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俩，都是党的总书记的儿子、中央委员，在斗争最严峻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需要，去工作、去战斗……一年间，他们相继牺牲，年仅27和28岁。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那没有经验的历史时刻，依靠从血的教训中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再奋斗、奋斗中牺牲了再爬起来的精神，书写了人类绝无仅有的悲壮史。

大革命时期，仅江浙两省所牺牲的省委书记多达十几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

我们当今的人批评起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党所犯的错误时，常表现得似乎很“聪明”、很有“经验”，远离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各种因素与条件而口出轻言，乱点江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幼稚和无知的行为。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当年一个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小政党，面对的却是几十万、几百万强大的敌人和早已建立的旧政权，以及整个旧世界，这种情况下你能所为吗？你能一向正确吗？

谁没在年轻时犯过错，跌过跤？党也同样。

“大革命”失败的30年后，周恩来有一段非常中肯而客观的话，他说：“武装起义是成功的，但当时经验不足，不会领导”，“当时租界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年轻，青年人又瞧不起他，认为帝国主义算得了什么？”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经验比我们多一些”，“结果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我们又没有准备”。所以周恩来总结历史教训后指出：“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

加之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在关键时刻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独断专横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挥，造成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损失巨大的惨痛后果。

血铸的教训，也因此成为了党和革命者不可另行选择的一种历史必然。

但，革命前辈和先烈们从来没有犹豫和动摇过前进的脚步——

“四一二”血潮仍在湍急之际的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李立三、陈延年和聂荣臻到上海。之后连续两天的紧急会议，解决的是上海革命形势的问题。纵观党的初级时期，一次革命的失败或遇挫折后，中央会立即进行班子重组和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重视。

显然，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大员来上海，是有重要考虑的：李立三是中国工会委员长出身，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是武装起义和革命事业的主力军，关键时刻，需要李立三这样的内行领导；陈延年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公子，在国民革命中心地带的广东省就是位杰出的领导者，并曾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过，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派出自己的儿子到最困难的地方工作，也足见他的胸怀与内心的紧迫性；聂荣臻的出现，同样是因为考虑军事斗争和武装起义的需要；维经斯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组建中共的主要联络人，他也被派到上海来的目的显然是起指导作用。即便如此，这些“有经验”的中央新派来的大员，其实也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在中共内部已经是“老资格”的骨干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地，城市武装斗争的中心地，现在又是蒋介石反革命镇压共产党的最严重地……几种客观情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全力以赴投入这里的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精神，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和维经斯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地，中央机关从成立之后一直在上海，大革命开始后，总书记陈独秀有一段时间把中央机关带到了武汉，但上海仍然是党的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设立了两个地委，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其实就是在总书记陈独秀兼任负责下展开工作。此间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等，都曾担任过上海地委的领导工作。而上海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上海市区，主要还负责现在的江浙两省，还包括了安徽省。江浙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中心范围，早期中共领导人中的江浙人士也特别多，江浙人中浙江籍的则多于江苏籍的，这与陈望道、沈雁冰等共产党创建人的存在有关。前文我们讲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带出来的一大批优秀革命者，后来都成了中共上海地区的党的骨干和领导者。当然，江苏因为有“常州三杰”（张太雷、恽代英和瞿秋白）的相继涌现，使得一批江苏青年和上海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一人带地区”的革命现象，在湖南、广东、北京、山东、湖北都曾有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笔特殊财富。

上海无疑是这种现象中最耀眼的一个“中心”级的存在。这与这个伟大城市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分量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以及它的先锋队为主体队伍所汇成的历史潮流。

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显然对上海前期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持一定的批评。后来我们知道，“特务委员会”成立到周恩来、罗亦农在一个多月后相继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实是对“上海领导班子”的一次大调整。在早期的中共历史上，这种“班子”大调整，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就会对一个地区的党的负责人进行调整，这既是革命需要，又是当时太缺少领导骨干所致。再者，复杂而残酷的革命实践，每时每刻都在考验和检验每一个革命领导者的能力——你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成功了，有可能第二天就奔赴到新岗位，而在新的岗位上你有可能失败了，因此又被调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今天你是小区委干部，明天你可能就是省委，甚或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了，而没几天你又可能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又失败了……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其实既是党建设初期的实际情况与无奈之举，同时也深刻而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让我感到特别敬佩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党的决定面前，都没有怨言，无条件的服从，许多同志去年可能还是党的核心领导，今年就成了一个最基层党组织的小负责人，邓中夏、恽代英，甚至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然而他们对党和革命事业仍然赤胆忠心……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品质。因为这种品质，所以在革命征程中，才有那么多革命群众和党员跟随在他们身后，前赴后继，英勇奋战。

“四一二”后的形势，极其严峻，共产党人的活动必须完全进入地下，党的组织遭受的打击几乎也是毁灭性的。上海的共产党员从8111人骤减到1221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82万人减至28万人。

