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拿破仑的胜利不吝溢美之词成了时尚：曾经因此蒙难的人消失了；我们不再听闻受害者悲痛的哭号与诅咒；不再目睹法兰西精疲力竭，只剩妇人下地劳作……我们不再看到街角的征兵布告，以及长长的死亡名单前聚集的人群——他们惊恐地寻找着自己孩子、兄弟、朋友、邻居的名字。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在其完成于1839年的著作中写下了这些回忆中阴沉的思绪。作为一名法国保皇党，他对拿破仑及其遗产怀有敌意不足为奇，但他还是捕捉到了战争引发的普遍苦难。夏多布里昂既是一位外交官也是一名作家。不过一代人时间，他的同代人轻描淡写间便已忘却了毁灭而只记得荣耀，虽不意外但仍令他沮丧。

拿破仑本人应为此负部分责任。从1815年困于圣赫勒拿岛至1821年逝世，他曾长期与秘书埃马纽埃尔·德·拉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交谈，后者详尽记下了皇帝的沉思。拉卡斯的著作《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在拿破仑死后不久出版，并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拿破仑回忆录。这部分是因为它将法国民众间流传的传奇因素浓缩为一部作品——胜利，帝国，大革命的救世主；同时还因为，这是自滑铁卢以来拿破仑的首次发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令19世纪20年代正在与保皇派、反动派斗争的法国自由主义者心有戚戚。拿破仑之名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荣耀，还代表着保卫、传播法国大革命的解放理念。

和许多神话一样，它们之中也埋藏着真实的种子。拿破仑或许试图粉饰自己及其后裔，但他的帝国中的确蕴含着某些积极因素：他并非希特勒(人们常常用来对比二人)。不论在哪里，《拿破仑法典》都保证公民平等并打击特权，尤其是废除了领主对农民的权利。同一部法典赋予了拿破仑的臣民一套大体是公平、便捷、易用、廉正的法律体系。而帝国施行的《教务专约》解放了宗教少数派，尤其是犹太人，令后者摆脱了群众基于偏见而不时发动的暴力攻击。拿破仑的宪兵成功地给传统上盗匪横行的边疆地区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对这一代(或1815年之后)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及许多历史学家而言，那些积极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争造成的毁灭和痛苦。但普鲁士于1815年吞并莱茵兰时，德意志群众成功地让法典得到保留，它一直运作到世纪末。甚至在那些复辟君主竭力清除拿破仑秩序所有痕迹的地方，尘埃落地后，也是“春风吹又生”。在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宪兵队十分有效以至无法废止：他们被更名为“卡宾枪骑兵”(Carabinieri)并构成了其现代意大利同行的雏形。若干年后，《拿破仑法典》的要素再度流行。在教皇恢复统治的罗马，宗教狂热分子最初甚至禁止接种牛痘并废除了路灯——因为它们都是拿破仑引入的。幸运的是，冷静的头脑很快占据了上风，一些更有益处的法国遗产得到了恢复。

将拿破仑的理念视为欧洲整合之先兆，就不那么具备说服力了。1969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拿破仑诞辰200周年庆典上强调了皇帝联合全欧洲的构想——可见这一神话依然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大陆封锁政策”、法典、《教务专约》以及法国的行政管理，无疑赋予了欧洲某种“一致性”，然而第一点的目标是法国优先的经济利益(正如拿破仑本人承认的那样)，而第四条则是为了让国家能够更高效地征募兵员与金钱、投入战争的熔炉。

不过，法国战争的确永久地改变了欧洲地图。随着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力量横扫大陆，它碾碎了许多不幸的国家。坦率地说，反法盟国的外交回应也是为了从战争中获取战略利益。在德意志的世俗化与整合过程中，以及意大利的外交钩心斗角中，旧政体时代具有特色的各种政治实体变得无影无踪。1815年后，城邦、独立领地、主教国以及由不接壤领土拼凑的“混合国家”要么消失，要么大幅减少。统一的国家成了惯例。

