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我不知道，是欧洲公理化思维造就了他们的语言，还是他们的语言促成了欧洲的公理化思维，但欧洲文化的遗传特性，在理论语言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简单地说，这构成了一张言必有理的逻辑之网，却不一定是一面言必有据的生活之镜。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乃至经院哲学，在这种语言里水土相宜、如鱼得水，似乎只能在这一类语言里，才能获得抽象不断升级和逻辑无限演绎的可能。
王尧：你这里做的比较很有意思。语言的文化性肯定是一个大课题，现在对中文成语的使用是用减法，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韩少功：成语减少，实际上是语言弱化文化性和强化工具性的过程，是当代汉语正在简约化甚至粗糙化的表征之一。我想，我这里的意思不会被误解：我并不是主张一味地多用成语，也不是说英语这一类语言的抽象性和逻辑性有什么不对，更不是说汉语与英语之间只有差异性而没有交集点。这都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侧重地看一看：汉语与英语有哪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哪些不同的文化机能。如果我们了解拉丁文、古希腊文、阿拉伯文，肯定能把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王尧：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现代汉语也还在生长中，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仍待拓展。即使像鲁迅这样的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贡献很大，也是提供了汉语写作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汉语的使用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有了鲁迅，不能说我们现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事情，这过于自卑了。
韩少功：我觉得汉语还处于一个再生的初始阶段，鲁迅那一辈只是开始了而不是结束了这个阶段。中文是世界上惟一一种延续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失的大语种，经过了白话文的转型以后，将来对人类社会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真是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空间，是一个未知数。
王尧：语言决定了认识世界基本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西方文明的特征区分开来。西方人有时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现象，他不能用汉语来思考，就进人不了角色。
韩少功：严格地说确实是这样。这正像我们如果不学会外文，也不能更深人地了解外国文化。可惜我们仰慕西方的青年多，真正学好西方语言的少，而且西方语言似乎只剩下一门英语，其他如法语、西班牙语、希腊语、荷兰语就门庭冷落，小语种更是无人问津。我在中国民航去蒙古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听到广播里有英语和日语，但没有蒙语，这种语言歧视真是既无礼又无知。
王尧：不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看他们的文化就总是隔了厚厚的一层。
韩少功：比如我们有一个中文词“国家”，把“国”与“家”组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一整套由孝而忠的伦理，一整套农耕文明传统中特有的思想情感，西方人怎么翻译和理解呢？很难。他们曾经把中文词的“面子”，翻译和理解成“荣誉”“尊严”“体面”等等，后来发现都不大对。最近有一篇文章索性把它译为：mianzi，干脆来个音译，当做一个全新概念。其实，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词，有一些不可译或者很难译的语法现象。恰恰是这些词和语法现象，构成了特定文化资源的宝库，值得译者和读者特别注意。朱光潜先生早就说过这一点。
王尧：不同的语言确实有着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有关。即使同一个语种，但是在不同的方言区，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像苏南与苏北就不同。
韩少功：我读古代的书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注意作者举什么样的例子，打什么样的比方，注意这些例子和比方来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我读《墨子》的时候，发现他最喜欢用制陶、造车、筑墙一类活动来打比方，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工程师、实干家，成天在生产现场转，肯定经常有一身臭汗，与孔子、孟子、荀子那一类白领不一样。我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的时候，发现他们常常说到牧羊人、羊皮、马、牛肉，很容易从中嗅出游牧生活背景；还发现他们常常说到船、战船、帆、船长、舵、航行、进口、出口，商人一一透出地中海岸商业繁荣的气息。钱穆先生说，读史一定要读出人，这是对的。我们读语言也一定要读出生活，就像你说的要读出苏南和苏北的生存方式来，如此才能设身处地地了解人文。
