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协约国的恐惧

艾伦比的胜利是非常可喜的，但在1917年年底，协约国的前景仍然很严峻。从好的方面说，潜艇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美国的物资几乎可以不间断地跨越大西洋。但是协约国军队不仅需要补给品，更急需的是人员，而美国却迟迟不提供。当美国在4月参战时，他们的军队由6000名军官和10万名士兵组成。约翰·潘兴(John J. Pershing)将军接到命令，要把美国的第一个师带到法国，但即使是这个师也只是书面上的。他们计划在1918年夏天扩大到24个师，大约100万人，但协约国能否坚持这么久似乎值得怀疑。如果可以，他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到了1919年，他们在人员和物资上的优势将是巨大的，协约国参谋人员开始计划在那一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但与此同时，他们过去三年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被击败，这让鲁登道夫可以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西线。

俄国的失败也对大英帝国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土耳其不再需要防御其高加索边境，它已经被赶出了阿拉伯半岛，但这只会让它自由地向东扩张，建立一个延伸到印度边境的泛突厥主义霸权，这种霸权因为德国的军事力量而得以强化，并且受到了伊斯兰圣战的鼓舞，有可能会削弱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本已岌岌可危的控制。1918年2月，美国在协约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在给国内的信中说：“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任何不出席最近会议的人意识到，弥漫在这里的政治家和军人头脑中的焦虑和恐惧。”这并不让人吃惊。

1918年1月，德国人的恐惧

如果说协约国感到不安，德国人则感到绝望。俄国人当然已经退出了战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们的代表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起初拒绝接受将波罗的海和波兰的土地完全割让给德国或奥匈帝国的条件。但他也拒绝议和，希望柏林和维也纳能及时爆发革命。那里的革命确实会来临，但还不到时候。因此，德国军队的前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不仅深入芬兰和俄国西部，而且深入乌克兰腹地，一直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当列宁在1918年3月终于作出让步时，他所接受的条件是交出包含俄国90%的煤炭资源、50%的重工业和30%的人口，并支付60亿马克的“赔款”。5月，德国通过《布加勒斯特条约》(Treaty of Bucharest)，根据该条约，罗马尼亚放弃了对其石油生产和剩余粮食的控制，并接受了无限期的军事占领。不管西线发生什么，德国人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显然坚不可摧的东部帝国。

但现在德国最高指挥部担心的并不是来自西线的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到了1917年，军方已经控制了德国的经济。但它仍然没有控制国会，而国会掌握着财政大权，有权投票或扣留战争贷款，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战争就无法进行。三年来，爱国主义把国会实际上是把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只有一小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除外。但是到了1917年冬天，这种团结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在那一年上半年，由于希望在潜艇进攻中取得成功，这种团结得以维持，但已经摇摇欲坠，可是到了夏末，很明显成功是不可能的了。这个国家经历了4个战争的冬天，第5个战争的冬天的前景似乎让人无法忍受(见图11)。排队领取面包时的扭打升级为骚乱，骚乱升级为大罢工。1917年8月，停泊在威廉港的海军舰艇上的船员们饥肠辘辘，百无聊赖，于是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兵变。1918年1月，基尔和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长期罢工，汉堡和勃兰登堡不得不宣布戒严。俄国所发生的革命被证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经济困难使不断高涨的和平呼声更加紧迫。

这种呼声不仅是由经济困难推动的，也是由政治意识形态推动的。一向被德国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视为天敌的专制沙皇帝国已经垮台，新生的社会民主政权似乎是他们的天然盟友。美国的到来实现了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齐心协力应对德国。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为德国的霸权主义野心和战争中的野蛮行径进行辩护。1917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上，德国代表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孤立和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行为。国会于7月19日以212票对126票通过了一项和平决议，要求“在不强行攻占领土，不采取政治、经济、金融胁迫手段的情况下，实现各民族之间的谅解与和平”。与此同时，它还要求对普鲁士陈旧的选举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最糟糕的是，它要求把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图11　1917年冬天，柏林一家食品店前的队列

