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战术发展

美国参战是否能使协约国免遭失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17年一天天过去，这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鲁登道夫不打算再浪费德国人的生命。他现在打算在西部保持守势，直到德国潜艇的进攻达到预期的结果。索姆河战场之旅已经使他胆战心惊。法金汉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守住每一寸土地。结果，德国军队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所遭受的苦难，至少可以和攻击他们的人所遭受的苦难一样多。鉴于德军前线深入法国领土，在防御上的一些弹性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因此，鲁登道夫下令从阿拉斯和苏瓦松之间突出的地方全面撤退，放弃了索姆河上所有被顽强防守的战场，转到向后大约25英里处一个更短、防御更坚固的“兴登堡线”(英国人的叫法)。在这次撤军过程中，德国军队捣毁或烧毁了所有的住宅，屠杀了牲畜，污染了水井，这些都是在东线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行为只是证实了德国现在向西方所展示的野蛮形象。

这种新的防御是根据新的原则设计的。部队不再被塞进前线战壕，为敌人的大炮提供容易攻击的目标。战壕线被防区取代，防区的基础是由带刺的铁丝网保卫的混凝土“碉堡”内相隔很远的机枪阵地，由预先部署的大炮加以掩护。大部分步兵被部署在敌人枪炮的射程之外，准备发起反击。在这些前沿区域的后面，还有其他区域，其深度足以使任何突破几乎都不可能。这样的阵地只需要更少的部队来保护，而且敌人的炮火将主要落在开阔的地面上，只会给步兵的攻击增加更多的障碍。

前一年，布鲁西洛夫在东线的进攻中，已经对这种防御的进攻性还击进行了探索：短暂而激烈的纵深炮火轰击选定的目标，接着是步兵的攻击，后备部队在前方很远的地方渗透敌人的据点，造成后方地区的混乱。法国人也是这样的思路。他们的新总司令罗贝尔·尼韦勒已经在凡尔登战役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并急于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但是，对已经处于瓦解边缘的奥匈帝国军队起作用的，不一定对德国人起作用，而英国人要更加谨慎得多。他们自己也在开发履带装甲车(“坦克”)，并在索姆河战役中小试牛刀，但是早期的坦克十分笨拙，存在机械上的缺陷，只有其最热情的支持者才期望它们能做的不仅仅是帮助步兵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英国战术理论遵循的是不同的思路。对英国人来说，此时的“战场之王”是大炮。到了1917年，他们已经拥有了可靠且数量充足的枪炮和弹药。无论是通过飞机，还是通过声波测距或闪光测距，观测上的改进使炮台火力的高度精确性成为可能。制图、航空摄影和气象分析方面的改进使炮手能够根据地图来瞄准目标。瞬发引信和气体或烟幕弹使得重型和致命的炮击成为可能，又不会使地面让负责攻击的步兵无法行走。最后，英国炮手已经完善了“徐进弹幕”，这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弹幕，在它的掩护下，步兵可以攻击到敌人阵地的几码之内。

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最精确的时间安排和精细的参谋工作。步兵本身也在调整以适应堑壕战的需要，以轻型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作为步枪的补充，或者是取代步枪成为主要武器。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被限制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这个框架是由炮手的需要和时间表决定的，他们与炮手的交流仍然很落后，战斗一旦打响，通信仍然会中断。此外，一旦最初的目标已经达到，即使大炮没有前进，也必须重新部署，以攻击其他的目标。结果，英国最高指挥部发明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咬住不放”的战术，即对有限的目标进行精心准备的攻击，在为下一阶段的进攻做准备的同时，加强并维持这种攻势。在其范围之内，这种战术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不仅对实现黑格自己仍然梦想的“突破”没有什么价值，而且阻碍了在较低级别指挥中的那种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如今在德国军队中很常见。

