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问题特别复杂，撇开先天因素不说，光是后天环境一条，就是一片暗不见底的深渊，让探知者望而生畏。很多外科医生有一种并不自觉的冷静细致，很多当政官员有一种并不自觉的颐指气使，很多舞台艺人有一种并不自觉的表情夸张和声调夸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职业是他们的红舞鞋，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跳出了性格之舞。我还曾领教过情报人员：在不同场合，看见不同的写字者像小学生一样，在纸页下塞一块硬垫板，以防笔触划痕透到下一页，一打听，他们原来都出身于情报部门，脱不掉这种时时注意保密的职业习惯。

职业只涉及到后天环境的极少一部分。地域、民族、时代等等大环境，也能孕育出相应的集体性格，在一定的范围内悄悄传染。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析人的性格层次以及变化。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他的核心看法，但透过他形象化的文字，至少可以了解性格——或者说自然秉赋和文化习俗对个人的熔铸，常常是比观念、立场、意识形态等等更为稳固的精神层面。他是这样说的：“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这是流行的风气和短暂的东西。一个人到美洲或中国游历回来，发现巴黎与他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外省人，样样都茫无头绪：说笑打趣的方式变了，俱乐部和小戏院里的词汇不同了，时髦朋友所讲究的不是以前那种做派了，在人前夸耀的是另一批背心和另一批领带了……”

“在人的一切特征中，这是最浮浅最不稳固的——下一层是略为坚固一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约有半个历史时期。我们最近正在看见这样一层的消灭：中心是1830年前后，当令人物见之于大仲马的《安东尼》，见之于雨果戏剧中的青年主角，也在你们父亲伯叔的回忆中出现。那是一个感情强烈、郁闷而多幻想的人，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情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头发的式样十分触目……（引用者有删节）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思想感情才会消灭。”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层，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这一层的特点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同一精神状态会统治一百年或者几百年，虽然不断受到暗中的磨擦和剧烈的破坏，一次又一次镰刀和炸药的袭击，还是屹然不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雅人物穿的是骑士与空头英雄式的服装，到古典时代便换上真正交际场中的衣着，适合客厅与宫廷的需要：假头发，长统袜，裙子式的短裤，舒服的衣衫同文雅而有变化的动作刚好配合，料子是绣花的绸缎，嵌着金线，镶着镂空的花边，合乎既要漂亮又要保持身份的公侯口味。经过连续不断的小变化，这套服式维持到大革命，才由共和党人的长裤、长统靴、实用而古板的黑衣服取而代之。”“这个时期有一个主要特点，欧洲直到现在还认为是法国人的标识，就是礼貌周到，殷情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多少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始终保持高雅的气派，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着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而这整个精神状态所构成的一个大的典型，将要在人类记忆中永远保存，因为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

丹纳在这里所描述的性格，有时候包含观念，有时则不包含——这需要我们找到恰当的观察角度，也需要我们对“性格”和“观念”这两个概念约定特别的涵义。法国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情节：1968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行动，采用了一张宣传画，标题是：“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画中是一个人直楞楞的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苏联红军入侵捷克，严厉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样是采用了这张宣传画，满街都张贴着直楞楞的眼光和逼向观众的严厉手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两张宣传画代表不同的政治观念，却表现出同样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一种超政治的普遍性体态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惊。这个情节还没有完，当小说的主人公遇到儿子的时候，儿子带着同伴来动员他一同参加抗议签名，就是在这同一张宣传画下，表现出同样咄咄逼人的威迫。主人公犹豫之余，拒绝在新的抗议书上签名。他并不是反对抗议，而且他已经被入侵当局砸掉了饭碗，已经屡遭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

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来隐秘地“做什么”。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专制或“怎样”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立宪党或“怎样”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苏联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将军，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但这一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也总是被观众忽略。两位将军共有的勇敢无畏、豪爽洒脱、刚毅果决，还有偶尔出格的粗暴和随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性格的共同，较之于他们观念的差异，在文学尺度下更具有本质意义：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们“做什么”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性格——即隐秘地还在“做什么”。

不必误会的是，文学家也会注意言说，包括言说所传达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文学家会更注意这些观念的语境，注意各种具象可感的相关条件和过程，不避罗嗦饶舌地详加述说，以求观念得到生活语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论家和史学家们那样，只习惯于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把生活语境当作提取观念以后的废料。正是因为这一点，《悲惨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义的言论，但并不是一部保皇主义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著）里有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部虚无主义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总是以其生活的丰富性，在历史中寻找人而不仅仅是人的观念，使历史跳动着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观念的标签。

观念是很重要的，却常常是易变的，轻浮的，甚至是虚假的：碰巧读到了一篇时文，一个专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学舌；碰巧考进了某个专业，一个流氓也可以用法学来谋食。一个良民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可能写效忠信，一个诗人在生计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写商业广告。一旦写下来，这些言不由衷的文词就可能作为证词，被人们考据并加以采用，编入教科书、国家档案以及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但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相？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这些观念的解读也常常成为问题。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独白，曾经是理想主义的经典格言：“……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就是这段独白，出现在一本革命小说里，后来便被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红色专利，一旦革命出现退潮，鄙薄和声讨之声不绝。但这些批评家也许不知道，苏联士兵说出的这段豪言壮语，其实是抄自美国人富兰克林的《自传》，属于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资本家。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特别分析到富兰克林的人生观，指出这种“放弃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的宗教情怀，代表了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人生观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观念，是正统的资本主义观念。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实际上，它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观念，而是人类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类社会中某种集体性格。难道在富兰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以身殉道的执着？就不可能有对高尚事业的渴求？为什么我们这些后世的读书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观念癖，一定要给这段格言注册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利？

如果说一个苏联红军士兵与一个美国政要富商出现了精神叠影，与更多的人出现了精神叠影，那么是不是刚好证明了文学可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观念的同时筑建更为基础和更为恒久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