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郅是李立三原来的名字。因为他做事仗义，所以在留法学生中威望很高，而且他的思想一直处于进步和前卫中——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演，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这是李立三在旅欧初始时写的革命诗篇。他给同学的印象是：为人坦率直爽，襟怀开朗，雷厉风行，但做事有些急躁，说什么事就会立即行动，决不犹豫和拖泥带水。他对旧世界和反动军阀与无耻政客，从来都是用“打倒”“推翻”“杀掉”等等比较激烈的话语，可见他的斗争精神。然而，当留法学生中对勤工俭学出现分歧和过激行为时，李立三又似乎变成了“温和派”，与蔡和森为首的“斗争派”又不同，他与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和陈公培等人坚持勤工俭学是留法中国学生的“主要出路”，尤其强调到工人中去学习的必要性。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去到法国工厂当工人，亲自体验法国工人对革命的热情，并赞同且加入蔡和森、周恩来等发起的“中国少共”组织，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

1921年秋，因参加抗议法国政府的活动，李立三和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104名中国留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

“他们不要，我正需要！”在上海，陈独秀见到李立三、蔡和森等回国青年们，异常兴奋。留下蔡和森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其余人多数被派往全国各地从事工人运动。李立三被派到离自己家很近的安源煤矿搞工运。从此李立三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名杰出领袖，尤其是安源罢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与刘少奇并肩战斗，威振四方，甚至在罢工胜利后，他的名字被工人们编入“罢工歌”词中：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一英雄天下少。

名号隆郅李先生，出洋法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人如此爱戴和拥护他。之后，李立三奉命到武汉搞工运，又是干得轰轰烈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成为让敌人“最记恨的六人”之一。

作为从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坦克车”，在以城市武装斗争为革命中心任务的大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政治地位自然迅速提高，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队伍惨遭破坏，大有被斩草除根之趋势。为了扭转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蔡和森的左倾软弱，以领导工人武装暴动著称的李立三，在党的“六大”后，成为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实际领导着当时全党的工作。在当时革命形势的现实严峻环境下，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李立三以异常饱满的革命精神，针对一些人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有畏难情绪，他指出：“现在革命果真没有办法了吗？不，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厉害的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仍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种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避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是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说果子不到口里来’这是极可耻的懒汉。果子生在树上快要成熟了，赶快准备我们的梯子，上树去摘吧！”

党的“八七会议”后，党内也有相当多的同志认为“最黑暗时刻已经过去”，“革命将爆发新的**”。作为决策层的党中央，此时也都是些不到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特别是渴望革命**尽快到来、又有敢干好动个性的李立三，在这个时候更容易接受革命的冒进主义，而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反右倾思潮，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李立三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号召全党“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并“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而且“只要产业区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

之后，李立三又连续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论革命**》和《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好似阵阵激昂的战斗号角，向全党和全体革命者发出了夺取政权的战斗命令。而且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了“中共中央坚决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路线下，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

此时的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完全进入了革命大**前的狂热情绪，但这些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狂热革命情绪造成对革命更大的损失：上海罢工再度惨败，完全没有了当年“五卅运动”时能够发动八十多万工会会员参加的气势，执行具体任务的江苏省委又对中央号令抵触，李立三发怒，干脆自己兼任江苏省“总行动执委”主任，接掌省委行使领导权力，老资格的何孟雄、林育南站出来反对李立三的做法，遭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和打压，从此上下级发生严重分裂。国民党特务机构反在此时利用我党内部分裂，又屡屡破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各区组织，新捕获大批共产党员，使得革命中心的上海革命烽火再度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上海的罢工没有做成功，李立三又去南京进行兵暴，结果更惨：不仅兵暴未获成功，党组织和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公开暴露之后，敌人立即反扑，南京市委机关连续遭到破坏，市委主要负责人及基层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被捕，多数被杀害。南京地区的党组织惨遭史上第六次大破坏。武汉的暴动命运同样，本来此时的武汉革命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只有300多人和150来位工人赤卫队员，但这些人还是按照李立三的布置，组织起义，结果被反动武装镇压，60名共产党员被捕，最后36人被杀害。革命暴动成了泡影，甚至连后继之人都一时找不到……

“立三路线”对革命造成的损失不仅在城市，还使各地的红军在强行攻打城市过程中屡遭失败。比如毛泽东、彭德怀攻打长沙和武汉的战斗，都损失了大量红军有生力量，牺牲将士无数。

城市街头无数共产党人掉下的头颅和前线红军将士的鲜血，让李立三和中共中央开始清醒。这时从莫斯科回来的瞿秋白、周恩来立即主持会议，及时纠正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本人也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自己指导方向上的严重错误。