最高指挥部依靠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来维持国会的秩序。现在他没有做到，于是国会便强迫皇帝要求霍尔维格辞职。他的继任者格奥尔格·米凯利斯(Georg Michaelis)是一位非常灵活的官僚，他同意接受“我所理解的”和平决议，因此战争贷款得以通过。但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对抗左派的和平宣传。9月，在最高指挥部的支持下，成立了“祖国党”，以反对宪政改革，支持兼并主义和平。后者的条款载于8月9日的《克罗伊茨纳赫方案》(Kreuznach Programme)之中。根据这一方案，在东部，德国将完全吞并其军队已经占领的所有土地，包括库尔兰、立陶宛和波兰东部各省。在西部，它将保留比利时和卢森堡，并获得法国的隆维和布里耶地区。正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向德国皇帝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使德国人民更强大，改善我们的边境，让我们的敌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发动另一场战争”。祖国党得到了莱茵兰实业家的慷慨资助，但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阵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的成员就达到了125万，这可以说是20世纪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右翼运动，而且预示着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运动。

因此，和平的性质不仅决定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决定了它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最高指挥部及其平民追随者看来，如果屈服于国会的要求，进行一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议和，实际上相当于输掉了战争。这场战争不再仅仅是针对德国的外部敌人，还针对所有显然决心摧毁德国传统价值观的内部力量。在鲁登道夫看来，要想在后方完全崩溃以致更加绝望的奥地利人变节之前战胜这些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赢得西线的胜利，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协约国进行压倒性的打击，使其丧失信心，不得不接受德国提出的和平计划。这将是德国的“最后一张牌”。

1918年3月的鲁登道夫攻势

1917年11月，鲁登道夫已经开始为这一胜利做准备。理论上，他现在有足够的兵力粉碎西线，这是协约国非常清楚的。由于需要维护东部混乱的广大新征服地区的秩序，这里的大部分德国军队仍然受到牵制，但是他能够将44个师转移到西部，到1918年3月，西部的德军总数达到了199个师。法国部署了大约100个师，其中有些质量可疑，而英国部署了58个师，正如军事当局后来抱怨的那样，劳合·乔治把他们的一线预备役队留在了英国，使黑格无法利用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进攻，这进一步削弱了兵力。到目前为止，美国人还没有提供任何兵力。

第一次打击针对的是英国人，先是针对他们在亚眠以东防线的南部，目的是把他们的预备役队从北部抽回来，德军希望他们的第二次打击能够从北部突破到英吉利海峡的港口。黑格认为他的左翼是决定性的前线，故意削弱了他的右翼，所以当1918年3月21日德军进攻那里时，他们在人数上有压倒性的优势，52个师对付26个师。但是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切。德军现在使用的是最终结束了堑壕战僵局的战术，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堑壕战使西线陷入了瘫痪。

在没有事先瞄准的情况下，对通信和指挥中心及前线部队进行短暂但猛烈的炮轰，并大量使用毒气和烟雾，这一战术并不新鲜，英国人在康布雷、德国人在卡波雷托都使用过。但在东线，尤其是在对里加的进攻中，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将军和他的炮兵指挥官格奥尔格·布鲁赫姆勒上校(他此时领导着德军对西部的进攻)完善了这一战术。这次他们轰炸的火力是空前的，6500门大炮向40英里外的前线发射，摧毁了前线的所有通信设施，并在前线大量投放毒气和高爆炸药。然后是“风暴部队”(一种专业的突击部队)，他们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包括轻型机枪、手榴弹、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在步兵的主要进攻中充当先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摧毁敌人的据点，如果不能将其摧毁，就对其形成阻碍。随后的步兵部队冲进他们已经打开的缺口，接着由后备部队乘势而入，后来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将其描述为“扩大的洪流”。事实证明，对英国军队来说这种组合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准备反击所需的深层防御，甚至还没有意识到需要这种防御。3月21日早晨的浓雾帮助了德军的突破。4天之内，他们就像楔子一样插入英国阵地，纵深长达40英里，并威胁要把协约国的战线全部破坏掉。

