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一切顺利，本年度最值得猎取镜头的机会，将是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于5月在北京会晤的时刻。然而这个时刻将不仅是一个猎取镜头的好机会而已，这次高峰会议也将是美国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来所享有的重要优势正式告终:过去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及莫斯科双边的领袖进行会谈，而中苏之间不但缺乏高层对话,事实上连低级别的接触也付之阙如。

得以与中苏双方进行会谈，而中苏双方却无法进行严肃对话，的确是美国在外交上的重大优势。有时华府官员极望能仰仗“中国牌”的优势，但中共方面却机敏灵活，对于事态的发展，掌握得很有分寸。1978年，卡特总统与北京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建立在长期的而非个人的基础之上。

这项前美国总统里的“尼克松与卡特政策”，至少带来了3项重要后果。首先，这项政策使中共开始发展与其他太平洋边缘国家的建设性互动，因而导致中共长期以来被视为是该地区之不稳定危险因素的情势为之告终；第二，因当年未从越战中光荣撤退而受到负面影响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出人意料地大为提高；最后，中国、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新关系，使苏联在这一地区遭到外交上的挫败。

尽管如此，美国对其所拥有的“三大国对话专利权”即将丧失一事，应仍无可惧。中共及美国的关系目前稳健地建立于互惠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不可能因举行高峰会议，即在意识形态上重归统合，抑或是再度联手。戈尔巴乔夫及邓小平有能力可以大幅度地纾解亚洲的紧张情势。两项过去的包袱，应是他们此次会谈的最重要的议题，而在这两件事情中，美国均可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柬埔寨是邓小平及戈尔巴乔夫可对和平有新贡献的关键性层面。自越南从10年前入侵柬埔寨，将红色高棉逼入泰柬边界的四面受敌之境以来，柬埔寨即生活在外来影响力的阴影之中；它们不再需要因波尔布特及其党羽的威胁而惊惧，但这个国家却仍遭到外国的占领，边界的战事也持续未歇。

热烈的外交活动目前至少在6个以上的国家展开。等待在另一个戏剧舞台的中央扮演主角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尽管行径善变无常，西哈努克仍一直能向他的人民与世界昭示，他就是他的民族国家的化身。而他对于任何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形式，都不可或缺。

柬埔寨问题要中苏共同支持，这一切都令人鼓舞。但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莫斯科及北京两方的支持。若莫斯科及北京能协议运用它们的影响力，迫使双方与西哈努克谈条件，则柬埔寨问题便有可能解决。

在卡特及里根统治下的美国政策，美国恢复了在亚洲的影响力；并且在亚洲的三大玩家——中国、日本、苏联之间，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权力平衡关系。若戈尔巴乔夫真心期望苏联能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奇迹”，他应接受这种权力平衡，以及美国海军在这里的驻防。

在邓小平的改革仍在进行的路上，而戈尔巴乔夫又深为国内问题所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决定所能维系的持久性，的确并不稳定。但就外交政策而言，这两人仍能以最高的权威性对话。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不仅是可以正式终止长期以来的敌意，同时也能对和平带来重大贡献。也许要开始欢呼亚洲的新纪元已经来临，仍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