王尧：英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很讲究时态。
韩少功：可能就与他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联系。我在农村务农的时候，发现农民最不注重星期，也可能忘了年份，但对季节是念念不忘，农事活动严格依照季节进行，二十四个节气是他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时间。由于季节是循环的，中国人也就比较容易接受时间循环的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不是特别的必要。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佛教的转世轮回说: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儿孙就是祖辈，祖辈就是儿孙。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没有这种长久的、广泛的、深厚的农耕文明史，其时间意识很可能来自他们其他生活经验，比如航海的经验。在航海中，时间是在速度与距离中体现出来的。如果距离是直线延长的，那么航行时间也是直线延长的，这一天和另一天，这一个月和下一个月，意味着航线上两个绝不相同的位置，于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不可能相交也不可能循环。这样，这些地中海岸的居民们，特别是与航海联系密切的城邦居民，很可能习惯于一种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语言中严格区分时态也就变得极其自然。
我不能确定语言中时态表达方式的差别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我相信语言中的时态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一定受制于特定的时间意识，而不同文化里的时间意识，一定与特定的生活经验相关。生活是语言之母。
王尧：我们可以体会到语言现象和整个社会发展的现象是有关联的。中国人表达时间是很模糊的，说“傍晚”到底是要傍多晚，是靠近晚上，可以“傍”好长时间。陈子昂怎样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无法言说的时空。所以中国人不会想到写《时间史》一类著作的。
韩少功：欧洲人把时间作为一个特别核心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对时间的思考是很深的，著作车载斗量。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东方民族，看来是另外一种情况。印度人就不怎么关心时间，只关心永恒。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印度人也不大重视历史，历史与神话混杂在一起，不像是历史。
写作时应把语言这类问题忘掉
王尧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你对语言的认识似乎有了两次转向。你对语言有过深人的研究和思考。《马桥词典》有了风波以后，你自己说的比较少。
韩少功：谈自己作品总是很乏味，这与风波什么没有关系。
王尧：从语言写作角度来谈《马桥词典》《暗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韩少功：我的语言意识觉醒得比较晚，写作上也没有什么语言上的特别。我从不单独对语言给予什么计较。总的态度是“用心而不刻意”。所谓“用心”，就是学习和研究语言时要认真；所谓“不刻意”，就是在写作中使用语言时大可放松，大可随心所欲。我相信语言是一个写作者综合素质的体现，需要水到渠成，就像苏东坡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一下笔可以跟着感觉走。一个写作者越是具有思想和审美的个性，他的世界就越丰富；反过来说，他越忠实地去表现这个世界的丰富，他的思想和审美个性就越强大。在这样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语言是他与世界的联系，当然是一种有限的联系。所谓“我手应我心”，常常不能完全地“应”上。但这也刚好使语言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创造的过程，从一个语言共同体来说，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作家们对白话文写作做出过很多尝试。
