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铸造的是骨气、志气、才气和领袖品质。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师德三圣”。

一枚水孕的“秋石”和一尊高高的师神，令柳亚子一生刻骨铭心的眷恋与敬尊。

我以为，够得上“革命大熔炉”之称的，应该是具有铸造革命者骨气、志气和才气以及具备领袖特质的地方。

世上有这样的地方吗？有。在上海。近一百年前就有的一所大学。它的“寿命”只有五年，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则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它让我对它顶礼膜拜——

有一年到广州参观黄埔军校，那门口的一副对联和横匾让我记了很久，它这样说：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匾——革命者来。

这是孙中山先生给黄埔军校定的“校规”之一，可惜后来蒋介石把持着这所国民党军事学校的大权，背离了孙中山的办校宗旨，为其日后的反革命事业培养亲信。当然，因为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在这里任教并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所以黄埔军校为建立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中输送了许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共和国元帅和大将、上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为写这部《革命者》，那天我在上海党史专家的陪同下，到淮海路、陕西路一带瞻仰中共中央机关早期在上海的几处旧址。在行至陕西北路时，我被专家叫住，说你一定要看看“老上海大学”的旧址。我以为这位专家知道我在现在的上海大学兼任“博导”教学，结果他说：“可别弄错呵，此‘上大’非彼‘上大’！”

“怎么，不是我兼职的上海大学？”我不解地问。

“对。这所‘上大’我们上海人称它为老‘上大’，它与现在的‘上海大学’除了名字相同外，没有任何‘血脉传承’关系。”

老“上大”，成立于国共合作初期的1922年，其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区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路167弄内）。当时该校规模小，学生包括附中在内也才共有161来人，且多数是安徽籍寄宿生。

“五四运动”浪潮中，该校学生们走出校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看到其他学校的规模与教学水平，觉得自己的学校根本不像样，于是开始起来造反。校长王理堂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学生缴的学膳费独自去了东京留学。学生们知道后更是义愤填膺，学生陈荫楠等联合几位骨干同学，决定推荐他们认可的新校长，推翻旧校长。

“大家觉得应该推荐哪位名家来当咱们的新校长？”热血青年们不知天高地厚，努力畅想他们心目中的“大校长”……最后三位当时的风云人物被光荣“入选”，他们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学们认为他应该是首位人选；第二位是章太炎，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能请章老出来，一定可以办成一所著名大学；第三位是当时发表“教育救国”而一举名上加名的于右任。

“做梦去吧！”一些老师和其他同学听说有人想找这三位大人物来当校长，就差没笑掉牙。

“为什么不行？现在都在讲革命革命！可还没有一所革命大学，我们就不能请高人来办一所真正的革命大学嘛！”年轻人就是敢想敢说，而且有真行动——几位骨干学生怀揣梦想，开始到处寻找这三位大人物的影踪，结果发现：陈独秀来去行踪不定，根本找不到，同学们那时还不知道陈大教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找不到他是在情理之中；章太炎倒是不爱动，但他住在苏州，而且对办学校没多少兴趣。同学们打听到于右任在上海的黄河路大铁滨那儿住，且比较容易找到。不过怕吃闭门羹，学生们打听到于右任先生与邵力子先生关系不一般。相比而言，找邵力子没费多大劲。

“办所革命大学是大好事呀！孙中山先生一直有这个愿望啊！” 邵力子一听认为此非说说笑话，乃是好事一件。不过，要想动员于右任大家出来当此重任，怕是有些困难。

试试吧。邵力子到于右任住处如此这般一说，于右任大为感慨，道：“仲辉，你我都是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而创办一所启蒙国人革命思想的学府乃是良策一方。可要说让我来当校长，怕当之有误人之嫌啊！”

“仲辉”是邵力子的字号。早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求学时，邵力子与于右任便成莫逆之交，后来俩人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孙中山革命风潮涌动时，邵力子随于右任一起到东京去见孙中山，并共同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鼓吹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邵力子与叶楚伦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此报成为当时国民党左派进步阵地。该报因抨击北洋军阀，宣传民主思想，备受军阀当局的迫害，经营极其困难。邵力子竭力支撑，备尝艰苦，有时甚至自己出钱购买纸张，使《民国日报》得以出版。他一手开辟的《觉悟》副刊，对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促进作用。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筹建中国共产党，邵力子是其中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邵在前两年也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双重身份的邵力子后来退出中共组织，在国民党担任很多重要职务，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长、宣传部长等等，解放后一直是重要的民主党派负责人。这是后话。

此时他游说于右任出任校长，有一份重要的责任是中国共产党也十分期待建立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邵力子知道于右任与李大钊是留日的同学，在劝说于右任出任校长一职时，就在党内征求过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两位中共领导认为于右任先生出来当一所国共合办的“革命大学”校长是合适的人选。“仲辉你就去当副校长。”陈独秀算是把一份重要的责任交待给了邵力子。

“过谦了！过谦了！我们党内同志都赞成你出任此职，并且认为非你莫属！”邵力子这时也趁机把中共的意见转达给了于右任。

“真是这样啊？” 于右任听后有些吃惊道。

“是这样。”邵力子便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意见如此这般地复述了一遍。

于右任欣然开怀道：“那就去学校看看？”