这次攻击远比鲁登道夫本人预期的要成功。他们现在威胁要把英军与法军分离开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英军将不得不沿着通往海峡港口的交通线向北撤退，而法军将向南撤退以保卫巴黎，这就为德军向海岸进军扫清了道路，实际上，22年后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法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黑格和贝当都十分排斥最高战争委员会在他们头上强加的协约国指挥的命令，并且拒绝向委员会提供任何预备役部队以使其影响自己行动的进程。他们认为，相互合作将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黑格请求帮助时，贝当因害怕使巴黎处于险境而拒绝提供支援。黑格只好放下自尊，向他的政治上司求助。3月26日，协约国在亚眠附近的杜朗(Doullens)举行会议。在那里，当时的法国参谋长福煦所采取的坚定立场给黑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接受了福煦“协调”协约国军队的权力，一周之后，这一权力扩展到了“行动的指导”。在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协约国将在一个单一的总指挥下作战。

与此同时，德军前进的速度正在放慢，直至停止。他们的通信被过度延伸，炮兵跟不上步兵前进的步伐，索姆河战场的废墟使前进变得更加困难，而步兵现在不得不在那里前进。被缴获的协约国仓库的确提供了大量的补给，但对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德军来说这虽然实在是太诱人了，但他们根本顾不上停下来好好吃一顿。鲁登道夫在4月5日中断了行动，转而攻击北部，这正是黑格所预料的。4月9日，在伊普尔突出部以南的利斯河流域，在惯常的布鲁赫姆勒式轰炸之后，德军发起进攻。几天之内，德国人就夺回了伊普尔以西的所有土地。去年秋天，英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和40万人的伤亡才攻占了这里。英军的战线现在拉得很稀疏，一向不善表达的黑格认为有必要发布一个戏剧性的命令：“我们背水一战，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每个人都必须战斗到最后。我们家园的安全与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一关键时刻的行动。”这段话受到新闻界的欢迎，然而军队本身对其反应却很粗鄙。但是他们继续战斗。防线守住了，4月30日，鲁登道夫中断了进攻。自3月21日以来，他已经损失了大约35万人，而协约国的损失仅略少一些，但是协约国的财力更雄厚，而且随着美国军队以每月30万人的速度涌入法国，协约国现在在财力方面几乎源源不断。

这时，鲁登道夫将矛头转向法国人。他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埃纳地区，一年前尼韦勒就是在这里发动了灾难性的进攻。5月27日，德国人使用他们已经驾轻就熟的战术，布鲁赫姆勒的大炮在4个半小时内发射了200万发炮弹，粉碎了法国第十六军，然而其指挥官却仍然蔑视纵深防御，而是坚持寸土必争。德军俘虏了5万人，深入法军阵线30英里，占领了苏瓦松。他们的远程大炮开始轰炸巴黎本身，法国政府再次准备转移到波尔多，就像他们在1914年9月所做的那样。但在进攻过程中，德军自己又损失了13万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死于美军之手。

美国人进入队列

鲁登道夫因为没有为他的进攻指定任何主要目标并坚持下去，受到了其同胞和敌人同样多的批评。但是，即使他占领了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战争仍将继续下去，就像1940年那样。即使他占领了巴黎，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会继续战斗下去。鲁登道夫的目标与两年前的法金汉一样，与其说是要摧毁协约国的军队，不如说是要摧毁协约国政府继续战争下去的意志并迫使其作出让步，接受和平。他或许可以战胜法国。再过一年，他甚至可能会战胜英国，但要想战胜美国是不可能的。