1917年春天，协约国的进攻

协约国最高指挥部采用了这样的战术，希望1917年的进攻不会重演前一年的灾难。但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遭受的损失削弱了法国和英国政府之前对其军事领导人的信任。我们看到，霞飞将军已经被尼韦勒取代。劳合·乔治不敢对黑格做同样的事，在一个狡猾的阴谋中，他让黑格服从法国的命令。这一操作导致英国军方和文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尼韦勒自己的乐观并没有得到同僚们的赞同。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下台削弱了他的政治支持，白里安的继任者对尼韦勒的军事计划缺乏信心。4月16日，尼韦勒发动了他声势浩大的攻势，越过埃纳河，向贵妇小径的森林高地发起进攻。出师不利，德国人事先得到了充分的警告，德军向兴登堡线的撤退打乱了法军的计划，并且天气也很糟糕。法军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仅仅痛苦地前进了几英里，10天后不得不停止前进，此时法国人已经遭受了超过13万人的伤亡。尼韦勒被凡尔登战役中的英雄贝当取代，但此时法国军队已经受够了。它的崩溃，与其说是兵变，不如说是相当于一场罢工，整个部队拒绝服从返回前线的命令。贝当以最低限度的严厉，主要是通过改善军队的条件和避免大规模的进攻，使他们逐渐恢复斗志，但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西线的法军几乎无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英国人做得更好，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在法国人渡过埃纳河发起进攻的前一个星期，英军向更靠东的阿拉斯发动了进攻。第一阶段的行动非常成功，加拿大军队占领了维米岭。黑格又一次希望有所突破，但德军的新防御使他受到阻碍。英军的攻势再次逐渐放缓，直到5月底才停止，又损失了13万人。但是对黑格来说，停止进攻是不可能的。此时法军和俄军都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美国的有效帮助一年之后才能到来，最糟糕的是，德国的潜艇行动似乎取得了成功。就像当时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说的那样，“问题是英国陆军能否在皇家海军输掉这场战争之前获胜”。

海空战争

起初，无限制潜艇战似乎能够实现德国海军所承诺的所有目标。他们的目标是每月击沉60万吨的英国舰船，这是之前的两倍。3月，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4月，他们又击沉了86.9万吨。到此就见顶了。整个夏天，击沉舰船的重量都在60万吨左右徘徊，到8月下降到50万吨，到年底又下降到30万吨。这是为什么呢？

最明显的原因是英国采用了护航制度，英国海军部曾宣布这一制度行不通，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外，它认为没有足够的驱逐舰来护送所涉及的大量船舰。由于这种计算包括了所有沿海岸航行的船只，因此被证明是严重错误的。在劳合·乔治的坚持下，护航制度在4月初开始实施，立见成效。一旦美国人开始介入，他们不仅能够加强护航保护，而且能够以比德军潜艇击沉速度更快的速度建造商船。德国人还错误地估计了协约国可用的载货空间、英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程度，最重要的是英国对贸易的控制和定量配给商品的应对能力。事实上，英国政府成功实行了紧缩经济，到了1917年年底，它的粮食储备实际上增加了一倍。

然而，在1917年夏天，这一切都不明显，当时伦敦的居民遭受了另一场折磨，即白天的空中轰炸。

在1914年以前，任何交战国都没有低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此前的10年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描绘了飞机轰炸城市所带来的恐怖，虽然当时这种飞机还没有被研制出来，但军方本身更关心的是飞机对地面作战的影响，特别是其执行侦察行动的能力，因为这些侦察行动已经不能再由骑兵来执行了。但是，由于这种侦察只有在没有敌机干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所以空军的主要功能很快就变成了确立战场上的制空权，无论是通过直接的空战还是通过摧毁敌人的机场。在泥泞战壕之上的一对一空战中，传统的战争浪漫主义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苏。

