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出差的路线折了一下，腾出一天时间去太平墟，爬上横冲子后面的大岭，看看我们当年开垦出来的五千亩茶园，有一股兴冲冲的劲头。我到了那里有些失望，发现房子多了几幢，但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迹。当年的满目青翠已经遭到肢解和蚕食。溪北的茶园已经荒芜，淹没在草丛里，高过头的芭茅早把小道封死，只有两只野鼠钻来钻去。另一片茶园则变成了一个砖厂的取土场，大片残破和**的红土十分刺目。

我没有见到什么熟人。一个放牛的老汉告诉我，这里早就不叫“青年茶场”了，改名什么公司了，眼下由一个姓周的老板承包，每年交给乡政府四万元。

我不大相信这个数字。老汉认真地说，是四万元，茶叶销路不好，再说现在茶树也少了，四周的老百姓闹地权纠纷，要回去了两千亩，大多数分掉了，也荒了；加上退耕还林，办砖厂，开公路等等，又废掉了不少；等来年这批老茶树砍掉，能剩个七、八百亩也就不错啦。

他以为我是茶叶贩子，说老板今天不在，下山给亲家吊香去了。

我有些难受，什么话也没说，在大片**的红土上信步走着，踢得一个土块飞出去孤零零地响。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扎在这里的垦荒营地，想起当年这里的人字型茅草工棚，想起每天深夜里嚓嚓嚓的一片声浪——是我们在石头上磨着锄头和柴刀，以便第二天斩草刨根时能有利刃。我在红土上走着想起当年我们每个夜晚还在这里砍削钯头把子或者扁担，因为一天下来总要被我们撬断或者挑断好几根，任何木头都要被肉体摧残。我在红土上走着还想起我们曾披星戴月把炸药、粮食、干菜乃至猪娃扛上山来，挑子还没停稳就滚倒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出粗气，而队长一个劲催促我们起身，说不能歇，说有月光好走路，得抢在月落之前赶到齐家嘴，不然的话今天夜里就困在山里。我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在红土上走着想起那一个月光丰富的冬天，还有那一个雨水连绵的春天，男人们都凿秃了十几把钢钎，挖秃了几把钯头，磨得手掌上全是铁硬的茧子。我们当时已经感觉不到什么叫累，因为手脚已经不属于自己，掌钎的手掌震裂了虎口，流出红红的血，都不会有任何痛感。口舌也不属于自己，咕嘟嘟喝下大碗谷酒，就像平时喝凉水一样没有滋味。我们是一大堆人体器官的各行其是，没有神经的联结，因此可以一边睡觉一边走路，一边挖土一边让山蚂蟥叮血，可以在吃完饭以后才发现脚趾甲已被踢翻，血不知什么时候流出又什么时候凝固。我们甚至没有性别，累得成了一截截木头，一个个阉人。大雪骤降的那个夜里，有三个工棚被风雪掀掉，而几个家里贫寒的农民没有棉被，仅靠蓑衣和茅草遮身，我们把四床被子借给了他们，自己却在柴草堆里和衣而眠。我们醒来的时候，发现火堆不知何时早已熄灭，发现小雁和小青她们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她们也贴挤在我们身边。我感觉到被子那一头的小青把我的脚搂住，当然是怕我的脚冻着。在另一个夜晚，我醒来时还发现小雁的头发正顶着我的下巴，还有吱吱嘎嘎的磨牙声，有含含糊糊地嘟哝：“抱紧我，抱紧我，怎么睡了这么久还睡不热呢？……”

我抱紧了她，其实不知道抱没抱紧就已经重新入睡，直到醒来时已发现她已经起床，在火堆前烘烤着我们大家的衣，熬出浓浓的姜汤味。

她们现在都是人家的女人。

小雁后来在美国遇到我，翻了翻我的一本小说，“你们这些作家很讨厌，什么都往文章里写。我得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希望你永远不要写。”

“什么事？”

“你知道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件事，当然会照她说的办。其实我从来也没打算写出她说的那件事。我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像雪娃娃一遇太阳就要变得丑陋。

我也没有把山上残破和**的红土告诉她，没有打算把这次扫兴的回访告诉任何老朋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当年那三百多人历时两个冬春的垦荒没有什么成果，当年的血汗差不多是白流——怎么谈得上当年夸口的“改天换地重整河山”？怎么谈得上当年宣誓的“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充其量就是解放了一个承包商吧？还有四万元承包款，算是对国家贡献的全部，你说得出口？还不如老木那堆肥肉炒楼盘一天的进项，不如他一个哈欠下来捐赠灾区的一个零头。他一听到这事还不笑死？

我得守口如瓶。

听吧战斗号角发出警报

穿上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程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告别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这些歌还在记忆里，歌声中的很多人和事还在记忆里。越过漫长的岁月，这些记忆在当今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下，只能换算成渺小的一个数目，换算成四万元——我们无法找到别的换算，只能有这种换算，这种当下太多人所公认的换算。这足以使记忆蒙羞，使记忆者尴尬和可笑，从此沉默无语。但记忆在那里了，永远在那里了，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剜去。记忆是一个人内心中独享的密窟，凭主人的指纹验证准入，没有他人能够分享的口令或通行证；记忆是一个人在密窟里的遍地黄金，在他生后将消失无痕无人知晓。

我不能让朋友们把内心中的遍地黄金投入这蒙羞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