到了1918年年初，在法国的美国军队已经有100万人，尽管他们还没有形成战斗队形。从一开始，潘兴就坚持他们应该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来作战。他被分配到协约国战线最右边的洛林战区，那里的战斗还不活跃。尽管美国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动员士兵(1917年5月开始征兵)，但是其工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提供重型武器。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一直依靠其欧洲盟友提供坦克、飞机，最重要的是大炮和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美军缺乏作战经验，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至少在最初阶段，这些缺乏经验的美国部队应该与他们自己更有经验的部队合并，以学习作战技能，这似乎是合理的。在威尔逊总统的指示下，潘兴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然而，他确实允许美军在组织完毕后在法国的指挥下作战(见图12)。5月28日，美军第一师在坎蒂格尼(Cantigny)第一次参战，这是美国军事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6月初，当德军进攻到蒂耶里堡时，美军还有两个师可以帮助法军封锁战线。虽然作战勇敢，但美军缺乏经验，因此他们损失惨重，有1万多人伤亡，但他们学得很快。正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这些身材高大、活泼开朗、营养充足的男孩，以及他们无限的乐观，使他们疲惫的盟友相信，现在战争不可能失败。更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更加疲惫的对手相信，现在已经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图12　福煦元帅和潘兴将军：拯救旧世界的“新世界”

鲁登道夫计划在北部对英军发动最后一击，但经过一个月的犹豫不决，他决定先对法军发动一场更猛烈的进攻，他希望这是对法军的最后一击。为了安抚疲惫的士兵，他称这次进攻为“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打击”(Friedenssturm)。这次打击发生在7月16日的兰斯，此时德军已经向南推进到马恩河，而兰斯就位于突出部的东部边缘。但这一次，法国人做好了准备。德军的逃兵已经发出了进攻警告，从逃兵数量之多可以看出德军士气多么低落。法军用自己的密集火力先发制人，他们最后也学会了灵活防御，先让德军轰炸并占领了一条除了带刺铁丝网、地雷和一些机关枪射击点之外空空如也的前线，然后从侧翼用密集的火力使其伤亡惨重。两天后，暴躁的曼京将军(General Mangin)发动了一场对突出部西侧的反攻，其军队现在包括了美国师。8月5日，法、美、英联军重新占领了整个突出部，俘虏了3万名德军士兵。鲁登道夫撤回了要在北部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命令。他终于无计可施了。

1918年7月，协约国的反攻

现在轮到协约国发动进攻了，7月26日，福煦将军下令各条战线全面进攻。福煦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但他深信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战争中，士气因素的影响是物质因素的三倍。在1914年的马恩河战役中，他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对德军的前进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从那以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攻的决心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现在协约国有了足够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有了胜利所需的战术。潘兴手下有42个美国师，每个师的规模都是欧洲师的两倍，因此能够将他们重新组织成一支军队(后来分成了两支)，部署在协约国军队的右翼。他穿过阿尔贡森林向北进攻，威胁到了从梅茨到安特卫普的主要铁路干线，是这条铁路为德军提供补给的。英军将从左翼发动攻击，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而法军在曼京将军和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的鼓舞下，继续向中部施压。由于美国人需要一段时间重新部署，法国人需要一段时间从6月和7月的大战中恢复过来，8月8日，英国人在亚眠东部发动了第一击。

考虑到自年初以来已经损失了大约50万人，英军的恢复是很惊人的，而黑格本人就是最真实的例子。和福煦一样，黑格的进攻精神往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样和福煦一样，现在时机已到，他关于德国即将崩溃的预言终于要应验了。与大多数计划在1919年采取军事行动的同僚不同，他相信这年年底前就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福煦的指示，在其新参谋的指导下，倾听并实施了从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新的战术概念。他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部队已经证明他们是西线最顽强的战士。经过反复试验，英军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坦克。7月4日在阿梅尔(Hamel)一次小规模战斗的成功，证明步兵和坦克合作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现在要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用同样的方法。再加上英军已经熟练掌握的步兵和炮兵联合的战术，以及另一项创新低空攻击机的使用，都提供了一个两年前难以想象也不切实际的成功组合。在进攻的第一天，在右翼法军的协助之下，英军深入德军防线7英里，俘虏了3万人。这是德军在4年的战斗中第一次遭遇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失败，鲁登道夫本人郁闷地将其描述为德军的“黑色一天”。

