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出生于泰国暹罗的许包野，算命先生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许金海”，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发财致富成为侨民中的富商。但对中华传统文化格外崇尚的父亲却在他七岁时，将整个家都搬回了广东澄海老家。幼年时许金海就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进新式教育的澄海中学。这所吸纳西洋教育的著名中学给了许金海人生特别重要的启蒙，并且对他的思想意识也有了质的启迪：要做一个有用于社会和国家之人。

1919年，中学毕业的许金海恰遇“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明白了“救国”的意义。也就在那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正在出面组织招考赴法留学。许金海听说后心潮澎湃，立即报了名，并自起“许包野”大名，意在雄心与志远。

汕头一考，澄海的许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费留法学生。出国留学，对许包野来说，有种鸟儿挣脱笼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做他的媳妇。

关于他与这位不识字的媳妇之间的故事也很传奇：已经留洋的许包野开始主动“劝离婚”，后来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没有成功，最后就采取教妻子识字的办法。妻子很乐意，但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亲极力反对。许包野这回真“野”了，下定决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于是俩人靠通信教授知识，从“尔——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学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学生中一时传为佳话。

许包野在留法时，正好遇上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学，他们的革命**和斗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这位原本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澄海青年。许包野学的是哲学和法律，这是两门高深的学问，而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特别是在留法的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许包野作为哲学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对《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类书的学习与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来等中国学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时，许包野已经从里昂大学转学到了另一个哲学学问更普及的国家——德国哥根廷的奥尔格——格古斯特大学继续学哲学，兼修军事学。对读博士的留学生而言，没有家庭的较丰厚的经济实力支持，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内只能靠勤工俭学来维持生活，而学哲学的许包野到了德国后，其学费和生活费一下要比法国高出三倍，一年所需的费用远超出了家庭所能负担的。但崇尚教育的许氏父亲则完全满足了儿的需要，这也体现了潮汕人对教育高度重视的品质。

哥廷根密茂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让身为潮汕人的许包野着迷，尤其是那里的古建筑，更让这位中国学生置身在欧洲古老文明的宁静与优雅之中，“是一种完全的诗意式生活和学习”。让许包野感觉更自由的还是这里的大学里的学习气氛，因为那里的课程、专业和教授，学生的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而且是绝对的自由选择，论文也用不着非写不可，如果你有钱，读上十年八年的也没人催你非“毕业”不可。难怪人们说当年爱因斯坦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非得跑到哥根廷来不可。

呼吸自由，对研究学问，意义重大。与同为旅欧的留学生来说，许包野的学习时间和环境，远超过其他人，所以也成就了他在革命队伍中是海外学习时间最长（11年）、学历最高（双学位博士）、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奥、西班牙六国语言）的一位罕见的革命者。1923年11月11日，俗称“双十节”的这一天，对许包野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以往一门心思“搞学问”的他，遇上了一位举止稳重、理着平头的军官出身的中国留学生，他叫朱德。几次集会和相处，许包野觉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这一年，许包野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朱德自己则是由周恩来秘密介绍入党的旅欧支部负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驻德支部执委。

参加革命后的许包野开始以自己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与朱德等进步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1925年初，朱德去了俄国，许包野也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维也纳继续完成哲学博士学业。次年，许包野在拿到哲学和法律“双博士”头衔后，受组织派遣，到了莫斯科，在专门培养革命家的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班”任教。当时的许包野，风度翩翩、知识渊博，不仅成为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留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还因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所以迷倒了很多年轻的俄罗斯姑娘，但许包野则钟情于他的“尔”——妻子叶雁蘋（原名叶巧珍，是许包野为其妻改的新名）。

1931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苏联青年战士作家写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即轰动全苏联，于是“保尔”便成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样。

“同学们，你们现在不要再叫我‘许老师’了，叫我‘保尔’！”年轻的许包野教授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潮”了，他在讲台上这么一介绍自己，更引来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保尔”老师就这样出名了。那段时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国面孔的“保尔”老师。

现在，“保尔”突然出现在上海滩上秘密的江苏省委内，真让那些不曾在苏联吟过“莫斯科的郊外”的“阿三”们有些摸不着头脑。而这，也正是许包野和当时中央所希望的在特殊环境下新的江苏省委能够得以继续展开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敌人太狡猾，环境太恶劣，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企图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江苏省委彻底地扼杀在上海滩的行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那段岁月里，可谓“翻江倒海”，而且也确实收效不薄。