“战略轰炸”(对敌人民用资源的攻击)战术发展较慢。1914年8月，德国的齐柏林飞艇(以其主要赞助者冯·齐柏林伯爵的名字命名)袭击了安特卫普(10月，英国飞机对齐柏林飞艇在杜塞尔多夫的降落场进行了反击)，次年1月开始对英国进行夜袭。但这种飞艇的导航太不准确，其破坏力太弱，这些袭击只能带来一些戏剧性的麻烦。然而，这为协约国的宣传人员进一步提供了德国人“可怕”的证据。到了1917年，更可靠的远程飞机已经被研制出来，那年夏天，德国哥达轰炸机对伦敦进行了白天突袭。突袭造成的伤亡并不大，但其精神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军队需要为法国的战争获得一切资源，他们不顾军方的建议，在法国东部组建了一支独立的空军，负责对德国领土进行报复。由于飞行范围内的唯一目标是莱茵河上游的城镇，这些行动的直接影响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新成立的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在没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其成功的情况下，建立了一套战略轰炸理论。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这一理论将主导英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思想。

东线的崩溃

与此同时，东线正在瓦解。1月，俄国军队仍有希望在春季联合进攻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充足的枪支和弹药。但是到了2月，其指挥官们承认士气低落，而且逃兵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他们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军队。军队的士气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士气。革命鼓动在战前很常见，随着战争的开始，这种鼓动偃旗息鼓，现在却几乎是不受任何约束。3月，彼得格勒的“面包暴动”演变成一场革命，警察和军队与暴动者站在了一起。沙皇被说服退位。一个资产阶级温和派政权接管了政府机构，但是一个由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苏维埃)在首都建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在全国建立了另一套权威机构，并呼吁立即实现和平。

一开始，这些活动受到了西方的欢迎，尤其是在美国。在这场保卫世界民主安全的战争中，沙皇俄国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盟友，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下的新政府宣布，它打算继续这场保卫俄国国土的战争。同年7月，布鲁西洛夫试图在加利西亚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重现上一年的胜利，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后来，德军在北方发动了反击，俄军的防御瓦解了。撤退变成了溃败，德军前进的速度只取决于他们能否跟上归心似箭、“用脚投票”的俄军。9月，波罗的海的要塞里加在一次飓风轰炸后失守，这种轰炸是由一位名叫布鲁赫姆勒(Bruchmüller)的天才上校设计的。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革命领袖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用三个简单的词语表达了绝大多数同胞的要求：面包、土地和和平。除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认为他的观点太过极端。他之所以能够从瑞士流亡归来，是得到了德军最高指挥部的睿智协助。11月，他促成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并没有像3月的革命那样造成权力真空，而是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其直接目标是赢得俄国人民的支持。列宁立即要求德军最高指挥部停战，12月双方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面讨论和平条款。

巴雪戴尔战役

1917年夏，虽然协约国没有预见到西线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但他们对俄军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事实上，俄军的软弱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论据，要对西线继续施加压力，不能采取对法国最高指挥部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政策，即继续保持守势，等待1918年美国人的到来。等到那时候，俄国很可能已经退出了战争，而德军则有能力集中全部兵力击溃西线的协约国军队。但是法国人已经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了，他们的溃败使英国最高指挥部第一次能够决定自己的作战策略。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现在认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大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大英帝国的军队就在他的指挥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几乎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及时到达，而且兵力充足，以防止灾难的发生。在他看来，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是通过对德军的消耗继续对德国人民施加压力。地点应该在佛兰德斯伊普尔周围的老战场上。在这里，英军可以不受其盟国的阻碍而作战；在这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或许能占领被U型潜艇用作前进基地的比利时港口。这一想法自然得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黑格认为，要取得这样的进展，可以通过一系列有限的攻击来实现，这些攻击彼此紧密衔接，速度之快令德国人根本来不及反击。由于害怕重蹈索姆河战役的覆辙，劳合·乔治曾公开对该计划表示怀疑，但在对尼韦勒事件作出错误判断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将其否决。事实上，6月初对伊普尔以南的梅西讷岭(Messines Ridge)发动了初步攻击，这次攻击目标有限，出其不意，并得到了大量大炮的支援(共发射350万发炮弹，德军前线被50万公斤高爆地雷摧毁)，被证明是一战中最伟大的战术胜利之一。但是当7月底主攻开始时，却遇到了困扰索姆河战役的所有问题。最初的密集炮火攻击(430万发炮弹)已经剥夺了所有的突袭因素；精心制定的时间表像往常一样被战争的摩擦打乱；敌人的抵抗比预期的更深入、更坚决；大雨助长了双方枪炮的威力，把战场搅成了无法通行的烂泥。尽管如此，黑格继续战斗，以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直到11月初，加拿大军队占领了巴雪戴尔山脊，后来整个战役都以它命名(见图10)。到那时，英军又损失了24万人，其中7万人阵亡。德国的损失总计约20万人。黑格的批评者关注的是前一个数字，而他的辩护者关注的是后一个数字。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压力对德国人民的影响，必须承认，他的辩护者的论据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加强有力，但是其代价沉重得几乎让人无法承受。