至此，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错误的“立三路线”采取了及时的措施。然而，尚且年轻的党却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更严重的一个错误路线的指导，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插手和王明篡夺了中央的最高权力，这造成的危害比“立三路线”更严重。

1931年元旦前后的上海异常寒冷，呼啸的北风，刮得大黄浦江上的水面浪涛滚滚……

7日一大早，原江苏省委老资格的常委何孟雄怀着几分复杂的心情，披上大衣，匆匆从家里赶到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共中央秘密开会地。因为路上有残雪，他一出门双脚就滑了一下，一屁股坐在了石子路上。“霉气！”何孟雄自个儿轻轻地骂了一句，从地上爬起，重新迈开大步……

风雪之中的何孟雄看上去脸色阴沉，但似乎斗志不减，那张俊俏的脸庞上泛着一股永不屈服的刚毅。没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同志一直称他是“屡战屡败而又永不言败”的斗士。

“是的，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的斗士。”何孟雄多次自喻。只是，近期的他，内心十分压抑和悲凉，一则因他在党内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立三路线”，结果让不少同志们对他另有看法，二则妻子去世，留下两个年仅五岁和三岁的儿子，让他操劳过度。但这些不重要，对一个职业革命者来说，何孟雄最痛苦的是，他自1927年夏奉命来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常委两年多时间里，在党内与这里的中央领导之间出现许多观点和决策上的分歧，导致他何孟雄似乎是个一直“反领导”的“老倔头”。

何孟雄怀念在中共北方局的李大钊时代。有时他内心经常这样想，那个时候多爽啊，即使今天不知明天的生与死，但“朋友”和“敌人”的概念非常清晰，要么是反动军阀和工人对立面的资本家与工贼，要么是亲爱的“工人之友”。

“诸朋友！我们又很久未相见，今夜得聚一堂，我心内觉得快乐！”瞧，这是何孟雄作为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又在工人俱乐部讲演了。

“今日我的讲演题目是《谁是工人之友？》。是的，诸君不要误会：谁也是朋友，认得的就是朋友，即时常破坏工人团体的坏蛋，也可以说是朋友。然，我今说的朋友的意思，却有点不同。我要下个定义：凡对工人运动具极大的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生命，不论经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没有一点利用的心思，不骗工人，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

这种人，我举几个最出名的人给你们听——

世界上最出名的，莫过于马克思，外国工人没一个不知道他。他是大学毕业生。他看见工人的苦，他从事社会革命，他找出很多的办法，要工人得到满足的生活，并且著很多的书，可是能当为工人革命的圣经。

……

诸君，你们一定要认清你们的友人！总之，无论何人，他肯为你们的利益，牺牲时间，金钱，大则生命，那么你们就要表示相当的敬意，并极力的援助！因为他们就是你们的友人！”

那个时候的何孟雄意气风发。这位吃辣椒出生的湖南人生来就有一种斗争天性，但他的目标清晰，尤其是跟着李大钊之后，从直接参与“五四运动”，到参与第一个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设，他何孟雄连续三次被关进敌人的监狱，然而每一次出狱，他的革命意志和毅力更加坚定，而且斗争的经验也比前一次更丰富。之后，他与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者，在长辛店、唐山（何孟雄是唐山地委书记）及天津等地点燃了许多写入中共党史的革命火种，也正是这些实际斗争的革命经历，让何孟雄更注重革命的实践性。

1927年8月，何孟雄到上海被分配到江苏省委时，正值江苏省委遭严重破坏的关键时刻。他与妻子，也就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烈士，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9年因革命工作过度劳累而病逝于上海仁济医院，时年30岁）一起来到上海，从此一直在江苏省委工作。

初来乍到的何孟雄，似乎不太适应上海的政治环境，于是他选择到农村去从事革命。他三次假借“夫妻吵架”之名，三次“出走”到了苏北淮安去从事那里的农民运动，重建了四个县的党组，并亲自领导了那里的武装暴动。虽然暴动仅有三天就失败了，但何孟雄很快认识到了由他自己制定的第一次江苏农民运动计划的错误性，并着手起草了后被江苏省委通过的《江苏省关于接收共产国际执委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中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他对当时党中央的盲动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党史上称之为的“著名的五月决议”，就是何孟雄的这一力作。以一个党员和一个省委名义向中央提出严厉批评，这是何孟雄的首创，也从此让何孟雄这个“老倔头”的名称传开了。