韩少功：有些人国学底子好，古汉语是他们的重要资源，我们读鲁迅、钱钟书等人的作品，还可以读出明显的书卷气。有些人受西方作品的影响大，翻译语言是他们的重要资源，巴金、郭沫若、曹禺、徐志摩等人就是这样，写出的作品比较新派和洋派，差不多就是说着中屆事的欧美文学。还有些人注意从民间语言那里取得资源，吸收俗语，吸收口语，是他们贴近社会底层生活的自然结果。沈从文、老舍、赵树理等人在这一方面尤有特色。汪曾祺说过，他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要拿来朗读两遍，也是十分注意口语化的。当然，资源只是资源，并不能替代创造。不管是依重哪种资源，不管是追求哪种风格，都可能有生龙活虎的成功者，也可能有面目可憎的模仿者、低能者、粗制滥造者。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觉悟，就是要对语言有感觉，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糟；哪里该短一点，哪里该长一点；哪里该再揉熟一下，哪里就该朴拙、直白甚至残缺……这里没有一定之规，只能因时、因地、因事而取其宜。写作经验可以帮助一个写作者做出判断，但最好的语言往往又是违反和突破写作经验的，是出乎意料的，是妙手偶得，所以还是没有一定之规。
王尧：一个写作者不能没有语言意识和语言感觉，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语言研究和语言训练。
韩少功：但功夫在诗外，功夫在语言外。一味刻意地设计和制作某种语言风格，只能是舍本求末。写作的时候，他甚至应该把语言这一类问题完全忘掉，找到最恰当、最尽意、最有力量的表达就够了。这就像一个人刻意表现自己的美，时时惦记着自己的美，肯定就美不起来，眉来眼去搔首弄姿，倒可能让人大倒胃口。现在有一些说法，说“诗到语言止”，说“文学的全部只是语言”。我赞同这些人重视语言的态度，但怀疑这些吓人的说法，因为我怎么听，也只能听出一种对着镜子千姿百态的味道。
王尧：《马桥词典》让我们体会到语言在认识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一些语词不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被屏除在外，反映了我们认识的局限。“马桥”的语言在你的笔下整理出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人生。
韩少功：《马桥词典》是对语言的微观调查，当然也会涉及到一些语言规律，比方说你说到的语言与知识系统的关系。语言是生活的产物，因此一个词里经常蕴藏着很丰富的东西，比方历史经验、人生智慧、意识形态、个人情感与社会成规的紧张关系。语言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公共的、客观的、中立的、均衡分配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份特定的符号档案。我在蒙古的时候，知道蒙古人有关马的词汇特别多，一岁的马，两岁的马，三岁的马，如此等等，都有不同的名字。三岁的公马，三岁的母马，也有不同的名字。这在非牧区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我在《马桥词典》里写到一个“甜”，写到马桥人把很多美味都归结为“甜”。为什么会这样？是马桥人味觉迟钝吗？是马桥人语言贫乏和孤陋寡闻吗？可能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这一个词切入进去，我们有可能走进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文化的大课堂。
王尧：《暗示》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是可以看成对《马桥词典》的补充？
韩少功：写完《马桥词典》以后，我感觉有些生活现象从语言分析的这个框架里遗漏了，或者说没法放入这样的框架。比方说“言外之义”，既然在“言外”，你怎么去认识它？它是怎样存在的？又是怎样进入感知的？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具象，也想到了语言与具象的关系。我觉得具象分析可能是另一个框架，并且与前一个框架有形成互补的可能。走到这一步，我当然需要展开对语言哲学的反思。
王尧：语言学，语言哲学，在相当多的一些国家人文学界成为了一门显学。
韩少功：大概自维特根斯坦开始，西方很多哲学家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于是潮流大变，哲学家都成了半个语言学家，被人称之为“语言学转向”。说实话，我写《马桥词典》就是多多少少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启发。但构想《暗示》的时候，我缺乏这种依托了，找不到现存的理论路线了。我读过国内外一些资料，没有发现多少用得着的东西。阿尔都塞、拉康、福柯谈到过“非言说”的语言禁区，都只是从意识形态压迫这方面立言，只是我关心范围的一小部分。倒是中国汉魏时期王弼等人的“言象意”之辨，还能给我一点点线索。我咨询过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刘禾。她说你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可以大胆走下去，最好能写成一本理论。据她所知，西方学者们在电影、摄影、广告方面都有些具体研究，但统纳到“具象”这一题目下来展开思考的还少见。我无意做理论著作，也做不了。我还是只能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只能在不同的文体中穿插，来点不讲规则的游击战。也许中文是一个很方便打游击战的武器，也许笔记体文学也是一个最方便打游击战的武器。我在《暗示》里有点同“语言学转向”抒着干的野心，好像要跳到语言之外，对“语言”这个符号体系给予怀疑、挑战、拆解，最后追击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老巢，重炮猛轰一通。我不大赞成西方学界那个“人——言”的分析框架，倾向于使用“人——符号（象+言）”的框架。
