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的国内压力

战争最初的主角俄国和奥匈帝国现在已经急于要和平。它们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到处都是食品、燃料和工业原料的短缺，这与其说是协约国军队封锁的结果，不如说是军事对经济贪得无厌的需求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使消费品流入黑市。受益者是来自军工企业的奸商，他们大胆炫耀的新财富加剧了社会紧张。农民仍然可以囤积他们的存货，并诉诸物物交换经济，所以最痛苦的受害者是城市里的工人和中下阶层，哪怕是为了能得到低质量的商品，他们也不得不在严寒中排好几个小时的队。罢工和“面包暴动”成为中欧和东欧的通病。国内的困难，加上军队所遭受的损失，使得过去两年曾支撑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爱国情绪和王朝忠诚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很明显，到了1916年年底，这两个帝国开始了一场分崩离析的竞赛。11月，86岁高龄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ph)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奥匈帝国本身的终结。他的继任者、年轻的皇帝卡尔(Emperor Karl)立即与法国建立了“幕后渠道”，讨论和平条款。德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强大，既足以支持奥匈帝国的战争努力，也足以平息它对和平的追求。但是，当三个月后彼得格勒的“面包暴动”失控，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权时，其西方盟友却爱莫能助。

那些西方盟友还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一方面，高效且基本上并不腐败的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地管理他们的经济，以避免平民生活的严重困境；另一方面，制海权使他们能够获得西半球的食物和原材料。如何付款的问题为后来积累了巨大的麻烦，但就目前而言，信贷很充足。在法国和英国，厌战情绪无疑正在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战前对国际社会的忠诚暂时被爱国热情压倒，现在开始支持妥协与和平，但他们仍然是少数，政治上的不满与其说是针对战争的继续，不如说是针对战争本身。在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多地调动文职资源导致文职人员越来越多地参与战争管理本身。在法国，凡尔登战役中的牺牲被归咎于霞飞将军的误判，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更受欢迎的将军罗贝尔·尼韦勒(Robert Nivelle)。在英国，尽管遭受了索姆河战役的损失，黑格的地位仍然是坚不可摧的，但公众的不满情绪在赫伯特·阿斯奎斯有点不作为的政府中找到了其发泄对象。12月，戴维·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斯，成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是一个“民意的代表”，他被正确地誉为支持战争努力的民用基础设施的缔造者，具有天生的战争领袖的魅力。1916年年底，法国和英国的普遍情绪与其说是赞成议和，不如说是赞成更有效地进行战争。对他们来说，只要德国人还留在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议和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德国军事领导人的心情。在法国和英国，军事上的挫折导致了文官领导人地位的确立，而在德国，军事上的成功(尤其是在东线)，大大提高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威望(见图8)。当他们在1916年8月取代法金汉成为军队的指挥官时，他们实际上也控制了这个国家。尽管法金汉失去了职位，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取得了胜利。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经历使他的继任者相信，战争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场需要靠高超的军事技能和高昂的士气在战场上解决的冲突，而是工业社会之间耐力的较量。在这种社会中，对武装部队的控制与对生产的控制和对现有资源的分配无缝连接在一起。文官政府和军队一样，都是战争的组成部分。因此，从逻辑上讲，也应该处于军事控制之下。因此，最高指挥部成立了最高战争办公室(Oberstekriegsamt)，以控制工业和劳动力，并通过了《辅助服务法》(Helfdienstgesetz)，使人民都有义务应征入伍。军方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与文职机构平行的影子官僚机构，在管理国家方面与文职人员竞争。士兵成为官僚，也成为政客。鲁登道夫的参谋人员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实现1914年9月的计划中首次提出的必胜主义战争目标，即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永久控制，以及对波兰和东线总司令部地区的大范围吞并。

图8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战时德国的主人

通过这样做，他们恶化了此时正开始把德国社会撕裂的紧张局势。社会民主党的投票优势在于城市工人阶级，是国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他们仍然有权力为战争拨款投票。1914年，他们被说服支持一场被描述为抵御俄国侵略的防御性战争。现在俄国人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军队与工会合作的明智政策，以及战争相关行业工资的大幅增长，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对于“无兼并、无赔款”的和平的鼓动正在增长，并且在那些粮食短缺已经导致“面包暴动”的城市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1916年秋天马铃薯歉收，迫使城市贫民整个冬天以萝卜为主食。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惨重损失(150万人伤亡)使德国人的军民士气都受到了打击。不管最高指挥部如何成功地从德国经济中榨取更多的生产力，人们越来越怀疑德国人民是否会支持战争再持续一年。

无限制潜艇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府作出了致命的决定，通过无限制潜艇战来打击敌人工业力量的根基。他们知道这样做所面临的风险，这可能会让美国参战，但是根据他们的盘算，到美国有效参与的时候，他们应该已经赢得了战争。正如一位德国政治家所说，这是德国的最后一张牌：“如果这不是一张王牌，我们就会丧失几个世纪。”他并没有说错。