图10　西线：巴雪戴尔战场

11月20日，黑格在康布雷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为他的批评者提供了更多的论据。他的部分目标是在大范围内试验一些新战术，这些新战术是在英国陆军步兵、坦克和炮兵三者密切合作下而形成的。这是一次彻底的突袭，德军的防御被击溃，后退4英里，在英格兰，教会的钟声被敲响，以庆祝这一胜利。他们高兴得太早了。10天后，德军发起反击，夺回了他们失去的所有土地。结果，黑格在他的政治主子那里失去了最后一点威信，劳合·乔治接过了战争的战略指挥权。

卡波雷托战役

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失败让劳合·乔治对继续进攻西线是否明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整个1917年，他一直在敦促最高指挥部转战别处。有两个战区似乎更有获胜的希望，那就是意大利和中东。

意大利前线在1916年一直很活跃。我们已经看到，对奥地利人来说，意大利一直是他们的首选对手。5月，康拉德不顾德国盟友的建议，在特伦蒂诺山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而他的盟友认为这样做并不会带来战略优势。在最初的成功之后，这次进攻慢了下来。不可否认，康拉德可以声称取得了重大胜利，意大利损失了28.6万人，其中4.5万人沦为战俘，但这次进攻的主要战略后果是，当布鲁西洛夫在下个月发动进攻时，它减少了奥地利人可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在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的指挥下，意大利军队的主力一直在伊松佐河以东40英里处攻击奥地利人的坚固防御。在的里雅斯特北部卡尔索的多石高原上，他们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一直持续到11月，并在次年春天恢复了战斗。到了1917年8月，卡多尔纳在这最血腥的战场上损失了20多万人，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军队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但是，鲁登道夫在摆脱了俄军之后，现在可以腾出资源来帮助他的盟友了，他派出7个师去增援在伊松佐河的奥地利人。10月25日，德国人利用他们在东线已经完善的所有炮兵和步兵战术，在卡波雷托攻破了意大利的防御，抓获了3万名俘虏。整个意大利前线土崩瓦解，直到两周后才在皮亚韦河向后70英里处重组，27.5万人被俘虏，损失了2500支枪和大量的物资。此外，还有大约50万意大利逃兵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劳合·乔治来说，意大利的崩溃是天意。黑格被立刻命令从西线派遣5个师，这几乎终结了他自己的进攻，与法国的6个师一起，恢复了意大利战场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劳合·乔治利用11月5日在拉帕罗举行协约国会议的机会与法国新总理乔治·克里孟梭(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对将军们更没有好感)合作，成立了一个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由协约国的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顾问组成，制定军事政策，向各战区调遣兵力，最重要的是组织和分配军事物资。黑格和贝当都对这种篡夺他们权威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他们的权力已经被打破了。黑格的独立性进一步遭到削弱，因为他的高级参谋人员换了人，他在白厅的最大盟友、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Sir William Robertson)也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劳合·乔治自己的得意弟子亨利·威尔逊爵士(Sir Henry Wilson)。在法国和英国，现在的文职人员已经完成了对战略的控制。