王尧：但你似乎并不完全认同“眼球文化”“读图时代”这一类说法。
韩少功：视觉只是具象感觉的一部分，并不是我要说的全部。更重要的是，语言和具象实际上不可割裂。我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它们之间的互在和互动，并不赞同一些所谓反语言主义者的片面和夸张。我喜欢电脑从业者们经常用到一个词，叫“信息压缩”。
王尧：在一个符号里压缩很多信息。
韩少功：比方把很多编码压缩成一个简码。压缩以后，使用者们可能只记住了简码，只知道简码，对压缩内容和压缩过程完全忽略。我以为语言与具象就是这样一种互相压缩的关系。比方说“革命”这一个词，不同的人给它压缩了不同的具象。有一个老师曾经要求学生写出他们听到“革命”这个词的瞬间联想，结果学生写出来的各各不一：有红旗，有红军，有父亲，有手风琴，有广场，有官员，有电脑，有黄河，有风暴，还有菜市场……这就是说，“革命”留给这些少年的心理想像是不一样的。这些可能来自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也可能来自一次美妙的参观旅行，或者是电视里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如此等等。“革命”这个词被人们频繁使用，但在每个人心中引起的具象感觉千差万别，实际上也就是深层含义的不尽相同。
反过来说，人们也会在一个具象里压缩很多语言，比如有一件军装摆在面前，有的人会觉得亲切，因为他当过几年兵；有的人会感到恐怖，因为他在“文革”军管时期挨过整；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现在当兵的没有几个钱，比炒期货炒楼盘差远了；还有的人可能喜不自禁，因为他听说过特种兵神通广大的故事，早就想学上几招。这样，很多由语言组成的记忆、知识、故事压缩在一件军装里，使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反应，使这件军装产生了因人而异的符号功能。
在我看来，语言与具象是不同的信息压缩简码，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激发，互相控制，互相蕴含。这大概才是人类心智活动一个较为完整的图景。言外之义，或者有言无义，或者一言多义，这一类现象也才可以得到大体把握。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和澄清这些关系，是我在《暗示》中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王尧：如果《马桥词典》是顺应了“语言学转向”，那么《暗示》是对这种转向提出一种反动，是另外的一种转向。这种转向如何命名？
韩少功：有一个老词叫“否定之否定”。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该怎么命名这后一半？我还没主意。
王尧：把语言问题和我们变化了的生活实际打通，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处在这个生活中间的人都有启发，可能是很好的交流的话题。
韩少功：我说出个人的感受，并不保证它能取代其他人的经验。我在附录中强调了这一点，申明这只是一份孤证，法庭无需采信。我关切社会和历史这样的大事，但愿意与普遍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保持距离，退回到一种比较个人化的立场，也是一种文学的立场。小说小说，为什么是“小”？因为小说家不是写法律、写政策、写社论，而是个人化的表达，不强加他人。
我并不是方言主义者
王尧：使用普通话以后，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使互相隔绝的各个方言区得到沟通。但放弃一些方言以后，很多文化的遗存瓦解掉了。这也是一种损耗。
韩少功：普通话是一个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所以也常常叫做“国语”，有时也叫做“官话”。其实所谓普通话本来也是方言。当年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如果一时心血**，搞点家乡主义，把湖南话定为官话怎么办？那一来，北方话就成为方言了。所以就语言本身而不是它的社会功能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普通话，只有大方言和小方言的区别。北方话是大方言，湖南话是小方言，如此而已。
王尧：但民族国家的管理把某种方言变成了普通话，提升为一种法定的公共交流工具，就使这种方言发生了变化。
韩少功：就像英文在世界上的扩张，普通话也在中国境内扩张，而且像英文一样曾经借助国家权力的推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流方便了，但普通话出现了跨方言、跨地域、跨文化现象，在很多地方有文化性削弱和工具性加强的趋势。我们说老舍、邓友梅、林斤澜、陈建功、王朔的北方话很“地道”，又说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作家写的北方话“不地道”，为什么？因为前者写的实际上是方言，或者说是作为方言的北方话；而后者写的是普通话，是作为普通话的北方话。两个“北方话”不是一回事。前者文化性更强，所以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形象和氛围、更有创新的能量——这都是文化的应有之义。而后者只剩下工具性，文通字顺，意思明白，但是少了很多“味”，就是少了创新的动力。
