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书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理论，按照通行的学术规则，它必须有较为详细的文献索引，夹在文中或者附在书后。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作者的理论态度诚实与否，严谨与否，其知识谱系是否清晰，其学术资源是否深厚，庶几可假一份文献索引而被读者们一斑窥豹。我的朋友小雁读理论，常常是开卷之后先翻翻书后的几页，再决定读不读。她曾经把一本关于村社制度的新书扔到床下去了，说一看索引就知道作者根本不了解近十年来有关村社制度的研究进展，这样的人也敢写书？

我的疑问是关于另一方面的：如果学术只需要这样的文献索引，如果作者与读者只满足于这样的索引，知识就可以从书本中产生了，就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合法旅行了，就是几百本书产生的一本书然后加入到几百本书中去再产生下一本书的可悲过程了——文献的自我繁殖，在我看来无异于知识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杀。

知识是实践的总结，甚至是对实践的另一种表述，故知与行形二而实一，不事稼穑不为知稼穑，不务商贾不为知商贾，不行道义的高谈阔论不为知道义。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纷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作者的体会可以正确，也可以不正确，这不要紧，但至少不能是纸上的学舌。

因此，我愿意在本书后面附上这样的索引，算是对读者交代一下产品的产地、原料来源以及基本的配方——尽管很多人对此会耸耸肩不以为然：· 作者1966年至1968年参加红卫兵投入文化革命，目睹过父亲所在单位以及自己所在中学的运动，目睹过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诸多表现，跟随高龄学生参与过校内外一些事件，包括参加全国大串联和在武斗中受枪伤。书中对文化革命的一些思考来源于此。

· 作者1968年至1974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从事各种农业劳动，组织过农民夜校和对官僚滥权现象的斗争，接触过知青中不同的一些圈子，包括当时一些有异端色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实验。书中对农民和知青的观察和理解，大多来源于此。

· 作者1974年以后重新进入城市，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从事过文化工作，与部分作家、批评家、记者、教师、理论家有所接触，经历过知识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思想解冻及其各种风波，也经历过九十年代出现的激烈思想分化，包括有关“人文精神”的争论以及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书中对冷战结束以后现实变化的感受，还有对理性偏执性的反省，大多以此为据。

· 作者在大学时代参加过知识界的民间社团，参加过学潮；重新走向社会以后参加过一些与文化有关的商业活动，接触到一些下海从商的知青朋友；主持过两个机构的管理工作，曾经以“作家深入生活”的名义，接受过某林业局和某市领导机关那里的短期兼职，后来回乡下阶段性定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复杂情形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和介入。书中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看法，对社会巨变时期朋友们人生际遇的感慨，与这些经历不无联系。

· 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零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作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作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个案性材料。

以上索引，如果不能有助于读者接受这本书的看法，不能有助于读者与作者共同面对具象这一片迷乱的符号领域，面对我们能够感受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的生活，但起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到笔者失误的经验局限。我期待批评，期待着跟上他人更广阔和更坚实的实践，只是不会关注那些书袋子和纸篓子式的批评，读不出多少人味的批评——哪怕它们附有吓人的文献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