在最高战争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月内，劳合·乔治得到了更好的消息。12月11日，一支英国军队进入耶路撒冷。

中东战场

土耳其人已证明自己是同盟国的坚定盟友。他们的军队由强壮的农民组成，虽然大部分是文盲，又缺乏现代化的装备，但是他们有顽强的勇气和由德国专家指导和辅助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的领导。他们的主要前线是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们遭受了重创，先是1914年至1915年冬季一次不明智的进攻被击退，然后是在1916年夏季受到了尼古拉·尤登尼奇将军(General Nikolai Yudenich)娴熟领导下的俄军进攻。正是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政府实施了一项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土著亚美尼亚人的方案，其野蛮程度已接近种族灭绝。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军队入侵了土耳其领土，不仅是从埃及，还从他们1914年11月在波斯湾的巴士拉建立的基地，以确保石油设施的安全并鼓励当地的反抗。1915年，他们从那里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挺进，最初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基地，但最终希望占领巴格达。从管理上来说，这次远征是一场灾难，大部分印度部队因疾病而遭受了巨大的伤亡。1916年4月，经过近5个月的围攻，一支英国军队被迫在距巴格达约80英里的库特-埃尔-阿马拉(Kut-el-Amara)投降，这次远征成为一场军事上的灾难。在1万名俘虏中，有4000人在囚禁期间死亡，而他们的指挥官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end)少将却没有遭到这样的命运，在俘虏他的人那里，他受到了盛情款待，这引起了非常不利的评论。12月，一支更强大的远征军重新攻占了这里，次年3月占领了巴格达。

在重要性上，埃及是仅次于英国本土的英国属地，因为它保卫着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帝国交通线。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被击退之后，这里的守军在1916年7月成功地保卫了运河，抵御了土耳其人野心勃勃的跨越西奈沙漠的袭击。后来，英国人自己穿过沙漠，到了巴勒斯坦边境，这一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军事行动都有精心的后勤规划。1917年3月，在几次试图突破土耳其在加沙的防线失败后，新的英国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Sir Edmund Allenby)被派往加沙。艾伦比在西线指挥过一支军队，虽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但他证明自己是那种在巴勒斯坦仍然可以利用骑兵进行运动战的高手，这在西线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有飞机与地面部队密切合作。艾伦比的德国对手正是埃里希·冯·法金汉，他现在已经被其敌人流放到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虽然法金汉才能出众，但是当他面对数量和装备都远逊于英国的军队时，也无能为力。10月底，艾伦比发动进攻，将土耳其人赶出加沙，推进到耶路撒冷，就像劳合·乔治所要求的那样，送给英国人民一份“圣诞礼物”。在经历了巴雪戴尔战役4个月的恐怖之后，这一礼物更加受欢迎。

1918年9月，艾伦比在米吉多战役中大获全胜，以此完成了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在这场战役中，骑兵部队最后一次在西方军事史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在10月底占领了叙利亚，土耳其人要求停战。在他沿着海岸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年轻的考古学家劳伦斯上校(T. E. Lawrence)招募并领导的阿拉伯军队保护了艾伦比的侧翼，并破坏了土耳其的铁路交通。劳伦斯的功绩只是这场微不足道的战役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这些功绩为他赢得了声望，在西线的惨淡背景下，这种声望显得更加耀眼。

艾伦比的胜利是在中东建立了短暂的英国霸权。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作出承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艾伦比的胜利使兑现这一承诺成为可能。遗憾的是，作出这一承诺时没有征求当地人民或任何阿拉伯当权者的意见，而这一地区已经被承诺给他们，作为对他们军事支持的回报。1916年，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官员达成了一项协议，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份协议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它将该地区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为了调和所有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官员忙得晕头转向，该地区也陷入一团混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它还造成了一些令人痛苦的问题，直到21世纪初仍然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