许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应共产国际要求，希望让其回国与红军中的朱德同志一起领导武装斗争。就这样，出国11年，带着哲学和法律两个博士学位以及5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执教资格的红色教授许包野借道满洲里，秘密回到了久别的祖国。那一刻，他跪下双膝，亲吻了自己祖国的土地，发誓要把日本侵略者从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赶走……

为了隐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绕道先回到了老家澄海，与家人一番亲密团聚，尤其是见到已经长高到与他齐肩的儿子和为他孝养老母及全家老少的妻子叶雁蘋后，更是百感交集。

仅在家半个月，党组织就派他到厦门组建福建省和厦门地下党组织。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和跟踪，许包野脱下西装、换上长衫，化装成一名海员，先乘轮船到了新加坡，再转至厦门。此番厦门之行，让许包野大出意外的是，因为当时厦门形势十分严峻，与他接头后的党内同志不敢轻易认他。无奈之际，许包野说：“我听说我二弟许泽藻在你们这儿工作，他若在场可以为我作证。”

“听你的描述这个人好像是我们这儿的许依华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厦门来了，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厦门同志说。

“快叫他来吧！”许包野赶忙说。他与弟弟11年没见，早已思念不已，更何况在特殊背景下的异乡厦门相见。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啊！你让我和嫂子他们想死了呀！”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利索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许包野面前，然后一个箭步抱住了许包野，连声道。

他就是许包野的二弟、共产党员许依华，即许包野在家称呼的弟弟“许泽藻”。

一对共产党亲兄弟，相隔11年相见于他乡，让厦门同志十分感动。

然而许包野虽为中央特派到厦门，可厦门党组织需要与苏区的中央对接并证明他的市委书记职务。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因为蒋介石此时正全力以赴在江西指挥“剿共”，苏区形势极其艰苦，加之福建龙岩一带也是蒋介石反动集团重点“剿共”区，厦门与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线也就变得十分隐秘和危险，所以许包野有半年时间只能在厦门当一般党员协助工作。

之后，当身份和任职被正式确认后的许包野，仿佛为了补上以前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建党和配合减缓敌人对苏区压力的厦门地区的对敌武装斗争。他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在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期间得到了充分发挥，至今仍被厦门一些老同志记忆。至1934年6月他受命离开厦门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在白色恐怖中恢复了厦门党组织，并且在厦门岛上发展了17个支部，151多名党员；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闽南地区十多个县、市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正是这支力量，让厦门和闽南地区的武装斗争风起云动，有力地配合了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现在，“保尔”来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的“保尔”所看到的“东方巴黎”，远比他想象中的欧洲式的革命风云要严酷得多。身为江苏省委书记的他竟然已经到了只能与党内一个同志接头和见面的地步，因为敌人放出的大批叛徒，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我党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的每一个要害机构和人脉线上，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的所谓“细胞战术”。

这种“细胞战术”非常恶毒，对我党组织造成严重破坏，就跟现在的“癌细胞”一样。国民党特务机构通常一旦发现是中共嫌疑对象便实施逮捕，关押后便派出劝降水平较高的特务对其进行威逼和恫吓，劝其叛变。在严刑拷打和特别手段的诱骗下，当时有相当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叛变了。这些人就成了敌人对我党进行“细胞战术”的武器，让他们或直接寻找残存的组织人员，或若无其事地重新回到组织上“继续革命”，像“癌细胞”似的注入组织内部。这些“癌细胞”对我党的组织破坏和同志的生命安危损害极大，因为他们有时装得比革命者更“马克思主义”；由于地下党被破坏得特别严重时，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于是甚至有叛变者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级新任命的“某某书记”，既骗下面，又骗上级，结果稍不留神，我党组织常被“一窝端”……

“保尔”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他之前的几任书记被抓的抓、毙的毙，今天侥幸脱险，明天又遇更险之境地。许包野到上海前已经考虑到当前的复杂形势，出发时就在厦门带了位女共产党员假扮夫妻到的上海，哪知一到上海，组织就告诉他，不能与此女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已经当了叛徒。

中央特别指派原江苏省委秘书长杨光华作为许包野在上海的接头人，负责上接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高文华。杨光华别名子才、老周，湖北省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曾在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任党代表，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任书记。因为在党内受“左”倾领导者的排斥，后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此人革命原则坚定，所以中央派他协助“保尔”重建江苏省委。

