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残酷性和复杂性，难以想象。其间，敌人也非像一些银幕上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对革命者而言，最痛的或许并非是敌人的刑具和死刑判决，而常常是身边的“自己人”突然背叛了你……这痛，叫“悲凉”。

“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还有顾顺章和“李顺章”、“赵顺章”……

写完前一章，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在内，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省委书记等中共领导们，竟然牺牲了那么多，他们又那么年轻……我不忍回顾，甚至感觉内心所有的那种痛彻比之前写《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时还要深！

他们不该死！他们的死虽然很悲壮，但相当多的人死得太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不该在许多难以想象的瞬间，以许多不可思议的方式就轰然倒下了……

扼腕式的可惜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更想追寻一下他们为什么死——因为这是革命中为什么有“革命烈士”的根本原因。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这种牺牲毫无疑问可言，因为战场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革命烈士”的产生，只有两种原因：敌人的诡计和“同志”的出卖。而中共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悲剧的出现，那就是错误路线。

上述“3+1”，让革命者血流成河……

呜呼！我有些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情。

我知道，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1927年发动“四一○”和“四一二”等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后，当时他们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做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出现了随便抓人，见你身上有一份进步报刊或说一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话就“杀”的暴行，他们想以此扼杀和毁灭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斗争意志。然而他们错了。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丧失革命和斗争的坚定性，反而迅速行动起来，以更大的斗争方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并且“以牙还牙”地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次这样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虽然这样的起义和暴动多次失败了，但确实也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面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状，国民党内像陈立夫等一些“高人”便给蒋介石出了一招：以诱骗和软化手段，让一些共产党人“为我所用”。于是他们很快出台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人自首法》。此“法”一出，有人曾经形容它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因为它的抛出，确实让一些本来就革命意志不坚定、缺乏信仰的人开始动摇和蜕变，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被捕共产党员在诱骗及利益熏心下，竟然不知廉耻地当了革命的叛徒，甚至有的人主动上门自首。于是，我们在翻开一本本“革命烈士传”时，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被捕”而造成的。无数次听党史专家这样说：一个烈士身后，总是“站”着一个叛徒。

其实，情况常常是：一批革命烈士后面，“站”着一个叛徒。也就是说，通常是一个人叛变了，就会有一批人因被他出卖而牺牲……

从1927年6月份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到后来的“保尔”（许包野），前后牺牲了二十多位省委书记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因为同一班子的“自己人”当了叛徒而出卖了他们，甚至出现了像省委书记孔二、组织部长徐锡根、秘书长韩步先这些组织里最关键性的人物当了叛徒，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省委内出一个叛徒，整个省委组织机构的破坏是必然的，而后也会危及到所属地区的整个组织。

中国共产党最高机构如果出了一个叛徒，损失的将更加严重。从我们党成立的1927年开始到1931年，上海基本上都是我党最高机构组织和领导人集中工作的所在地。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所有工作都是秘密条件下的“地下工作”。然而，就在党的心脏内部，也出现了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事件……

顾顺章在中共历史上一直被称为“最危险的叛徒”，因为他的危害最后也导致了中共中央机关从此不得不放弃城市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一条革命道路以及周恩来等主要领导撤离上海、奔赴苏区的结果。

“顾顺章事件”发生在1931年——

这年4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的顾顺章，护送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武汉，由于顾顺章有丰富的隐秘战线上的经验，一路平安抵达，不曾有任何差错。用张国焘后来的回忆说：“此行万无一失。”

然而，执行完任务的顾顺章却偏偏出了“差错”。据说他为了一个烟花女子，竟在武汉街头流连忘返。一时间，身上没了盘缠，这位一手魔术本领的中共特务机关头目，竟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表演魔术。哪知，他被台下一个看热闹的叛徒认了出来，并报告给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的头目。

4月24日晚，顾顺章被捕。

被捕后的顾顺章，很快就同意自首，但却向抓获他的武汉的特务蔡孟坚提出条件：必须面见蒋介石，否则什么都不会交代。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有两层意思：一为从蒋介石手里拿到“免死”金牌；二防中途情报泄露。顾顺章知道在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总部有潜伏的中共党员，此人便是传奇人物钱壮飞（烈士，中共早期党员，由周恩来亲自安插潜伏在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当机要秘书。1935年3月底在红军长征经贵州一带山区遭土匪杀害，时年39岁）。