那一段时间的江苏省委工作，特别是由何孟雄和李富春主持的农村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并且对农村工作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何孟雄指出：“散乱的飘袭的离开群众的发动失败的游击战争固应反对，但必须说明乡村斗争的形式与城市不同，一发动就容易很快的走到武装冲突，不能以一般城市暴动的条件来范围乡村的斗争。乡村武装斗争只有采取游击战的策略，这种游击战争决不是脱离群众的离开本地争斗，而是努力使争斗的区域布置成一作战的形势。用分成细小的武装去包围袭击敌人，努力使零星部分的争斗能够汇成总的争斗。”这是1927年历史条件下的关于对农村革命斗争的总结，他根植于中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与毛泽东当时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经验完全吻合。

何孟雄是位具有独立政治主见和斗争思考的革命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到任后的江苏省委工作有了不同以往的突出成绩，这也让当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公开在口头上承认江苏省委是“有成绩的”和江苏省委是全国“最强的”省委。或许是在这种印象下，中央突然对江苏省委进行了“改造”，由中央领导直接兼任江苏省委及上海的领导。这个精神一出，让何孟雄等大为震惊，并有了严重的抵触情绪。甚至有人提出“另立省委”的建议。这事直到周恩来出面才算平息了一场原江苏省委与中央之间的风波。

然而事情并没有何孟雄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央虽然没有执行继续“改组”江苏省委，但紧接着则来了个更大动作：解散江苏省委，除了保留原来两名省委常委外，其余全部调派到上海，从事上海工运第一线。何孟雄也没例外，他被调任至上海沪西区委工作。

受到这种内部政治势力排斥的何止是何孟雄一个人？恽代英、邓中夏等都是这样的命运。恽代英忍了，邓中夏忍了，甚至许多时候周恩来也忍了，可何孟雄忍不了。于是他在中央会议上，公开站出来同李立三等争辩，或者直接写信给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历来“家长制”作风严重的党内，怎可能容忍像何孟雄这样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呢？

“立三路线”时，何孟雄差点被开除出党。然而何孟雄很快发现，新的省委领导比李立三还要命，这位新领导就是王明。

“为什么撤掉我的职务？”在沪中区委书记岗位上才几天的何孟雄，突然有一天接到“省总行委”通知，说他被撤职了！本来这样的职务，对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创建者之一的何孟雄来说，并没有多少在乎，问题是：他到底错在哪里？

倔强的何孟雄绝对不能容忍党内如此不正常的组织决定。于是他在沪中区委办公室的那间亭子小房里，以其忧党忧国的赤子之心，疾书两万余字，写下了著名的《政治意见书》，以一名老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表述了他长期研究和积累的中国革命理论观点与策略主张。何孟雄所述的十个问题，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政治意见书》的最后，这位年轻的中共老战士扯出衷肠，声嘶力竭道：“十年来我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党工作，没一天不是站在最前线，当这紧张时期使不能站在最前线与阶级敌人拼死，到亭子间来，说不尽我苦痛和难过，这是要对党表示出来”的心里话！

然而，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并没有理会何孟雄的一片赤子之情和对党的衷肠之心。他们漠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的意见，而此时何孟雄听说中央同意要为他开一次紧急的特别会议——他认为7号的会议就是讨论他所写的《政治意见书》，所以格外兴冲冲地赶到会议地址。在这之前，何孟雄和其他人都接到中央发的“第96号通告”，说是要召开一个中央紧急会议。

其实何孟雄在进会场的路上，他是满怀信心的，因为在1930年底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就他何孟雄的问题，中央专门作出了一个《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一、何孟雄同志的政治意见书中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二、何孟雄同志当时在党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与同志的谈话，一般来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三、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错误的决定，并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这是我们党内第一次为一个同志而专门作出的决议，可见何孟雄问题当时在党内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尽管后来实际上这个中央决议没有正式公布，但何孟雄本人是知道内容的。所以他对中央马上要召开“紧急会议”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信心。

然而当他一到会场，发现自己的判断全错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突然宣布：“今天的会议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全会。何孟雄等一听与“通告”上所说的会议不一样，便立即表示反对。

会议现场顿时出现混乱。时任全总执委兼妇女部部长的张全保后来这样回忆那次会议：

“我到会场时，很多人已经先来了。我记得参加会议的有王明、博古、王稼祥、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沈泽民、史文彬、张金保、陈郁、陈原道、顾顺章、肖道德、徐锡根、罗章龙、张闻天、王风飞、徐蓝芝、袁乃祥、王克全、何孟雄、沈先定、许畏三、余飞、韩麟会及国际代表米夫等三四十人，翻译是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