动服装和丝绸等产品。在位于北京的一家美国汽车公司与北京汽车厂的合资企业里，今年将有2.7万辆切诺基牌吉普车开下生产线。德国大众公司的企业将生产6.5万辆桑塔那牌轿车和1万辆捷达牌轿车。美国占第一位的体育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与中国6家鞋厂签订合同，生产占其总产量年产9000万双运动鞋的20%的生产任务，已经计划进一步增加这一份额。

列举在中国生产的世界名牌则是编辑一部工业《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吉利、皮尔·卡丹、西门子、三菱、日立、麦道等许多公司。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近8.4万家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注册登记，比去年登记注册的多4.7万家。出口额去年达到850亿美元，到1993年末将达到930亿美元，到2000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中国在1992年位列世界出口贸易第13位。工业生产去年增长21%，预计今年也能达到这个增长率。

工业“大跃进”令外界人士大为吃惊。推销商们却由衷地欣喜，因为工业增产带来工人收入稳定增加，购买力逐步提高。以深圳特区为例，官方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20美元。这一数字大大低估了这一地区实际收入水平。按照麦金西公司的咨询专家统计，人均年收入甚至高达2500美元。

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复杂的而且有潜在麻烦的现实。北京目前正大力发展的经济，某种程度上借助国外援助，实质上是个混合体。它的上层是相对高效的轻工业促进出口快速增长，轻工业发展利用了廉价的半技术劳动力，利用了台湾60年代模式放大应用到大陆的经济规模。下层则是沉重的国营能源和重工业行业，这部分与苏联的经济核心相同。中国约有1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事钢铁、机器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品的生产。尽管随着自由市场的引入，国有企业生产仍占工业总产值的55%，占城镇职工总人数1.48亿的70%。国有企业为1.06亿职工提供社会福利——终身工作的“铁饭碗”，福利住房，职工子女免费教育，足够多的退休金，公费医疗制度等。在北京的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这些企业就是微型化社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补充：“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把这些国有企业转变成为能在自由市场中独立生存的企业，的确是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强劲的挑战。他们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这还不是目前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如果中国要实现既定目标，还必须同时要改善落后并税赋过重的交通和通信系统、吃不饱的能源工业和刚诞生不久的资本市场。尽管早在1978年北京就已经宣布过此项任务，但直到现在才开始顾及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问题。

外国投资商仅去年一年即向大陆投入高达110亿美元。他们有意避开国有企业，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副产品之一是赤字：国有企业1992年共得到补贴78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年度赤字仅为41亿美元。像他们曾经汲取灵感（设计蓝图和资本设备）的苏联的工厂一样，大陆的国有工业千疮百孔，人员冗余10%以上，生产的劣质产品无人问津。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还不如关闭后重新另建新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近来更加大力度，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争取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而关贸总协定禁止多种补贴。1986年北京通过一项开天辟地的《国有企业破产法》，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现在经邓小平的督促，《破产法》再次实施。1992年前10个月，346家企业宣布破产，其中104家国有企业。140万城镇职工因此失业。11月，重庆针织总厂欠债1400万美元宣布破产，2900名职工失业。在过去，这些职工会自动转到另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现在失业的工人或者进国有企业的服务性公司工作，或者发给一笔下岗遣散费。这种破产的社会影响是爆炸性的，如去年，天津国营海鸥手表厂解雇2500名职工，占职工总人数一半，产生了很多不安定因素。

政府这样做的初衷通过首钢较好地体现出来。首都钢铁公司，位于北京西郊，曾经是中国的主要钢铁企业，年钢铁产量570万吨，共有职工25万人，属于赢利企业。

在政策调整中，首钢经批准享有不经过国家外贸公司的独立进出口经营权。首钢建立自己的企业银行，公司经理可不必上报政府批准，有权自行决定最高不超过35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更重要的是，公司可留用更高比例的利润分成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加上技术改造和各种先进奖励制度，公司去年收入增长35%，达到5.5亿美元。作为其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公司购买了美国洛杉矶的一家钢铁厂，将其拆卸之后运回中国。

然而，首钢只是少数成功者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影响到基础结构。如铁路建设已大大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每年平均新建铁路900公里，而到80年代又降到350公里。因此，去年总共有4000万吨货物运输严重延时。铁路交通虽然境遇不佳，但大多数企业还是选择铁路运输，避开因长期遭忽视而拥挤不堪的公路系统。

外国投资商最恼火的应属大多数落后的通信设施。北京和少数城市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直拨业务，但整个国家的通信现代化仍是一个梦，直到进入下世纪后仍将如此。到1992年底，全国电话装机总量为1900万部，平均每百人1.63部。相比之下，巴西平均每百人9.3部电话。

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灵活、反应快而且资金雄厚的资本市场。目前，工业资金投入是通过银行系统。国有企业，不论赢利或亏损，总享有优先权。中央银行没有自主权，不能控制资金供应。去年，尽管北京标榜推行市场经济，却向国有企业提供610亿美元银行贷款，比上一年增加20%；而私营企业的贷款要求都遭拒绝。虽然银行可以向外国公司提供如信用证、旅行支票类的简单服务，但是银行在这些企业的资金筹措上起的作用不大。

两年前，北京开辟了国库券市场，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去年证券包销商的投机行为几乎毁了它。包括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内的证券包销商承担价值70亿美元的国库券销售任务。他们认为价格会上涨，便把国库券自行买下，结果价格大跌，他们遭受重大损失。今年，政府重新采用老办法，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买下价值60亿美元的国债。

中国的两个股市，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建立，具有相当的先进性。股市资金总值达340亿美元，香港股市资金总值为1760亿美元。在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只有67家，最近又同意3家外国经纪人公司入市。外国投资者只能买无表决权的股票。由于中国的证监会不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深圳和上海股市都存在投机违规行为。分享内部消息，很少公布年报，会计原则不为人所知或故意不执行。例如，许多财产公告没有说明赢利，常用高估存货的办法掩盖亏损。两地股市交易量都相当大，但政府的争论推迟了证券法的制定，而外国投资者却十分需要它。

股市有助于吸纳大陆银行2,100亿美元存款的一部分。但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越过国内资金市场，到国外发行股票。总部位于百慕大的Brilliance汽车公司（中国）投资的辽宁微型面包车制造厂，现已在纽约股市挂牌上市。这只股票运行良好，它因进入新兴的市场被看好。北京希望得到香港的资金支持，已批准包括上海石油化工总公司在内的9家企业6月起在香港上市。经济率先发展的广东省，最近宣布将在欧洲证券市场发行1.5亿美元的5年期债券。

使国有资产转亏为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亏损企业卖给个人，条件是有人愿意买。去年6月，武汉第二印染厂被卖给香港的Hongtex发展公司。这是国内第一例国营公司出售给外国企业。虽然这个工厂一年亏损500万美元，但新主人很快就扭亏为盈，主要办法是解雇原有1920职工中的1146人。其中数百下岗工人进入工厂新建立的附属宾馆或商店工作，但其余工人只得到短期临时性工作。

应用同样政策，吉林省计划把200家小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四川省有16家国有企业在拍卖。这类出售事项可能继续数十年，而不是三五年即可完成。政府官员强调，私有化的举措只不过是“试点”。但是如果中国要达到工业发展目标，这项试点必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