德军现在开始向1917年年初建立的兴登堡线撤退。他们的士气还远未崩溃。到9月初他们到达兴登堡线时，英军又损失了19万人，法军损失了10万人，英国内阁再次开始焦虑。尽管如此，9月3日，福煦下令在这条战线上重新发动进攻，并要求人人参战。潘兴坚持先历练一下他的新队伍，在洛林地区的圣米耶勒(St.Mihiel)攻占了一个突出部。为期两天的战斗于9月14日结束，然后转头北上参加9月26日的总攻。第二天，英军和法军袭击了主要的兴登堡防线，在24小时内发射了近100万发炮弹。这最终摧毁了鲁登道夫的战斗精神。9月29日，他通知德皇，现在没有赢得战争的希望了，要想避免灾难，就必须尽快达成停战协定。

同盟国的崩溃

自8月初以来，德军又损失了22.8万人，其中一半当了逃兵。他们的总参谋部认为只有不到50个师适合作战。基地部队受到来自国内日益悲观的消息的影响，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即使没有发动兵变，也已经处于罢工的边缘。但更糟糕的是奥匈帝国的状况，1918年4月，克里孟梭曾冷嘲热讽地公开了奥匈帝国皇帝绝望之中向法国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的军队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日益分裂成各自的民族势力，在6月15日被迫对意大利前线发动了最后的进攻，结果却损失了14.3万人，其中2.5万人沦为俘虏。从那以后，部队开始集体开小差。那些留下来的人都在生病和挨饿，和维也纳与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9月16日，皇帝公开向威尔逊总统请求和平条件，并宣布哈布斯堡帝国为联邦国家，以防止种族分裂。10月24日，意大利军队在法英军队的强力增援下终于发起进攻，奥军在48小时后瓦解，协约国军队的进攻几乎跟不上他们撤退的速度。在两天前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于11月4日生效之前，意大利人在维托里奥·维内托(Vittorio Veneto)发动了最后一次独立攻击，并抓获了大量俘虏。

与此同时，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马其顿前线因为弗朗谢·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将军担任指挥而活跃起来。9月15日，法国和塞尔维亚的山地部队成功地攻击了保加利亚迄今坚不可摧的阵地。希腊和英国的军队也加入进来，由于失去了德奥军队的支持，保加利亚人于9月30日投降，成为第一个投降的同盟国。一个月后，也就是10月30日，土耳其人也宣布投降，继续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直到1919年。

在德国，鲁登道夫要求停战的决定过了6个星期才有结果。在他看来，停战只是意味着暂停战场上的行动，使他的部队得以重新集结，并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他坚持说，应该明确的是，“如果敌人不给我们和平，或者只给我们不光彩的和平，我们就有继续战争的坚定决心”。他最终接受了德国将不得不放弃比利时，甚至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但他仍然希望协约国将允许德国保留在东部所征服的土地，以作为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此外，他还认识到，协约国实际上已承诺不与柏林现有政权打交道，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承担谈判和平条款的责任和义务。因此，10月3日，德皇任命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of Baden)为总理，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派，前美国驻柏林大使曾将他描述为“少数几个能像人一样思考的德国高官之一”。德皇命令他向威尔逊总统提出立即停战的要求。当马克斯提出异议时，德皇直率地告诉他：“最高指挥部认为有必要这么做，而你来这里不是为了给最高指挥部制造麻烦的。”第二天，马克斯乖乖地邀请威尔逊总统(德国的敌人中最平易近人的或者说是最容易接近的)采取步骤，“在他1月8日提出的温和方案的基础上”恢复和平。这个方案就是“十四点”计划(见附录一)。