关于顾顺章叛变后的故事在许多影视剧和小说中都有表现，而且确实充满惊心动魄的情节：

抓获顾顺章的武汉特务机构总头目何成濬为了邀功，所以并没有把顾顺章一再要求“不要给南京方面发电报”的话放在眼里，竟然在第一时间里连续6次向南京方面发了电报。

这一天是4月25日，周末。武汉发到南京中央路305号挂着“正元实业社”的中统特务总部的6份“绝密”“特密”电报，由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官送到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里。

此处简单介绍几句钱壮飞。浙江湖州人的钱壮飞是学医出身，“五四”运动那年已经在北京医科学校毕业的他与同学张秋华结婚，俩人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受李大钊直接领导。1927年中共北方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钱壮飞一家搬到上海。党组织安排钱壮飞进入新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设“保卫”、“情报”、“特务”和“土匪”四个，陈赓、李克农、李强和顾顺章就是当时这些科（股）室的早期负责人。钱壮飞和他在北京认识的好友胡底（烈士，1935年牺牲，曾任苏区保卫部侦察局局长等职）一起加入“特科”。钱壮飞按照周恩来的指令，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国民党的上海无线电报局。后任“中统”局长的徐恩曾此时是这个局的局长，他与钱壮飞都是湖州人，故对多才多艺的钱壮飞格外器重，邀其当秘书。“中统”成立之后，钱壮飞随徐恩曾到了南京，日后利用这层关系，获悉了许多蒋介石国民党对苏区“剿匪”的大量情报，为我军“五次反围剿”战斗提供了极其可贵的情报支持。

我们来说4月25日这一晚发生的惊天大事：等送电报的机要官一走，钱壮飞捏着手中的6份“绝密”“特密”电报后，正值这晚局长徐恩曾在外与一名女人鬼混，他便拿出特别密码本，立即开译起来……“黎明被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天哪！钱壮飞拿起译完的电报，读着每一个字，顿时全身发颤：“黎明”即顾顺章，这是钱壮飞知道的。他叛变了，“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一名负责“特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叛变，对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毁灭必定是轻而易举的！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钱壮飞不顾一切地通过机密电报机向上海方面的中共中央发去一份急电，然后揿响电铃，叫来同样潜伏在特务总部的女婿刘杞夫，令他火速连夜乘车去上海向李克农、周恩来报告“十万火急”的消息。

4月26日早饭后，中统特务局长徐恩曾带着一身疲倦来到办公室，钱壮飞镇静地把一摞文件、电报和材料放到徐的办公桌上，然后说：“曾座，上午如果没事我就回去休息了。”徐恩曾点点头。

就这样，钱壮飞从容地离开了特务大本营。

此时，心急如焚的钱壮飞并不知道女婿是否已找到上海的中央“特科”领导以及中央是否收到他发出的急电。想到这里，钱壮飞顾不了许多，必须立即亲自去上海一趟，因为他已经获悉顾顺章将在27日下午由武汉方面的特务押解着到南京。一到南京，国民党将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和那里的地下党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洗礼……

事实上，钱壮飞的电报和他女婿都到了周恩来和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那里。

26日和27日两天的上海滩上，一场看不见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在那些不易被外人关注的小巷和大街、码头与车站等地争分夺秒地紧张而又不动声色地进行着……

27日，南京，下午三时左右，押解顾顺章的车子到达中央路305号。

“这是你们的机关呀？”顾顺章左顾右盼地看着门牌号，大惊失色地问。而后他跺着双腿喊了起来：“哎呀坏大了！共产党的钱壮飞就在你们徐局长的身边呀……”

“什么？钱壮飞？抓！快抓起来钱壮飞！抓他！抓！!！”徐恩曾一听就瘫了，嘴里的话都说得颠三倒四。

钱壮飞早已远走高飞。

4月28日至30日，上海像沸了的锅：大大小小的马路上、小巷内，还有码头上、各个车站内外，到处是警车和警察，以及持枪的军队与便衣特务。他们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一个一个地翻了个底朝天，然而收获甚微。这是中共中央在周恩来领导下迅速果断采取行动后的结果，自然这“第一功”理当记在钱壮飞身上，因为他钱壮飞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一场扑向党中央的腥风血雨化为无形泡影，直接拯救了包括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在内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重要领导。