那些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试图建立稳定战后秩序的保守派发现，他们无法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上，经过法国战争的风吹雨打，他们明白基于“权力平衡”的欧洲旧体系不能抑制野心勃勃的强权。于是，同年签署的条约以减少纷争为目标重构了欧洲，并一次性地满足了胜利者某些最迫切的要求。最终，法国被限制于1790年的边界之后，普鲁士吞并了莱茵兰，意大利回归奥地利统治，比利时与尼德兰合并为联合王国[2]。上述举措均与重铸旧秩序风马牛不相及。

在意大利的安排确认了法国人此前的作为：1805年被拿破仑吞并的热那亚继续留在北部的皮埃蒙特王国以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拿破仑在1797年让给奥地利的威尼斯重归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在德意志，不可能恢复构成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旧政权体制象征的365个公侯国、自由市、主教领地、公爵领地、王国、骑士领地了。拿破仑的莱茵联盟18个邦国和其余国家共同组建了内含39个成员的德意志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其目的是确保德意志能借由联军令自己免于外敌入侵威胁，同时通过保证德意志较小的“中等邦国”之独立，来缓和奥地利、普鲁士之间为了支配权展开的惨烈竞争。人们希望，18世纪另一冲突源能够偃旗息鼓：波兰被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彻底瓜分。因此，虽然保守派高谈阔论着重铸“合法”政权，但事实却是他们相当务实地接受了法国战争带来的许多改变。

尽管致力于保障稳定的欧洲秩序，上述安排却无法取悦渴望统一或独立的波兰、意大利人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如果说1815年时民族运动还仅限于精英阶层，那么它们不会长期如此下去：1830—1833年和1848—1849年的革命，令自由民族主义者打破了欧洲的藩篱。拿破仑曾以民族解放者自居，他告诉拉卡斯：“我最主要的构想之一是用革命与政治将那些分散的人民整合、集中起来。”法国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他宣称：“我想让他们各自身处于同一个国家内。”并且以此作为第一步，最终缔造一个由启蒙思想、相似的法律、信条和利益联合的“伟大欧洲家庭”。

当然，拿破仑激发了民族感情。由于他在1807年恢复了波兰的某种独立，恐怕没有其他地方像波兰一样对他如此忠心耿耿，直到最后。波兰**澎湃的国歌的原名《意大利波兰军团之歌》(The Song of the Polish Legions in Italy)[3]，其作者约瑟夫·维比茨基(Józef Wybicki)18世纪90年代作为流亡者，在拿破仑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军中服役。其诗行如此回忆拿破仑：“我们在拿破仑面前列阵，迈向胜利。”

只要于己有利，拿破仑不会反对激发其他欧洲臣民的爱国主义——1805年拿破仑打造的意大利王国与民族统一相去甚远，但它的部分目标是唤起这样的希望：法国人代表着意大利未来独立和统一的最佳机会。意大利的红白绿三色旗最初是拿破仑于1796年为奇斯帕达纳共和国(Repubblica Cispadana)设计的旗帜。不过，拿破仑的真实动机是军事上的，因为其“大军”中波兰人、意大利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对德意志人的态度表明(正如他后来宣称的那样)，他无意催生一场民族统一运动。拿破仑的卫星国必须易受控制且有能力，但永远不允许它们获得足以挑战法国霸权的力量。但是，对那些在拿破仑军中作战的欧洲人而言，其遗产可谓强大。法国和意大利的宪兵分别成为自由主义者反抗保守秩序的地下组织：行伍中充满了曾在拿破仑麾下服役、心怀不满的士兵，而1820—1821年、1831—1832年意大利革命，正是由他们所领导。1831年，领导反抗沙皇压迫起义的波兰人首先便是军官，其中不少人曾是“大军”中的老兵。

然而，如果说拿破仑战争孕育了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遗产，那么它既是法国统治权的支持者又是其敌人。对拿破仑的抵抗，很少是出于现代民族主义，而更多基于传统的忠诚——有时被包装了一层民族主义外衣。虽然如此，随着冲突隐入历史云烟，随着民族主义开始在欧洲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拿破仑战争逐渐被诠释为争取自由的民族之战。在西班牙，最强有力的象征当数左右翼共同认可的游击队。对保守主义者而言，“独立战争”是由那些抵制法国大革命信条并捍卫既有教会与国王所建秩序的西班牙民众所推动的；对左翼来说，游击队不仅代表着民族解放斗争，还代表着革命。共和派历史学家罗德里格斯·索利斯(Rodriguez Solis，他曾在1868年协助推翻伊莎贝拉二世女王的统治，并于1873年创建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写道：“游击队是武装起来的民族……他们亦兵亦民。”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将游击队视为革命先驱，是反对乡村社会不公的“早期起义者”。