但10月的威尔逊已不再是1月的威尔逊了。当时他还能将自己视为并且也被他人视为置身战争之外。在“十四点”计划的问题上，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当然也没有与他仍然不认为是“盟友”的共同交战国商量。由于没有正式的联盟，美国将其共同交战国简称为“联合国家”(Associated Powers)。但是，自从“十四点”计划被提出之后，德国就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给俄国，提出了他们自己对和平条件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8个月里，美军在法国卷入了一场枪战，许多年轻的美国士兵在枪战中丧生。10月12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一艘客轮“兰斯特”号(Leinster)，致使数百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丧生。人民现在陷入了一种比他们疲惫的欧洲伙伴更为凶残的战争精神状态。在与柏林交换意见时，威尔逊明确表示，他不再是一个仁慈的“解围之神”，而是一个胜利的、不可调和的联盟的领袖。他宣称，“他认为值得提交审议的唯一停战条款，应该让美国和联合国家能够执行可能达成的、让德国不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的任何安排”。此外，他还要求，作为谈判的一个条件，德国应该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宪政国家，以此“摧毁任何地方任何可以单独地、秘密地和独断专行地破坏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的毁灭，如果无法现在就将其摧毁，至少将其削弱到无能为力的程度”。

当鲁登道夫得知这些条件后，他试图中断谈判，但他的将军们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一名陆军指挥官、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Prince Rupprecht)指出：“部队士气严重受挫，他们的抵抗力每天都在减弱。每当敌人进攻时，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投降，成千上万的掠夺者在基地周围的地区横行霸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敌人攻入德国之前议和。”柏林政府有一个更直接的担忧，那就是德国国内爆发了革命。巴登亲王马克斯尽其所能，在三周之内强行通过了德皇和军队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抵制的所有宪政改革。到10月底，国会已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由普选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包括战争部长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长都要对它负责。曾经的最高统帅威廉二世发现自己沦落到一个立宪君主的地位，就像他在英国的堂兄一样无能为力。于是，马克斯壮起胆子，要求撤销鲁登道夫的职务，德皇十分愉快地同意了。兴登堡仍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名义上的领袖，但鲁登道夫的位置被同样是平民出身的将军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取代，他非常熟悉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德国人民已经遭受了越来越多的苦难，近来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军队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在各地取得胜利。随着他们处于崩溃边缘的消息被披露，人们对该政权的所有信心都灰飞烟灭。10月29日，海军船员们发动了兵变，而不是进行一场海军将领为了珍视海军的荣誉而策划的“死亡之旅”。不到一个星期，兵变就引发了德国每一个大城市的革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以俄国的苏维埃为榜样夺取了政权。巴伐利亚宣布自己为独立的共和国。军队的后方梯队叛变并占领了莱茵河上的渡口。在陆军总部有把军队送回家和“恢复秩序”的疯狂言论。格勒纳很清楚，事情很可能会坏在他的手里。他认识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三个条件被满足：第一，德皇必须退位；第二，军队必须支持国会的多数党——社会民主党，因为唯有他们才能驾驭这一政治风暴；第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实现和平。

因此，11月9日，格勒纳通知德皇，他已经失去了军队的信任，并将他流放到荷兰。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菲利浦·沙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得到了军队的保证会帮助镇压任何可能发生的革命。一个代表团被拼凑起来，到贡比涅附近的森林里，在一节火车车厢里与协约国的战争领导人会面，询问他们的条件。

就陆上作战而言，这些条件主要是由法国人制定的。英国人自己也急于尽快结束敌对状态，并不希望条件过于苛刻。潘兴手里还有两支大军几乎还未参加过战斗，他们跃跃欲试，一心想要上战场，而国内的舆论在大声疾呼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所以他根本不希望议和。协约国的条件包括：德军必须在14天内撤离比利时和法国的所有领土；协约国将占领莱茵河左岸和右岸1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德国领土，以及美因茨、科布伦茨和科隆的桥头堡；自1914年以来，德军在东欧占领的所有领土都将归还；大量的战争物资要移交协约国，包括大部分的舰队和所有的潜艇；协约国的封锁将持续到和平的最后签字。德国代表们抗议说，这样将使德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饥荒，只会让布尔什维克党从中获利，但作为协约国代表团团长的福煦却毫不妥协。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签署一份他们合理地认为是自己的“死刑执行令”的文件。对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hias Erzberger)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他被右翼极端分子追捕，两年后被暗杀。

11月11日上午11点，西线的枪声终于沉寂下来，双方都开始哀悼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