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农民纷纷拥进大城市和农村工厂，形成了历史上另一次非常庞大的人口迁移。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大陆农民现在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和乡村工业单位。这一人口移动正在改变中国大陆的面貌，令它看来更加都市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也为这个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以“一穷二白”的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带来了诸如犯罪和人口拥挤等种种都市问题。

上海以西大约130公里的江苏省一个村，象征了今天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变化。这个一度毫无生气的穷乡僻壤从1981年至今，居民的每年收入已增加了4倍以上，达到相当于230美元。很多人盖了新房子，大多数都有自行车和电风扇。至少1/3的家庭有电视机，有10户特别富有的人家还有洗衣机。该村村长说：“我们之所以有进步，是因为政策正确和努力工作。”

这个村的村民以前几乎全都务农。但是现在不论哪一天早上，我们只能见到很少的几十个农民俯身在村中1500公顷的稻田中劳作，或者在那31公顷的桑田上收集蚕茧。其余1460名村民则分别在两家集体所有的缫丝工厂中劳动，或者在3家私资企业——一家印刷厂、一家木材厂和一家印刷线路板工厂中劳动。还有少数人则受雇于一些副业，例如养蚕或养鸡养鸭。村长说：“过去我们没有工业，大家都吃耕田的大锅饭。”

中国大陆人民以往大多数以务农为生，收入仅足糊口。现在农民虽然仍占多数，但是数目正在迅速减少。自从1978年后期在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政策下引进市场激励以来，生产力急剧提高，中国大陆3.5亿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1/3无须从事农耕。在已脱离农田的数以百万计人中，大约有80%已被吸收到商贩行业、服务行业和地方企业，例如贩卖超产的农作物以及开煤矿和制造乒乓球之类的企业。其余的则涌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去找报酬较低的活儿干，例如做临时工、小贩、厨师或者保姆。

根据中共人口普查，1982年只有大约20%的人口在城镇居住。4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37%。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即使人口不到5000的村镇，由于吸收了剩余的农村劳动力，预料其人口也将增加一倍。研究中国农民生活达40年之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费孝通说：“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由于我们正在减少农民所占的百分比，将他们改变为现代工人，因此真正的变化将会来临。”

政府希望避免随着人口重大变动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琴恩·普莱比拉说：“他们不想出现像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计划工作的重心是一项双管齐下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城市人口扩张和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

中国大陆人口转移的动力是邓小平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准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所定的数额之后，将所能生产的一切多余产品在公开市场中出售。土地虽然仍被视作公有财产，但农民将土地使用权私自转让已有10余年之久，而且这种做法亦为政府所默许。这样，愿意耕种的人便有了较多的耕地，对其他行业有兴趣的人则可转营新的工作。结果，农业生产自1979年以来每年跃增6%至8%。

城市工资平均比农村多一倍，农民就是受到这样的工资引诱前往城市地区。不过，在小城镇中如果想找到工作、获得居住权和领到粮票，还是需要取得户籍。

在政府较为宽容的新政策下，许多人都获得一年或两年期的城市暂住证，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余的蔬菜，采购供作转售的货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从事工作。这类人加上过境的人和进城工作的人，构成了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的所谓流动人口。

人口不断流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以上海为例，为数估计达26万建筑工人的涌入，有助于它完成庞大的建屋计划。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拥挤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决不了的交通挤塞难题。一个公安局的警察说：“我们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时刻，只有繁忙时刻。”

更令人担心的是移居者对政府造成的重大财政压力。中共虽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对人民提供差不多从生到死的照顾。在北京，为解决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粮食、水电、教育、医药和交通方面的费用，政府即须负担约10723美元。犯罪和失业越来越普遍。1987年秋天，北京一个区的警方在一次扫**与外地移民者有关的投机倒把活动后，逮捕了300名流动小贩，另处以罚款者2377名，驱逐出境者2989名。

为减低中共所谓“都市病”的不良影响，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励乡村和中小型城镇发展工业。到今天，已有大约7000万人在1000万中小企业工作。许多这类工厂的员工只不过一二十人，他们制造的消费品、简单纺织品、砖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几乎占中国大陆总产量的20%。这种改变，已经建立了一个茁壮成长中的工业与服务性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