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看来，做错了事道个歉是软弱无能的表现，是窝囊废才肯干的事情，而在我看来，不会道歉的人才是弱者。不愿道歉的关键是个怕字，怕一道歉会失去威信等等。一个怕字在作祟，那不说明他是胆小的弱者是什么？我体会，做错了事勇于道歉，能贏得对方之心。即使对方素质不佳，谈不上有什么人心可以贏，那也可贏得公众之心。贏得人心是最重要的。而知道道歉是贏得人心的最有力办法。也许有人说赢得人心何用？人嘛，活在人群之中，不得人心，那实在是没意思了。

拿我自己经历过的事为例，也许更有说服力。十年前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那里集中的是一群当时全国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大家推举我做这个作家班的学委会副主任。当时我们这帮学员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到四十岁之间，在这样一帮人中负点责任也是挺有面子的。那时我又穿着校官服，做什么事模范带头作用还不错，所以我的话同学们一般都挺当回事。

有一回，我把我的暑假实习作业（一部中篇小说稿）交给某刊编辑部了，他们看后决定重点推出，并要同期加评论文章。编辑部叫我自己找个最理解我作品的人来写评论文章。当时我正忙别的事儿，听说另一位同学有事要去编辑部，我托付他见到责任编辑后将我的稿子带回。他是我的战友，当时我们作家班一共五个军人，同学们戏称“五朵金花”，我们开玩笑说是五位解放军叔叔。我们俩都是解放军叔叔了，相互更没什么隔膜，我托付他时说得就比较随便：“一定别忘了带回，下周就发稿了，忘了就来不及了。”我嘱咐他的是带回。因为责任编辑也是老熟人，资历比我老，而且当时正因别人的传话误解我获了两次奖后看不起责编了。如果这次说得不好会让他更加误解，可是这位战友回来后我管他要稿子，他说没看见那位责编，但留了条子说我叫他们快点把稿子送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他却偏偏这样说了。我一气竟连说，你老伙计用心不良！用心不良！当时一伙同学正在场聊天，我当他们的面说完出气的话就干别的事儿走了。等我回来时听这战友正当同学的面骂什么呢，到跟前一听原来是在骂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权力让我这样那样？都是一样的作者，半斤八两谁不知谁呀！”我本想战友嘛，没什么隔膜，怎么想就怎么说了，没想到对他刺激竟那么重。震惊之后马上意识到自己话说过分了，而且不该当众说得那么随意，是有点忘乎所以了。于是我当即上前道歉：“我错了，请大家作证，我正式向你道歉！”他更加大声地骂：“我不用你道歉，你算干什么吃的，你有什么权力让我这样那样！”我说：“我错了，我是没权力叫你咋样，寻思咱不是战友嘛！”他骂：“谁跟你是战友？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我又说我确实错了，他还是不听，同学把我推回宿舍。

过了一会儿，那战友还在时断时续骂，我又出来向他道歉，他仍是那些不接受我道歉的话，但声调低多了，软多了。

那一宿我没睡好，想了好多。我们确实是没什么隔膜的战友，经常互相开玩笑，在玩笑当中体现着友谊。有次我们集体上街，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他忽然对我说：“上次xx婚礼钱你还没交呢！”他指的是我们作家班一个同志结婚，我们五个解放军叔叔每人出一份钱共同买一件礼物，由他先塾钱承办，然后分头将钱交他。我记得我已交过了。但我这人有时马虎，以前出过类似的事，所以有些犹豫说：“我记得好像交你了？”他说没交，肯定没交，我这记性没错。我想那就是我又马虎了，当场掏出钱来要交。他说算了，算了，中午也饿了，你就用这钱请我们吃中午饭吧。我说那也是你请我们哪。他说别计较那么清楚了，反正用这笔钱吃。我们几个就一同进了饭馆。点菜时我还故意多点，不让他把这笔钱省下一点儿。我们几个吃得非常愉快，回校后他才告诉我们，那钱我确实交过了，等于捉弄我请了次客。我也想法捉弄他。有次我们作家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搞联欢，有个女文学爱好者对他挺崇拜的，和他说了不少话。我们乘机恶作剧，制造了一封外国语学院女学生写给他的信，约他某天晚饭后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等她。他接信后真的如约在大门口等起来。那时正值深冬，路边积雪很厚，那晚又刮北风，他就那么虔诚地等着。我们假装路过问他干啥，他说等一个亲戚小孩。我们才开心地大笑着走开了。我们这一笑，他才猛然醒悟是上了当，打着喷嚏回到宿舍，一时成了笑柄。这样的友谊关系，却一下子因我过分的话破坏了，实在不该，实在可惜。我又进一步反思，我当了学委会副主任，大家尊重我，常了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说话好伤人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又到那战友屋里当其他同学面向他道歉，而且我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我认为我错了，我必须向你道歉。他虽然没说接受，却没再骂。以后我主动和他说话，涉及到他的事我格外关照几句，我们关系又逐渐正常了。有回一块去广州参加笔会，我俩的车票号正好是面对面。坐下来后他终于说：“你是好人！”我说：“我错了！”同学们都说：“别假谦虚了，兆林你确实是好人！”这件事使我认了道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