1914年，几乎没有海军了解潜艇的潜力。第一批汽油驱动的模型的活动范围使它们只适用于海防，即使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潜艇装备的依然是柴油发动机，但它们基本上仍是“潜水器”，在水面上非常脆弱，水下能力也非常有限。它们潜在的致命性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周内就得到了证明，正如我们所见，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击沉了英国三艘粗心大意的巡洋舰。军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攻击对象，但是没有武装的商人则不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贸易战争中，欧洲海上强国制定了详细的规则，规定了战时公海上商船的待遇。交战国有权停止并搜查“违禁品”，即战争物资。如果发现任何违禁品，这艘船必须被护送到最近的港口，在那里，一个“捕获法庭”(prize court)将裁决货物是否是违禁品，如果是，则予以没收。如果这艘船无法被押送到最近的港口，那这艘船可能会被摧毁，但要在乘客和船员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对潜艇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们既没有多余的船员来看守被捕获的船只，也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的俘虏。如果他们浮出水面发出攻击警告，他们很容易受到受害者可能携带的任何武器的攻击，也很容易被其无线电设备发现他们的位置，但是，在战前的海军战略家看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击沉这艘船，不救其船员，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封锁一直是海上强国之间进行战争的中心，而工业化的到来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农业社会之间的战争中，封锁只会破坏贸易，以及使国家能够将战争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财富。人们仍然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对工业化社会的封锁，特别是像英国和德国这样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不仅会中断贸易，并因此(人们认为)造成金融混乱，还会通过剥夺工业进口原材料来摧毁工业，更不用说通过剥夺进口食品而饿死城市人口了。这是战前英国的规划者和宣传人员在思考失去制海权的后果时，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噩梦，也是英国海军部希望在不需要对欧洲大陆作出任何重大军事承诺的情况下战胜德国的武器。

截至1916年，英国的封锁达到了人们所期望的一切。德国人能够通过邻近的中立国荷兰、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来逃避封锁。此外，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德国的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本国生产的替代品，来替代纺织品、橡胶、糖，尤其是炸药和人造肥料所需要的硝酸盐等进口必需品。然而，这种压力正变得相当致命。妇女和儿童的死亡率增加了50%，与饥饿有关的疾病，如佝偻病、坏血病和结核病流行。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官方估计有73万人直接死于封锁。这种估计或许过高了，许多短缺实际上是由于军队的巨大需求导致的经济扭曲所造成的。但是政府的宣传很可能会将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归咎于英国的暴行。为什么不让英国人也尝尝封锁的滋味呢？

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让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1914年11月，英国宣布整个北海为“战区”时，即使没有违反国际法，也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英国人规定，只有得到皇家海军的许可，中立的航运才能进行。作为报复，德国人于次年2月宣布不列颠群岛附近的水域都为战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试图摧毁所有敌对商船，“而无法保证其所载人员和货物的安全”。三个月后，英国进一步使局势升级，宣布他们打算扣押和没收他们怀疑运往德国的任何货物，不论其所有权或所谓目的地，这实际上全面封锁了与德国的所有贸易，无视中立权和对违禁品的法律定义如何。这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抗议，100多年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才与英国开战的。但这些抗议刚刚开始，1915年5月6日，一艘德国U型潜艇就击沉了从纽约驶往爱尔兰南海岸的英国豪华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这艘船肯定装载着弹药这种违禁品，德国驻纽约领事馆曾警告美国公民，如果他们乘坐这艘船，风险自负。然而，还是有128个美国人上了这艘船，其中的大多数和其他1000多名乘客一起遇难。

这一事件对世界舆论的冲击堪比三年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英国的宣传充分利用了这一事件，将其作为德国人“可怕”的又一例证。现在很清楚，在争取美国舆论的斗争中，德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英国的封锁只损失了美国人的钱，而德国人却夺取了美国人的生命。次年8月，另一艘客轮“阿拉伯”号(Arabic)被击沉，尽管只有两名美国人丧生，但美国人的抗议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德国海军禁止他们的U型潜艇指挥官见船就击沉，并将他们从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全部撤回。这意味着德国潜艇指挥官现在必须根据“巡洋舰战争”的法律行动，其中包括浮出水面识别并拦截可疑船只(这些船只通常是携带武器的，甚至可能是伪装成非武装中立者的英国军舰)，并在将其击沉之前确保乘客和船员已经安全地进入救生艇，这样就给了受害者时间利用无线电来发送他们和攻击者的位置。即便如此，他们造成的损失依然很严重。到了1915年年底，他们共击沉了885,471吨协约国的船只，到了1916年年底，又增加了123万吨。皇家海军似乎无力阻止他们。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德国海军参谋人员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了一些非比寻常的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只有大约800万吨的船舶可供所有用途。如果沉船的速度能增加到每月60万吨，并且吓跑了中立的船只，那么6个月之内，英国的粮食和肉类等基本食品将会告罄。由于缺乏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作为矿坑木，英国的煤炭生产将会受到影响，这将导致其钢铁产量下降，而这会削弱它弥补损失的船只的能力。因此，从统计数据上看，不管美国是否参战，英国在6个月内投降是确定无疑的。