上海所在地区的中共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党中央和上海地区的党组织仍在艰难而紧张地战斗着，尽管此时机关在武汉的党的最高机构内部，陈独秀和党内不同意见几乎每次会议上都在争吵不休，但中央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党的领导者李立三、陈延年等仍在积极恢复残存的组织力量。

李立三此时开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之后的“立三路线”与他身处革命最前沿所要作出的选择或许多少有关。这是后话。

我们来看陈延年吧——

这位此时年仅28岁的中共上海地区领导，之前是接替周恩来的位置任广东区委书记。有关陈延年的事迹在党史上记载很少，这与他是陈独秀的儿子有关，因为关于陈独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过去几十年一直是模糊的，而现在已经给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几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以公平的评价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对他的儿子作出客观评价，包括他的小儿子陈乔年。

早年参与建党的老同志与陈延年有过共事，大家对这位“陈公子”印象十分的好，都说“胜父三倍”，可见陈延年的能力与为人。其父陈独秀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五四运动”旗手及中共创始人等头衔，理所当然威望很高，但陈独秀脾气粗暴又独断，而且在党内喜欢摆“老头子”架子，与下面的人相处不太融洽。相比之下，陈延年既没有“陈公子”的架子，而且还与“靠嘴皮子吃饭”的父亲个性相反——是个做事的实干家，这一点让党内同志十分喜欢和欣赏。在接替到黄埔军校任职的周恩来出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陈延年一开始由于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些困难。于是他除了努力在语言上攻克难关外，还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经常与人力车工人一起躬着身子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当“车夫”。陈延年知道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革命同志说，共产党人当车夫，这不是耻辱，而是十分光荣的事，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党，这有什么不好呢？

陈延年1924年从苏联回国，接受党的安排，到了广东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广州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然而也是革命斗争最复杂的地方，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出任区委书记职务时，才只有二十四五岁，却要领导广东省这样一个党的工作重镇，责任和担子无疑非常重。而他很快打开局面，在主持工作不到两年内，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猛增到五千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仅此就很能说明陈延年的工作能力，因为那个时候动员和挑选优秀的进步分子入党，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风险和细致的工作并存。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又最令早期广东地区党内同志难忘的是，在上海爆发“五卅”反帝运动时，广东声援上海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运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辉煌篇章，而这正是他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与苏兆征、邓中夏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的结果，作为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其中的功劳可称数一数二。

这与后来陈延年能够被推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直接关系——他并非靠“总书记”的老子资本，而且陈延年也最不愿借父亲陈独秀的任何光而在党内获取一丝政治资本。

这一点，陈独秀做得也非常好，他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异常强，不可能让儿子沾他半点光。

陈延年及弟弟陈乔年，从出生到牺牲的二十几年里，几乎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荣光”，相反，伴随他们的常常是无尽的艰苦和一次次的危险……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从小都在老家安徽安庆生活。在191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全家人才搬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小楼里。那个时候，陈独秀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其妻高君曼女士患病严重，身边又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最主要的是陈独秀很不“安分”，一心忙着办杂志，可又没钱，虽然有朋友帮忙，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艰难。这一年，一本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横空出世，给中国革命前途带来无限光明，可对陈家两“小子”的生活和学习一点帮助也没有，相反陈延年只能带着弟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去以维持生计和交学费，常常处在半饥半饱状态，而且他们还要照顾有病的母亲。但即便如此，陈延年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新书刊，包括父亲编的《新青年》。父亲陈独秀在家里也很有些家长式的霸道，儿子们既怕他，又有些恨他，但“老子”的文章却又被儿子偷偷地喜欢。比如《新青年》上的创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云云，陈延年读得热血沸腾。因为喜欢法文，陈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于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留法勤工俭学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之时，陈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陈独秀马上答应：“好啊，这个我非常支持！”作为建党领袖和正在帮助一批批青年干部往欧洲输送的陈独秀，这回对儿子的运动是真心实意，并且在陈延年提出带弟弟一起去时他略深思了一下，便点点头：“也好，你们一起去、一起回，相互有个照应，留在我身边反而不是良策……”

于是1921年初，21岁的陈延年，带着19岁的弟弟陈乔年，加入了浩浩****的留法队伍，成为了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龄革命青年队伍中的一员。

1922年，陈延年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共产党）。这年秋天，他经法共党员、后成为越南共产党领袖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加入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是这个支部的领导成员。他弟弟陈乔年也是这个“少共”的成员。1923年，遵照中共中央指令，陈氏兄弟等12名中国青年党员由法国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此时的陈延年和弟弟都已经是中国青年革命者中的佼佼者了。