杨光华比初来乍到的许包野更了解上海的敌情，所以他建议新的江苏省委领导之间实行“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组织方案，即杨光华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宣传部长只知道书记“保尔”的家，书记“保尔”只知道组织部长的家，组织部长只知道宣传部长的家。但敌人的手段也狡猾，他们得知中共江苏省委又新来了一位书记，便利用埋伏在党内的变节者诱捕杨光华和许包野，以此作为再度破坏江苏省委的突破口。

一日，一位姓龚的变节者突然跑到杨光华住处，说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人，想见江苏省委新书记，有“中央精神”要传达，想以此诱骗“保尔”入敌人圈套。由于实施了“一个人只知道一个地方”的制度，杨光华还真的不知道许包野的住处。等此人走后杨光华马上联系“上线”高文华，问有无其人。高文华说，他是我原来领导被捕后的新领导人呀！

杨光华和高文华默默对视了半天，也不知姓龚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央派来接头的“上级”人物。

如此险情，比电影和小说里设置的故事还要惊险！

杨光华和高文华无奈在一边接触一边等待着更多的观察机会，可又不敢贸然行动。

此时的省委书记“保尔”，每一分钟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

又是一天，杨光华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和杨光华对上暗号后，急促地说：“我是特工队的，老高让你赶紧离开此地！现在什么都不要带，直接跟我走！”

杨光华只得跟着此人走。不一会儿遇见高文华，高文华又将杨光华带到法租界的一个文件印刷处。这时，一位工人模样的人对杨光华说：“龚有问题！敌人已经查到你的住处，中央局要求你转移时，龚总建议你去新疆饭店，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发现了龚的可疑之处，因为中央特科队早知道那个新疆饭店正是敌人埋伏抓我地下党人的地方。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尚不能判断龚到底是否叛变，但必须对他采取必要措施了……”

杨光华点点头。

“保尔”的工作仍在秘密中进行着。江苏省委的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要严峻得多，每一个党内同级同志，都有可能是暗藏的变节者。许包野以其丰富的经验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制度，尽可能确保在遇到不测之时实现最小的组织破坏损失。这个难度考验着他，也考验着所有革命者。

“龚被组织隔离起来了，但又被他偷偷溜跑了……”有一天高文华告诉杨光华这一消息。

“这不是危险更大吗？”杨光华警惕万分。

“所以，我们估计他会迅速与敌人取得联系，从而实施对‘保尔’书记和省委的再一次袭击！”高文华继而说，“而且从我方掌握的情报看，敌人已经注意到‘保尔’书记，只是说他太机灵，始终掌握不了他的具体行踪。因此，你要尽快把这一情况告诉‘保尔’书记让他特别小心。”

杨光华照办。

但突然又有一天，一个店员打扮的人出现在杨光华面前，神情异常紧张地告诉他：“高文华可能出问题了，你马上跟我到新的地方。”

杨光华也不知真假，只得跟此人走。

到了新地址，杨光华一看是龚某人，不由内心大吃一惊，但立即故作镇静地问：“你怎么跑来了？听说你环境不好，不能外出了。”又故意道：“像你这样重要的党内负责同志，一旦出事，会给党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失啊！”

龚一听，马上哭丧着脸，说：“是啊，我的环境不太好，现在又与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是不是你带我去江苏省委那里暂时住一段时间，以便同中央局接上关系？”

露马脚了！杨光华心头“噌”的一颤，这小子真的当叛徒了！他是想利用我找到江苏省委，找到“保尔”书记，甚至找到中央局机关更多的线索……

太危险了！杨光华心头想到这些，马上想到了应对措施，说：“我现在也和中央局失去了联系，老高又出事了，我们现在也不住省委机关了，只能今天住这旅店，明天又换个地方。这样吧，现在又到了我去接头的时间，你在这儿等我，等我把新地址要到了，马上来告诉你。”

说着，杨光华就抬腿要走。“慢着，”龚某拉住杨光华的袖子，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写个地址，等你把新地址找到后，就马上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行！”杨光华这下更断定龚某是彻底地变节投敌了！可耻！

我中央特工队开始行动了。这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的专门为除掉叛徒而设立的一个特别行动队，也叫“红队”。它先后由陈赓、李克农、潘汉年领导。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到这一特别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