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允许；有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眼色，听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漏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挂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于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总是力图使人们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有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

“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