然而毕竟顾顺章所知的中共核心机关和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太多，即便周恩来、李克农等行动再迅速和缜密，仍然不能彻底、全部地将所有机关和党员同志隐蔽起来。自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之后，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和广大党员及革命者带来的破坏是空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比如，三天之后，原本南京国民党军事监狱里没有暴露的恽代英被敌人立即枪毙。

比如，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是顾顺章亲自带特务到香港将其抓捕的。蔡和森被捕后，港英当局即将其引渡给了广东军阀。在广州监狱内，国民党对蔡和森进行了严刑逼供，甚至把他的四肢钉到墙上，用刀戳破他的胸膛。不屈的蔡和森后被枪决，牺牲时年仅36岁。

比如，在上海和武汉等地的许多中共基层组织的“交通线”和“联络员”，就是由顾顺章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地下党员是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不可能尽知的，顾顺章将这些共产党人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特务……

不仅如此，顾顺章还特别熟悉中共组织机构和中共领导人的特性与个人生活习惯，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是根据他“教”出来的这些“灭共”本领，抓获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在被捕后立刻叛变，可想而知，又给中共带来多少破坏！巧在当时上海方面的国民党当局并不太相信向忠发叛变所交待的“口供”，在抓捕两天后便将其枪杀了！史料上有记载，向忠发在敌人面前跪着求饶。周恩来愤怒道：“此人连妓女都不如！”

不仅如此，顾顺章还在被抓捕开始到他1935年被蒋介石下令“密杀”之前的几年中，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镇压和屠杀共产党的特务骨干，通过这些“有经验”的特务们，我党又有大批党员和革命者被捕、被杀……

顾顺章因此被号称“中共最危险的敌人”。1931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对顾顺章进行“绝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举动。

党史专家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顾顺章叛变事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通过城市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因为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出于无奈和斗争残酷性的考虑，绝杀了顾顺章全家9个相关人员，又由于当时没有对顾家的一个12岁的“小舅子”下手，最后又导致这个孩子在大街上认出了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中共党员。此人被特务逮捕后又当了叛徒，结果又造成一批中共党员被捕，多数人英勇牺牲。

顾顺章叛变给当年上海滩带来的一场敌我之间的血腥斗争，也彻底把曾经的国共合作推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作为“中共最危险的敌人”的顾顺章的一家被灭门之后，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地要了一支烟，刚抽一口就呛得直咳嗽，他对天长叹一声，道：“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尼克松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记载了这一细节。据说这也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抽烟……

其实，自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内部出现的叛徒也非顾顺章一人，被叛徒出卖的中共领导和革命者，可以说不知其数。

在龙华和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看到的那些牺牲的烈士，我默默地清点了一下，几乎绝大多数是因被叛徒出卖而早早地离开我们的……

写到“彭湃”这个名字时，正好是2019年的“五一”劳动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98年前的1921年，一位在自己家乡担任教育局长的革命者领着学生高唱他自编的《劳动节歌》的情景——

今日何日？

“五一”劳动节，

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姐妹，

“劳动”两字永牢记。

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彭湃。这位广东海丰财主家的少爷，却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革命者。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时，就在自己的老家建起了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并且带头把自己家里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们。为此，1923年元旦时，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瞿秋白就这样赞扬彭湃，称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战士”。

1924年，彭湃在广东首创农民讲习所。两年多后的1926年，毛泽东担任这个农民讲习所的主任，毛泽东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如此称呼彭湃：“他是我们的‘农民运动大王’！”

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33岁。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对彭湃的一生作了如此评价：“他这样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省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时最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曾经有人这样称，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却也是死在叛徒之手，令人特别痛心。

彭湃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8月24日，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委书记兼江苏省军事委员会主任的彭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际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党委、军事部主任杨殷等人在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2楼开会，被变节的军委秘书白鑫出卖而被捕。不到一个星期后的8月30日，他和杨殷及另外两位中共军委会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一同被敌人杀害于龙华监狱。张际春因为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所以被保释， 是唯一幸免于难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