王尧：有些外地作家常常对京城作家既羡慕又不服气，觉得他们在语言上占有天然优势。
韩少功：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像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作家看英国作家，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些作家如果想获得普通话的文化活力，一般的办法，只能是从他们的本土方言中去找，从他们的母语中去找。陕西话“养眼”，意思是漂亮、美好，比如说“那个女孩真是养眼”。有点意思吧？广东话说“生猛”，也有点意思吧？这些就是由外地作家引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很多外地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王尧：东北的、西北的、四川的作家做得似乎方便一点，但南方各方言区的作家也在努力地做。
韩少功：从世界范围来看，印度、菲律宾、南非等地的很多作家也在这样丰富和改造着英语，使英语变得五花八门。对于保存和发展文化来说，这未尝不是好事。但这种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还是有限的，并不能取代方言。有些陕西的、湖南的、江苏的、广东的笑话，还是无法翻译成普通话，一翻译就没有意思了，不好笑了。可见语言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就像数学中的质数，与别的数没有公约数，无法进行通分。在另一方面，对普通话的丰富和改造，一般也只发生在文学领域，包括口头文学与书写文学，对文学以外的领域作用很小。就算有作用的话，也是一个滞后和缓慢的过程。现在有很多计算机翻译软件，翻译商务语言、政务语言、科技语言、旅游语言以及一般理论语言，大体还行，就是很难翻译文学。用最好的软件来翻译文学，也不能省力，只能添乱，添大乱，任何一个文学翻译者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文化。美国一个研究翻译机的专家说过翻译机能翻译文字，但不能翻译文化。”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他这一句话，说明翻译机只能适用于那种最大公约数式的语言，即工具性的语言，对于文化精微处的表达，帮不上多少忙。这不是技术暂时过不过关的问题，是语言的文化性本身具有非逻辑、非公共的特点，与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相冲突。
王尧：如果语言只是工具，翻译软件当然是可以行得通的。语言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
韩少功：以为语言都可以通过机器来翻译，是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主义的信念。白话文运动以后，很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政策专家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把语言看成一种纯粹工具。
王尧：在写作中使用方言，其文化意义现在需要重新认识。
韩少功：出于专业的本能，我对于一切方言的写作都直觉地表示支持。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还有《金瓶梅》，里面就有很多方言。我不能想像，如果中国没有四大名著，如果中国没有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艾芜、周立波这样一些作家，中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全世界的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中文是一个语种，内部各种方言是亚语种，在更下的层次，还可能有亚亚语种。不同层面都有相似的问题，比如说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关系问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的关系问题，还有精华与糟粕的杂处共存问题。方言可能是地方性的“官话”，也有工具性的功能，更不可能都是精华。我并没有方言主义。我们谈了语言的文化性，但并没有说这些文化不需要交流，不需要借助对外交流的工具，不意味着语言的工具性就是一个贬义词。在公共交流和文化特异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出一些权衡和妥协。这也是我眼下写作的常态。我尽量保全方言中比较精华的东西，发掘语言中那些有丰富智慧和奇妙情感的文化遗存，但我不能写得人家看不懂，必须有分寸地选择和改造，慎之又慎。还好，连《马桥词典》这样的书都被翻译成了好几种外文，好像外国读者也能接受个大概，使我对这种写作态度更有信心。
王尧：我们必须看到语言是公共化和非公共化的两面，至少这两个面我们都要注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运用汉语的时候，会有一些区别。
韩少功：当然，写合同与写小说就是运用不同的语言，虽然它们都是方块字。前者显然会更注重公共化的一面。
