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名中国诗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乐黛云在和丈夫从北京一座公园回家的途中，被一场春天的暴雨淋得浑身湿透。就在雷声电光之中，乐黛云灵感突发，写下一首歌颂暴风雨的诗，“无论多么强劲，无论多么雄猛，”她后来回忆道，暴风雨“都会将人们从日常事务中唤醒，将他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意识层次；它会清洗和更新一切事物，甚至我自己的心灵，我的灵魂，我的意志”。

乐黛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暴风雨。第二年，因为有人说她有“右倾主义”倾向，她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多年以后，为了避免在始于1966年的“**”中遭受进一步迫害，她烧毁了自己的《致暴风雨》。尽管她记不清诗里的原话，但是她用这首诗的名字作为她的自传的题目。《致暴风雨》是乐黛云狂热的革命信仰和那些宣传革命的人对她的残酷迫害的一曲挽歌，尽管这曲挽歌有时显得很天真。

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中国南方广东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7岁时，她考进著名的北京大学，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左翼活动的温床；在那里，她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团。1949年人民解放军赶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进入北京不久，乐黛云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模范党员，很快就因为她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奖励：1950年，为了纪念1919年反对外国干预中国事务的“五四运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庆祝活动，乐黛云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庆典。后来，她又作为世界学生大会的代表去了布拉格。她最终成了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师。她相信，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官员，她是有影响力的；作为一名教师，她是受人欢迎的。

因此，1958年，当她被打成“右派”时，乐黛云大吃一惊。乐黛云犯的错误不过是计划创办一本文学杂志，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她被派到北京以西30里的斋堂公社，通过体力劳动去除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想法。

在她的自传里面，乐黛云试图通过回忆总结教训，流放期间的严酷场景仍然在书中保留下来：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被迫就如何杀猪发表讲话；将他们本来作为宠物来养的一只蟋蟀吃掉；饥饿的猪朝着一切可能的食物，包括人的粪便冲过去。从始至终，乐黛云总是拼命朝好的方面想，以支撑自己的信仰。可是，结果显示，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1960年，她的“右派”称号被取消了。乐黛云被允许返回北京大学，但是她只能从事研究工作和一些副科的教学，还一直受到别人的批评。“**”开始后，学校生活被打断了，乐黛云和其他名声不好的知识分子被人交给一把扫帚，让他们打扫校园。在她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嘲笑她，要求她高唱专门为“黑帮分子”创作的《狼歌》：“我对人民犯了罪/我是人民的敌人/我知道我的罪/我要被党改造。”

她的家人的命运继续恶化。乐黛云16岁的女儿被迫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了北方黑龙江省的一个军垦农场。她12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可是，1971年，红卫兵决定在江西省仿照北京大学开办一所供农民上学的大学时，他不得不陪着父母前去。乐黛云的丈夫对自己作为一名哲学教授的前途感到担忧，于是开始为“四人帮”写宣传小册子——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给家庭没有带来好处。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的卡罗琳·魏克曼将上面的回忆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使得乐黛云能够喋喋不休地讲述意识形态术语和她写过的诗，并将这些变成微妙而又亲切的段落——由于忧虑使奶水发酸而不能喂儿子吃奶，对于流产的负疚感，对女儿的初恋又甜又涩的回忆。

乐黛云的生活是被放在20世纪中国吵闹的年轻人中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致暴风雨》不仅仅是一名妇女成年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