在德意志，1813—1814年的战役被作为“解放战争”而铭记。它们留下了两份沉重而具有象征意味的遗产：“铁十字”(Iron Cross)与黑红金德意志三色。1813年设计的铁十字勋章被用于奖励英勇的普鲁士军人(无论军衔)，而路易斯勋章(Order of Luise，以国王深爱但已离世的王后命名)则用于奖励对战争作出贡献的女性。现代德国国旗的黑红金三色来自吕措志愿军(Lützow Freikorps， 1813年从大学师生中招募的普鲁士志愿部队)制服。黑色制服上点缀着金色、红色的装饰与标记。在1848年革命中，黑红金三色旗(Schwarz-rot-gelb)成了自由主义者的旗帜——不过它还遗留了别的政治遗产。纳粹自然以本身目标去解读德意志“解放战争”——当时一部宣传片的导演讲道：它们是当前我们所面临争斗的象征。1953年不仅是“解放战争”150周年，该年东德公民罢工抗议，要求自由选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政权则强调俄国-德国友谊在胜利中的角色，并将它塑造为“人民”反抗君主主义与暴政的胜利。

俄国人也从拿破仑战争中接受了复杂的遗产。一方面，1812年的“爱国战争”是全俄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仅仅逊色于1941—1945年的“伟大爱国战争”。苏联历史学家很难抵挡将人民对拿破仑的抵抗与二战爱国斗士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俄国军官们穿越中欧进入法国后的见闻，在他们心中播下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种子。1812—1814年横跨欧洲，接受过德意志甚至法国官员款待的俄国军官、贵族，开始思考：拿破仑时代的改革或许也能在俄国取得成功。战后，他们因沙皇转向保守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而沮丧；他们成立了最初目标为教育、社会改革的团体，但后来转变为旨在反对整个沙皇制度的地下革命组织。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让主要角色们(贵族及战争的老兵)讨论成立一个抵制反动派的团体，“他们扼杀并摧毁了一切”。因此，他预料到了自由主义军官在1825年成了俄国首批革命分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尼古拉一世当月的登基，给了他们发动徒劳的叛乱的借口。

不过，拿破仑战争最重要的遗产恐怕是全球而非欧洲的。在这个层面，颇为讽刺的是，拿破仑“是”个解放者，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他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失败后，土耳其苏丹任命了一位精力充沛的阿尔巴尼亚战士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作为帕夏(总督)，后者大刀阔斧地进行现代化改革，让他的国家强大到足以挑战自己的奥斯曼主人。法国的攻击还弱化了苏丹对巴尔干行省的掌控，激起了1804年的塞尔维亚革命——摆脱土耳其统治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的抗争。拿破仑恢复法兰西海外帝国奴隶制的尝试，最终促成了海地的独立——迄今为止，它仍是西半球仅次于美国历史第二长的共和国。

从1808年起，拿破仑控制西班牙的努力，隔断了它与拉丁美洲殖民地间的政治纽带。这令那里的爱国者们开始卧薪尝胆，随后为了独立揭竿而起；经过20年艰难曲折的战争，终于在南美和中美实现了这一目标。拿破仑的老兵们也在此觅得了大量发光发热的机会。战争的全球影响，增强了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扩展了其亚洲、加勒比海的帝国，并让它成为世界霸权国。因此，就其政治遗产、对整个社会的动员以及全球影响力来看，1792—1815年的法国战争开创了20世纪全面战争的先河。它们加速了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出现。

[1]　夏多布里昂(1768—1848)为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驻英国大使和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曾经是拿破仑的激烈反对者，但本人也同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

[2]　1830年比利时脱离尼德兰独立。

[3]　现名《波兰没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