1924年夏，陈延年比弟弟陈乔年早半年回到祖国，在上海只停留了半个月，就被派到广东工作，从此开始真正的革命实践，一直到他牺牲。

1927年，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形势坠入低潮，陈延年被中央从广东紧急调到上海，前后不出三个月他就壮烈牺牲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无法想象，这位“比老子强三倍”的中共总书记的儿子，如果在革命征程中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啊！或者如果不是因为长期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风，他陈延年包括他弟弟怎么可能不被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所熟知和崇敬呢？

陈延年是1927年4月15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到7月4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这也许是他本人绝对没有想到的。然而作为革命者，他陈延年也可能早就想到了，因为他作为新派到上海的中共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每天都看到和听说自己的战友和同胞，被敌人一个个甚至一批批的杀害……他自然也会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抛头颅、洒鲜血于上海滩上。

然而陈延年的被捕和牺牲来得太突然，太惨烈！

4月16日至18日上海成立李立三为首的“特务委员会”，5月份周恩来、罗亦农等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五大”之后，留在上海的陈延年实际上一直在负责上海地区对付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最黑暗的那些日子。原先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是骨干分子被杀害了，就是断了联络线；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办公与联络点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残存的一些地方，又每时每刻处在危险之中。而陈延年作为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还必须天天去处理已经和即将可能处在危险之中的应急事，同时还要把断了线的党员和组织联络起来，这种工作之复杂和危险性不言而喻。有一次陈延年发现，在一条街上，竟然有好几个党的组织机构，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于是他立即着手调整和重新安排新的地方，这对人生地不熟的陈延年来说，都是些难事，他需要找熟悉的同志去帮助处理，而此刻许多党员和党的干部正处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阶段，陈延年稍有不慎，便可能会落入敌人的魔掌之中。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27年6月26日上午，根据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作出调整，任命陈延年出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将由中央派来的王若飞（中共革命先驱之一，陈延年留法同学，1946年飞机失事牺牲）宣布任命。会议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14号（今阴山路恒丰里91号）召开。在会议期间，获悉经常到省委机关送信的交通员被捕了，王若飞非常警惕，快速讲完话后，便宣布了会议结束。

下午三点左右，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因为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就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郭伯和（烈士）、黄竞西（烈士）、韩步先（秘书长、后当叛徒）等回到恒丰里，几个人先在外面观察了一下，似乎没有任何动静，便进了省委机关的91号两层小楼，并在上面开始讨论和研究起工作来。可就在之后半小时左右，来了一批反动军警，将他们团团包围。“快跳窗！”陈延年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脱险，自己搬起桌椅作武器，与冲入房内的敌人展开搏斗……最后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

陈独秀的儿子被捕了，这在中共和国民党方面都是“惊天新闻”！中共组织和陈独秀的好友都在努力营救，然而蒋介石的条件十分苛刻：既要陈延年“脱党”，更要陈独秀低头。这两个条件对陈氏父亲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7月6日陈延年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时年28岁。

与陈延年一起牺牲的是同时被捕的江苏省委常委郭伯和和黄竞西，秘书长韩步先成了可耻叛徒。郭伯和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黄竞西比陈延年大两岁，江苏江都人，这位商人出身的革命者，早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在恽代英和刘重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黄竞西被推荐为国民党江苏省部执委后，罗亦农调他到上海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前，黄竞西不顾反动军警在大街上乱杀行人的危险，装扮成商人，带着装成阔太太的妻子，经常利用自己驾的小汽车或黄包车来运送武器和弹药，因此他被同志们称为“地下运输队长”。1927年4月初，他冒着极大风险跟着侯绍裘到了南京，从事没有公开身份的地下工作。“四一○”惨案发生前，侯绍裘委托黄竞西回上海向党组织报告南京形势。回到上海的黄竞西，赶上“四一二”大屠杀。根据党的指示，由他代理已经牺牲的侯绍裘，主持重组的国民党江苏党部工作。那是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黄竞西带着妻子孩子和陈延年一家住在一起，俩人和两家亲密无间。怀有共同的理想，身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于是也有了同一天被捕和同一天遇害的经过。据后来敌人的军警说，当时他们在抓捕陈延年、郭伯和与黄竞西时，三人与敌军拼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筋疲力尽、头破血流的情况下才被捕了。狱中的黄竞西，任凭**和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动摇他坚守的革命信仰。6月29日晚，黄竞西在肮脏昏暗的牢房里，给爱妻、母亲和同志们写下遗书说：“我终觉得死于今，比死于昔，使人们可觉悟中国是需要继续革命的，我之死也无遗恨”，“……死是一快乐事，尤其是为革命的”，望同志们“继续前进，万勿灰心”。

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三烈士死得其所，死得让刑场上枪杀他们的敌人都胆颤。这是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让我们感到异常惋惜的是，时隔不到一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在出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要职没多少天也英勇牺牲，这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也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一段最黑暗的岁月。

悲剧出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身上，这更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