“去看看！”

其实，此时的学校更期待新校长到任，因为两股不同势力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连校牌都被砸了好几次。期待改良的那一派学生听说于右任“可能”愿意赴任的消息后，便在学校内外墙上贴出欢迎标语和彩旗了。于右任一听这事，更不能不去“看一看”了。

1922年11月23日，于右任在邵力子的陪同下，乘了一辆雇来的车子到达学校。当时天正下着雨，于右任一到校门，学校的同学们手执欢迎旗，列队欢呼迎候，乐声和鞭炮声顿时大作。许多同学甚至激动得直跳跃起来，此时他们的身上和脸上挂满了雨水……这一幕让于右任感动得直呼：“此等学生可教也！可敬也！”

欢迎大会上，学生们请于右任讲话。于上台动情地说：“刚才见同学们在雨中的那种精神，很是感动。我小时做过小鞭炮竹，当时就想造炸弹、地雷，想让旧中国、旧世界炸个粉碎！今天，看到同学如此追求和奋进的状态，令我万分感慨，所以，我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建一所真正的、中国第一所革命大学校！”

同学们一听，三呼“万岁”。

于右任趁热打铁道：“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特邀身边的这位大才子、著名人士邵力子一起管理建设这学校！我还要请当今中国所有进步的革命家、教育大家到学校来给大家当教授、当老师！甚至还要想法请孙中山先生来讲课——”

“中国万岁！”

“革命万岁——”

被学生们奉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的于右任这番话一出，犹如一把烈焰，将这座原本已经枯朽的学校燃烧得通红、通红……

“上海大学”——当日，书法家出身的于右任豪情满怀地写下这四个字后，一所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革命者的大学校从此诞生。

“守常，这事你一定要帮忙啊！”于右任与邵力子分别出任“上海大学”正、副校长一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因为此时正值李大钊和孙中山洽谈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一日，于右任得知李大钊来到上海，便赶忙约他到四马路同兴楼京津茶馆，专门宴请故友。席间说到创办“上海大学”一事，于右任便向李大钊提出请求。

“自然！右任兄能出任该校校长，乃我国民一大幸事，我党一定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李大钊爽快答应，并说从中国革命需要出发，上海大学除了一般大学有的课程外，应该侧重开办社会科学系，而且将其列入学校重点，为国民革命培养骨干。

“是！办校最关键的是师资！守常在京师人脉广泛，又是中共要人，一定给我推荐几位得力的教育大梁啊！”于右任恳切道。

李大钊微笑着点点头，捋捋胡子，然后用手指蘸了点水，在桌子上写下几人的名字……“如何？”

“太好了！简直不敢想啊！”于右任立刻站起身，连连给比自己小几岁的李大钊拱手作揖，“谢谢！太谢谢了！”

“我们现在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造一批有用的革命人才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事，守常和中国共产党当倾力而出！”李大钊这样表示。

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一块比豆腐干大不了多少的广告，但也许是“名人效应”的关系，竟让报名入学者络绎不绝。另外共产党方面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将那些具有革命思想而被学校开除或休学的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招到“上大”。所以不到半年，原址上的“上海大学”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于是搬到了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新校舍(现陕西北路)，开始了它辉煌灿烂的“上大5年”（至1927年被背叛革命的蒋介石集团以“赤色学校”而封闭、解散）。

“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这是当时于右任亲笔写下的“上大”办校宗旨。

开学后，学生们一看自己的老师阵营，简直兴奋得乐开了花——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著名工运活动家、《中国青年》主编邓中夏（当时化名“邓安石”）出任学校总务长兼授伦理学课程，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精通俄语的著名学者、除陈独秀之外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之一的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兼授社会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

中文、日文、英文皆精通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第一位中文翻译者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兼授文法和修辞；

教育界著名人士何世桢（此人后来跟着国民党右派势力走了，成为“上大”的另一股势力）任英文系主任，兼授政治学大纲；

美术家洪野（此人是潘玉良等杰出画家的老师）任美术系主任。

再看看“上大”的教授队伍，我们才知道当时为什么流传“北有北大、南有上大”这样一句话。

“上大”的老师有——

蔡和森（教授社会发展史）、 张太雷（主讲工人运动史）、恽代英（教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任弼时（教俄文，并主讲青年运动课）、 施存统(中国青年团第一书记，教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 沈雁冰(即茅盾，教授中国文学史）、高语罕(中共早期党员，主讲黑格尔哲学）、蒋光慈（主讲苏联文学）……

还有兼职讲课的教授如彭述之、田汉、俞平伯、朱自清、萧楚女、丰子恺、周建人、李季、沈泽民、杨贤江、胡朴安、李春藩、周越然、侯绍裘等等。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吴玉章、李立三等也都到“上大”讲过课。那时红极一时的国民党阵营里的“革命分子”汪精卫、戴季陶等自然也来登过讲坛。

如此师资阵营，哪个大学可曾相比？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浦江畔崛起的一座革命熔炉——上海大学，如旭日东升，照亮了大上海，也影响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