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房从没见过面也从没听说过的一个姨，千里迢迢从老家黑龙江到沈阳求我办个事。怕我不给办，也没打个招呼就把我七十多岁的岳父同路给搬来了。

这使我心里很不痛快。岳父也真是的，既不是亲姨，又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你这么大年纪了，折腾出个好歹谁负责？想是想，我还是二话没说，当天就把事给办了，剩下的就是陪他们喝酒聊聊家常。

老姨家住农村，岳父住县城，相隔也有百八十里路。老姨是那种半巫半仙没文化的劳动妇女，挺能干也挺能取巧同时也挺迷信的。几口酒下肚她就相相我和我爱人的面，号号脉，又神神叨叨发气功似地测巴了一阵子说，你们俩都有病啊，好像是头疼和心疼。今天是清明节，鬼节，你们没给爹妈和别的亲人烧纸吧？好像好几年没烧了。这不行，得烧啊，当多大官儿也不能忘了爹娘祖宗。总不烧纸还能不得病？

有头疼和心疼病及好多年没给父母等故去的亲人烧纸这两件事儿都叫老姨说着了，但我根本不相信这两者有什么联系，也根本不相信老姨能掐会算。城里人尤其当干部的有几个磕头烧纸的？倒是她的提醒和岳父的帮腔使我想起了故去的父母和其他亲人。离开故乡多年，生活越来越好了，渐渐忘却了和父母在一起的艰难日子，也渐渐忘记了父母和父母当年的教诲，变得人情世故越来越淡漠，甚至连家乡活着的亲人们也漠不关心，过着孤独寂寞不太与人往来的城里人的封闭日子，不求人也不愿帮人。

几杯酒勾起了许多乡情。借着酒劲儿，我说烧就烧吧。一点儿都不是相信九泉之下的亲人能收到钱什么的，就当开追悼会或向烈士墓献花圈那样，完全是为了提醒和教育自己。岳父和老姨见我真的同意了烧纸，竟受了莫大感动，说我是党员干部，亲自去烧纸叫同事看见不好，想叫我买来纸他们替我去烧。中国老百姓的心好蠃得，你只要真心实意和他一道办两件他们要办的事，威信马上就有了。烧纸这事我不能在长辈面前搞特殊化，就说给自己父母烧纸的事怎能由别人代？

我真的买了黄纸还有印着冥王府银行副行长关羽像的大面值阴曹纸钱及纸香，一一分好写了已故亲人的名字。岳父年纪太大我没让他下楼，只由老姨指点着到楼外选择地点去烧。

老姨领我到了大街上，她说烧纸必得在路口才行。

夜色下，大大小小的路口燃着无数纸火。那跳跳跃跃的无数火焰映着跪的蹲的无数烧者，也把我被酒兴刺激起的乡情撩拨得更加浓烈。我按老姨说的规矩也选了一处路口蹲下，将纸钱一一摆好。老姨认真地划定方位，又弄个小小的仪式，让我烧一份就叨念一下收钱人的名字，再磕个头。她说不叨念一下名字会被别人收去的。我仍不可能把老姨的话当真，不过受了她虔诚劲儿的感染，想起了小时候奶奶领我们上坟的情景，不免愈加激动。父母生前的样子和嘱咐过我的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他们真像站在我眼前了一样。我父母都很不幸，死得也都很早。他们生前受过亲友们许多帮助，但因无力回报而生出许多亏欠和遗憾。记得小时候不识字的母亲曾对我说，你长大了能当个队长就好了，咱家就也能帮别家办点事了。母亲说的队长其实指的不过是生产队的队长。我家住在一个镇上，亲友们大多是镇里蔬菜生产大队的社员。我家的许多闲难都是蔬菜队的社员尤其是队长帮助解决的，队长是我二舅，母亲的弟弟。母亲说的能当个队长就好了，就是期望我能出息得管点事，像二舅那样有能力帮大家做点事。父亲是教书先生，他没有说出当家庭妇女的母亲的话，他的嘱咐是一定要读好书，考大学，有出息。蔬菜社的人们生活都很富裕，但不重视读书，因而没出过什么像样的人物。父亲和母亲虽然说法不一样，但目的都是期望我能出息成个有用的人，不光自家有用，而是对大家也能有用。现在我在家乡人眼里算是出息成个人物了，不然怎么会千里迢迢搬了岳父来求我办事呢？现在我能办点事了，却越来越不愿替人办事了。想想小时候家里日子艰难求人的难处和得到人帮助时的感激之情，现在真是有点辜负了父母的教诲和期望，且不说党和国家的要求了。本来生活上比一般吃住都犯愁的老百姓已好得许多，但还总是发牢骚，不肯尽全力为大家做事，真是有点忘本有点对不起父母，要得病呢！ 面对烧给父母的纸钱这样一想，既悔又悟，还突发出一个奇想，这么多烧纸的有没有人想到给雷锋烧点呢？他可是没有亲人和后人了。他一生做了那么多好事，若烧纸的人里没一个想到给他烧的，那有多悲哀呀。

于是我把已划着了的火柴又吹熄了。我从那些分叠好了的纸钱里又分出一份，再用笔写上雷锋收，然后才一一烧了，并且一一叨念了请他们收钱的话，还给他磕了头。此仍无意恢复什么迷信礼仪，只是为了巩固一下自己的诚心而已。我还想，给雷锋磕头也是应该的，他六十年代去世时就二十二岁了，到现在已有七十多，也是长辈了。

老姨边烧边说我心眼好，还赞同说真是该给雷锋这样的好人烧烧纸了，来沈阳的火车上那些青年人就瞪两眼看我们这大岁数的人站了一路。

我没再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了，只是默默反思着自己。父母活着的时候盼我有出息，用古人的话诠释一下不就是期望我“生当为人杰”吗？为人杰而不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你这人杰有什么用呢？

清明节那夜的纸，我烧得十分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