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颁布“对外开放”政策以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时，他曾严肃地告诫人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千真万确。在北京，长腿美女正缓缓地走在平展的T形台上展示最新的皮尔·卡丹时装。不远的地方，衣着考究的游客来到法国著名餐厅马克西姆在北京开的新分店用餐。即使是在郊外的空地上，一身牛仔服打扮的年轻人在现在已随处可见的盒式录音机的伴奏下疯狂劲舞。私营企业也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由。在过去的数月里，政府当局一直在发动一场旨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战役，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包括了从资本主义国家进来的各种东西，从色情刊物到存在主义思想。中宣部长邓力群认为，精神污染包括“**、粗俗或反动材料，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低级趣味，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放纵”，还包括“与国家社会制度背道而驰的”言论。

许多文化上的治理行为的最先的迹象通常是非常敏感的。同时，西方精神污染造成的损害也同样是隐晦的：北京的一位售货员从香港商人那里获得了2本色情手册，于是他精选并重新印制了7000多幅有利可图的图片；在福建省，一个生产公社用公共资金购买了12盘录影带和16盘黄色录像带，然后向每一位观看者收取5美元（相当于一个城市工人4天的工资）。

但是，西方的影响很明显不仅仅限于下流影片和时装。11月，事态变得严重了。《人民日报》的主编胡绩伟辞职，该报的三位副主编之一王若水被撤职。他们明显的责任是：在8个月以前允许发表一篇宣扬“异化”概念的文章，这个词曾被卡尔·马克思用来指腐朽的资本主义。

有意味的是，今年年初，实验派的非正统戏剧还是被允许频繁演出。戏剧家高行健的《公共汽车站》表现的是8人等待一辆永远没有抵达的公共汽车的故事。这个戏剧中明显地缺少了传统中国戏剧的所有要素：情节、寓意和说教。与此同时，人们还争相前往观看由阿瑟米·勒在北京享有盛名的首都剧院自编自导的《推销员之死》。观众们对戏剧中主角资本主义商人威廉·洛曼表现出满怀的同情，许多人在离开剧院时都热泪盈眶。

11月初，《人民日报》谴责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消极思想”，并指出“有些人走得太远，想把社会主义制度带向异化”。

尽管发动了这次运动，拥有4000万党员的共产党已经非常注意避免让人们回想起刚刚结疤的那些历史伤痕。官方的一篇社论称：“我们禁止使用以前那种运动或是斗争方式。我们必须采用文明的方法去纠正不文明的行为。”与此同时，政府对“资产阶级”颓废发起的这场新运动鬼使神差般地正好与官方为期一个月的清除左倾分子和其他文革残余的运动同时发生，甚至是重叠。

这场反击精神污染的运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或是要持续多长时间，没有人能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