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才差一点就长我十岁,我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大约十五年,该怎么称他待他,上帝安排好的这两个数字已给定下多半了。有一年,大约是十五年前,有个朋友同我论起中才。我说若把军旅作家按婉约派与豪放派分一分的话,中才该笄作婉约派里的。我丝毫没把婉约当贬义词,我这样说时心里的参照人物是李清照、李商隐、柳永这些古人和徐怀中、胡石言这样的当代军旅作家们。以后中才发表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三角梅》、《最后的堑壕》等名篇更加深了我的这种看法。和那朋友这样背后论说他的时候,他已是我的领导(当然也是我的文学老大哥)了。后来他从我那朋友嘴里听到了我的婉约说法,再后来我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他论及豪放与婉约。他说,婉约没什么不好的,婉约在某种程度上比豪放更有力量,比如父亲和母亲,常常是母亲更给人以力量,还有王昭君、西施比之于花木兰和穆桂英……(大约是这意思)。他这意思我是认同的。我觉得军旅文人能有点婉约气质,是文武的统一,挺难得的。这是当年我下意识对中才文章流露出的看法,其实也包括了对他性格的看法。别看他身材高大魁梧,一个山东大汉形象,要我看他最大的力量在于多少带点母性的宽容、爱心、热情和乐善好施方面。这不需我鸡毛蒜皮细细道来,一大群文学朋友已有口碑立在那儿了。中才的许多朋友其实也是因此而赢得的。他家里事实上已成了他这种性格所吸纳的许多朋友们的倶乐部了。当然,他的朋友多,绝不单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而是性格与文才的结合。十多年前我随他去大西北的新疆和甘肃采访,戈壁沙漠的晚上闲极无聊,我们做起了编谜语游戏。记得我编了个——乾隆皇帝——打一当代作家名,让大家猜。没人猜着。我只好自己揭底说是王中才——乾隆是王中最有才华者。中才评说,他只是中等之才,因得了王姓,作为谐音谜语,算尚可吧。
可我却真是认为中才的文才令我眼热。我文章中缺的就是被称为采的那一份才。那次大西北之行,我虽然也写出了《“九号半”记》等几篇还可以的特写,但远不如他数十篇散文诗有文采。我们共同经历的一点点小事,我没当回事,到他笔下不成散文则成散文诗了,很优美。而我非得许多特别感动人的材料才能弄成一篇。导弹发射塔上飞起一只小鸟,我还没在意,他已联想成一只鸽子啦。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导弹核武器上飞起一只和平鸽,立即成了他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文诗。茫茫戈壁,火车行驶几个钟头不见一点色彩,忽然一片红土出现,我只是新奇地睁了睁眼皮完事了,他竟写出一篇《血沙》散文诗。1988年他带沈阳军区创作室一行中青年作家骑肉行车沿黑龙江采访四十余天,翻山越岗,风吹日晒,早行夜宿,经过大小兴安岭及沿江的许多哨所和村落,我锻炼体能开阔眼界之外只记了一点日记,至今没写出半篇文章,而中才半年后就向出版社交了一本散文书稿《黑色旅程》。
中才究竟是中才还是大才,我妄加评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反正他是个有才爱才却不爱财的人。他是大学生入伍,这在六十年代是不多的,因而他很早就给军首长当过秘书。若对当官感兴趣的话,怕也不是个中小之官了,他偏偏把自己的才华完全献给了文学。在军里当业余作者,到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当到快要成了管编辑的官儿时,他乂赶紧逃离编辑部,逃离北京到沈阳军区当专业作家了。当时沈阳军区养专业创作人员的单位还叫创作组,让他当该组的副组长,也就是自己写作之外再为我们十多个作家画家们服点务。有一次赶上创作组重新定编制的时候,我向他建议说,人家南京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都叫创作室,咱们堂堂的盛京(沈阳)大军区为什么叫创作组?趁重新定编重新下令这机会,也改成创作室得了!中才说叫什么无所谓,再说我去争这个好像我嫌副组长官小,非要当副主任似的。我说你不嫌官小,我们跟你个副组长下部队,人家总以为你跟团里放电影的电影组副组长一般大,我们跟放映员差不多呢。咱们只正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终是不肯去正这个名。我说你不去正我去正,反正我个创作员不会担什么想当主任的干系。我就在要行文下令的前一天找到部长去理论,真就正过来了。所以中才说,我这个创作室主任的名是兆林正过来的。从此,业余作者们和机关同志才开始由王组长改叫王主任。