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
王尧：现在最容易变得糟糕的是语言。我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压力很大，各种语言产品都在冲击着我们，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语言变成糟糕的东西，变成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灵脱节的一种东西。
韩少功：有一个法国作家萨娜拉芙女士曾对我说:她研究法国中学生的语言，发现他们的祈使句里没有“假如你……”这种虚拟方式了，只剩下“我要……”也就是不委婉了，不谦让了，一个个都自我得咄咄逼人了，有“我”无“你”了。现在电视、网络、广告、卡通片等等对语言演变的影响很大，也许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展开类似的调查，包括调查一下你说过的成语减少现象。我常常看到中央电视台上的字幕出错，有时四个字的成语，居然会错两个字，甚至三个字，弄得意思完全不可解，但记者、编辑、编审就是没有看出来。好像外国人难懂中国的成语，中国人也不懂自己的成语了。美国作家桑塔格说，资本主义全球化比斯大林主义更具有毁灭性，并没有夸大其词。“文革”时期，虽然文化人挨整，但文化人即便关进了牛棚，大多数内心里还是惦记着文化的，老百姓也是悄悄尊敬着文化的。我当时在乡下当夜校老师，农民一天累下来，晚上还是踊跃地来读书识字，一个个兴冲冲的。现在呢，虽然教育规模大得多了，高学历的人满街走，但文化在很多人的内心已经灰了，已经死了。黄子平说过，现在书店里书似乎不少，但大多数是“how to”的书，即只管“怎么做……”的书：怎么谈判，怎么恋爱，怎么炒股，怎么演讲，怎么公关，怎么修车，怎么美容，怎么留学，怎么搞定你的上级……书上的语言无一不是平白、粗糙以及轻浮的，大多充斥着陈词滥调。这是一个工具书的时代，是知识工具化和文化工具化的时代。文化繁荣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空白，因为文化已经缺少价值准则和精神方向，已经没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动力，只不过是赚钱牟利的工具。语言的工具主义趋向，只是这个时代潮流的一个部分。
王尧：从整个历史上来说，文化一方面是趋同化，但是同样还有一个趋异化。
韩少功：同与异是互相依存的。没有异，哪来同？还需要什么趋同？没有同，何以识异和辨异？怎么可能趋异？比方说没有共同的尺度，怎么能知道你长我短？没有共同的视觉，怎么知道你黑我白？因为一种不恰当的理解和宣传，因为文化单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有些人把文化的趋同化抬到了不合理的高度，开口就是“走向世界”“世界文学”“全球一体化”“与国际接轨”，差不多成了一些心急火燎的“接轨分子”。很多中国作家不是走出去了吗？不是走出去已经十多年了吗？他们在国外把英语学好了、说溜了，但那大多只是工具英语，所以反而有了表达困难，有点不中不西的感觉，有点没根没基的感觉，就像一些用普通话写作的方言区作家，告别了方言，学会了简化版普通话，觉得这种话与自己的生活感受还是隔了一层，自己的语言资源在渐渐枯竭。北岛就一直想多回到中国走走，找回对汉语的感觉，加强自己与汉语的联系。当然也有些作家做出另外的选择，比如昆德拉。他索性用法语来写作了。
王尧：旅外作家放弃母语写作的，好像欧洲作家比较多，纳博柯夫也是从俄语转向英语。但中国作家放弃母语的实在很少。
韩少功：昆德拉法语写作还不灵的时候，就说过他的每一部作品就是为翻译准备的，因此必须放弃捷克语中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虽然是很有意味的词。可见昆德拉一开始就决心投入大语种，决心让自己国际化。这没有什么不好。他为全人类写作的伟大抱负无可厚非，何况捷语是一个较小语种，这样小的出版市场可能不够养活他。但我不知道他的法语能精通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与那些法国本土作家一决高低。我也不知道他放弃了捷语中很多文化遗产以后，是否觉得有点可惜，是否觉得这不光是他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作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语言来写作，选择任何一种语言也都可能写出伟大作品，因为语言毕竟只是文学的一个因素，不是全部因素。我们既可以寄望于北岛，也可以寄望于昆德拉，以及所有在世界语言版图上流浪的作家。但我们不必相信什么世界语，正如我们不必相信什么文化的全球一体化。
王尧：如果这个世界只有趋同化的话，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语言及其文化的多样性的话，整个文明的前途便岌岌可危。
韩少功：单一和同质是毁灭的状态，不是生命的状态。我们可以想一想，地球若像月亮一样，遍地荒漠，那就单一了，同质了，植物和动物无从区分，土地和河流也彼此无异。那样一片混沌和冷寂之地，还可能是文明的世界吗？
王尧：其实你对英文并没有成见，曾经到大学里去专门进修英文。你现在还经常读英文著作吗？
韩少功：经常读一点。我在海南省作协主事的时候，给编辑们订了好几种外文杂志。我还抓过一次英文考试，机关里五十岁以下的员工都要参考。试卷归我出。考试及格的人，拿一万块钱奖金。
王尧：大奖啊！你确实没有语言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