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分子，现在差不多算是老人了。回首当年，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曾经错用过一些符号，就像男人错戴了女帽，婚礼误奏了哀乐。那时候加州青年学子们高扬“伯克利共和国”的大旗，在人民广场安营扎寨，种粮的种粮，煎饼的煎饼，一心要建立天国式的现代自由部落。哥伦比亚大学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则攻占了大楼，好好享用了一番校长大人的雪茄烟和雪利酒，操着木棍、枪、燃烧瓶来保卫他们的五个“解放区”，任校园沦为一片硝烟滚滚的战场。他们誓与帝国主义的美国一刀两断，但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性的体制方案，只知道不要什么，不知道要什么，因此是一堆不满和绝望情绪的大混合，缺乏符号资源和恰切的符号表达，也就在所难免。这样，他们呼吁平等民权和反对教育商品化等等，但队伍里往往光怪陆离，有人举着马克思的图像来欢呼大麻和可卡因，有人分发完毛泽东的小红书便来散发**和一丝不挂地走进课堂，有人谈论着马尔库塞的“绝对自由”理论然后兴奋地向大楼玻璃猛掷石块。某些来自百万富翁家庭的千金小姐，则争相撕破自己的袖口，弄脏自己的头发，在摇滚乐中扮出暴徒和流浪汉的姿态，不愿被时代潮流所遗弃。

他们中间有红色的嬉皮士，有吸毒和性解放的革命军，使资本主义美国不仅面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而且身后遭受一次个人主义的袭击，或者说是遭受着个人主义枪口里喷射出来的理想主义火焰。

这一切符号的奇怪链接，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然而暧昧、纷杂、混乱的思想拼图，显示出当时很多人精神尚未自立成型。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新左派如果看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新右派，一定会觉得似曾相识。思想情感的时代季风当然不同了，马克思、毛泽东、还有越南和古巴，都不像在当年美国校园里那样时髦了；恰恰相反，美国体制是眼下很多青年的灿烂灯塔，他们一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为彻底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要在唾弃一切乌托邦以后投向美国这最后一个乌托邦。他们最急切地宣传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最激烈地讥咒专制和腐败，但同样受困于思想的混乱，受困于美学符号的贫乏和芜杂，比如一集会和游行就不由自主地大唱《国际歌》——居然可以唱得动情投入，唱得眼热泪流。他们难道不知道这首歌与美国体制南辕北辙？不知道这首歌纯属左翼声音而且差不多就是共产党的党歌？不知道这首歌是他们极不喜欢的毛泽东在1972年要求全党、全民、全军都得唱会的红色圣乐？

与美国的新左派相比，中国的新右派有同样的热情和破坏力，也有同样的光怪陆离：有人搂着情侣的腰却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里，似乎这里是示威也是逛街；有人吃着冰激凌却躺在绝食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绝食也是野餐；有些人言必称自我，却习惯于一齐振臂高呼口号，似乎步调整齐异口同声就是独立自我的临时标志；多数人愤怒要求官员们下台，却强烈要求官员来看望他们并肯定他们，要求官员与他们一起合影纪念，似乎官员们的看望和肯定非常重要，合影纪念也非常重要，必须在他们下台前完成。他们对上课、跳舞、进馆子的同学十分愤怒，认为那些人在可耻地逃避民主，然而他们宣称过民主就是为了大家今后更好地上课、跳舞、进馆子，但这一切美事似乎万万不可提前进行，提前了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从理论逻辑上来说，他们是主张个人至上的，就是拒绝群体的；是利益至上的，就是远离崇高的。但他们眼下偏偏是在一个习惯于群体和崇高的国度，投入一种偏偏是群体的而且崇高的民主伟业，于是对革命的美学遗产常常既拒又迎。手挽手和肩并肩的时候，总不能唱《美酒加咖啡》或者《何日君再来》吧？总不能在喇叭里播放出爵士乐或者迪斯科吧？总不能一声不吭吧？他们连一首合适的歌也不容易找到，于是不假思索地接过左派歌曲，给喇叭裤和牛仔裤镀上金色诗情，让“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响彻云霄。

《国际歌》就是这样兼容了二十世纪后期左派和右派的悲壮——问题是，这是一种交融汇聚？还是一种自我分裂和左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