我们创作室的人是没谁叫他王主任的,不管老少,连庞天舒这样小他二十四五岁的也中才中才地叫,他听着很舒服,愉愉快快地答应。创作室以外的人,他看谁有点文才,也是非常愿意人家叫他中才的,若是并无一点文才也想混热闹图个虚名的叫他中才,他就不一定答应了。可见他因了爱才,就不讲身份了。即使创作室谁和他闹了矛盾吵了嘴,也只是声音变厉害了说:“中才这你不对……”而不可能说王主任你怎么怎么的。中才的爱才还体现在,哪个能写点像样东西的人求他办点什么事儿,他是不遗余力的。
中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缺个既能写乂能管的主官社长,又想让他回北京去,他仍然选择了写作这个差事终生在沈阳干下去了。
说他不爱财,也体现在他的那点儿钱财多被有点才的朋友们喝酒用了。
他在喝酒方面是不婉约的,不用劝,主动喝,即使不想喝时也好劝。有时先说不喝了今天肯定不喝了,人家一劝,又喝了,而且喝着喝着便主动起来,反过来又劝别人喝。有的酒他是为个人喝的,有的酒是为朋友喝的,有的是为他任职的集体喝的。一九八九年,他带我们沈阳军区作家到南方与南京军区作家进行访问交流,结束时,他代表沈阳军区喝了太多的酒,竟在灯火辉煌的宴会大厅一失足以头撞地,像座山似的沉重倒地声我至今在耳。那种喝酒我认为是献身精神,我在老山前线,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都曾深深体会到,为集体去拼酒真不比战场打仗轻松。那次他头破血流,我不忍心去玩乐了,陪他去医院治伤。那次的酒他绝对是为集体争光而喝的。沈阳怎么能被南京喝败呢!他一生总共喝了多少酒,没法计算了。不过我因他爱喝酒而得了几个好酒瓶子(我喝酒远不如他但爱收集酒瓶子),其中最好一个是他在广州喝空了带回沈阳又送给我的那麻袋状的鬼酒瓶子。那瓶里装着我们的友谊。
中国文人的优缺点在中才身上体现得都挺明显。琴、棋、书、画、酒、歌、舞等,他虽没全好,但不好的也用类似项目代替了。比如他不爱下棋,用爱玩牌顶了。他不好弹琴,用听音乐替了。没有缺点的文人能有吗?中才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他心太软,有时不善的人同他喝了酒求他帮个什么忙,他盛情难却也会帮的。这时天舒或中夙就会因之咬着牙对他说:“中才呀中才,你管闲事有瘾哪!”或者张正隆铁着脸说他:“这个中才呀,太……什么了……!”中才则会无可奈何说:“你看看,人家确实遇到了困难,这么诚心求到你了,你说我怎么好意思不帮一下?”因为他宽容,能纳下方方面面的人,又热情,又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他的缺点也没法不被认为他有缺点的人谅解了。他周围的一群文人就拿他当出气筒、泔水缸、挡箭牌,怨他、怪他、怒他,遇到麻烦事了还得靠他帮忙。大家毕竟拿他当老大哥领导。
作家们有些想法有时和上级领导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这是自然的。中才当着沈阳军区作家的头儿,在作家和上级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他组织做些上级指示的而作家们又不愿做的事儿了,会有人当他面说:“中才呀,你个宋江又被招安了!”说的当然也都嘻嘻哈哈,不可能认真做也不可能不做。中才也必定和颜悦色反驳说:“啊,我宋江!你李逵一下让大家看看!你怎么不出来李逵—下?”他就这么带领大家宋江不宋江李逵不李逵地往前走着。省作协有事叫他参加他也参加,全军作家们的公益事情请他出面他也出面,老、少、男、女朋友们有愁事、喜事,甚至婚事找他跑腿他也跑。这其中,究竟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种事该多做,哪种事该少做、或不做,没法说,也无需说。但不管说与不说,他给我和我的一大群同事及朋友们带来过许多话题和难得的记忆。
个人能给大家留下许多话题和记忆,那是难得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我的不少作品与他有关,不少经历也与他有关,当然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性影响性的有关。比如我出第一本集子他带我去请徐怀中老师作序,我第一次学跳舞他是导师,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开研讨会他出面张罗,我转不转业让他帮出主意,以及家庭有了麻烦事……等等,等等。这些有关的作品和有关的经历,有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及过,有的在我的文章中涉及过,但大多还都印在脑子里。一个人能与另二个人有过许多有关的事情,这是缘分,是不能忘,也忘不了的啊! 中才给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是,他心宽,所以体胖。他能容纳,所以朋友多。他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总是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