甚至对许多不了解这些计算的德国人来说，无限制潜艇战的理由此时也似乎是压倒性的。在1916年后半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一方是海军、最高指挥部和右翼政治势力，另一方是外交部、总理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国会里的社会民主党。贝特曼·霍尔维格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他坚信，无限制潜艇战将把美国带入战争，而一旦这样，德国必败。但是，除了讲和，他别无选择，而最高指挥部准备考虑的唯一和平条件是协约国肯定不会接受的条件。

和平努力的失败

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见图9)一直在敦促交战各方和谈。美国公众舆论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支持协约国，而在美国东海岸居统治地位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全称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和英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会联系又加强了这种倾向。在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领导下，美国面临着强大的压力，要求立即站在民主国家一边进行干预，对同盟国的同情很少。德国在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毒气的使用、海上战争的残酷行径，都被协约国的宣传大肆渲染，把德国塑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怪兽的形象，美国人对德国的印象更加糟糕。但英国人也不怎么受欢迎。除了东部城市中大量的爱尔兰人和西部的德国人社区之外，还有许多人认为英国不是天然的盟友，而是传统上的敌人。美国已经与之打过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它想确立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合法地位，可能还得再打一场。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倾向于置身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之外。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事情变得越来越与美国有关，包括向协约国提供战争物资，这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把物资送到德国人手中。如果这种贸易中断了，那么这场战争就成了他们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喜欢这样。

图9　威尔逊总统(左)，和平的预言家

直到1916年年底，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首要任务一直是让美国远离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持续得越久，这就变得越困难。他的问题不在于说服那些处境艰难的协约国议和，这总是可以通过切断它们的信贷和供应来实现的，威尔逊表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已经做好了这样做的准备。问题在于如何说服胜利的德国人，反正他们也得不到美国的补给。在1915年和1916年，威尔逊的私人特使，亲英的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一直在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德国军队依然很成功，而协约国对最终的军事胜利太充满希望了，所以双方都没有考虑和平的问题。

到了1916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11月，威尔逊连任总统，尽管他的个人倾向和政府的官方政策仍然是让美国远离战争，但他对孤立主义者的抵制却更加有力。在欧洲，和平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一个参战国的政府都不能忽视。甚至连鲁登道夫也不得不考虑其奥地利盟友的困境，以及国会内部对“无兼并、无赔款”的和平日益增长的呼声。在他连任后不久，威尔逊邀请交战各方陈述他们的和平条件。协约国很乐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博得美国的同情。这些条件首先涉及恢复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并对其占领者所造成的损害给予充分赔偿。此外，他们要求“归还过去用武力从协约国手中夺取的省份或领土”，显然这里说的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但也许还有其他地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将从外国统治中解放出来(《伦敦条约》曾向意大利许诺了大量斯拉夫人的领土，这个事实没有明说)。波兰将获得独立，在协约国的强大压力下，沙皇已经接受了对其控制下的波兰领土作出让步。最后，奥斯曼帝国将被分解，但是没有指明沿着哪条线。

而德国最高指挥部所要求的和平条件十分苛刻，以至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敢公开，因为他担心这些条件不仅会对美国人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德国国会产生影响。他秘密地向威尔逊传达了一个打了折扣的版本，解释说这是他能让同事们接受的最好的版本。比利时不会被完全吞并，但是其独立将取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保证，而这些保证将使它实际上成为德国的保护国。不仅阿尔萨斯-洛林仍将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而且法国还要交出布里耶附近的矿区。在东部，德国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诸省建立保护国，以确保它们继续被德国化。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支配地位应该恢复，协约国放弃其在非洲的殖民领土。如果德国人赢得了战争，这可能是协约国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条件；如果德国战败，协约国对德国的条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双方都没有被打败。尽管对战争感到厌倦，但它们的政府都准备继续战斗，而不是在仅有的条件下议和。

为了安抚国会，德国政府于12月12日发布了“和平照会”。虽然宣布做好了和平的准备，但并没有陈述具体的战争目的，其好战的语气使协约国很容易立刻将其拒绝。这种拒绝给了最高指挥部所需要的借口。这一决定是第二年1月9日作出的，但直到1月31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才通知美国政府，针对所有驶近不列颠群岛的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将于次日开始。

威尔逊立即断绝了与德国的关系。他还没有宣战，“武装中立”(美国将武装和保护自己的船只)似乎仍然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但德国政府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认识，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已经在1月16日给墨西哥政府发了电报，因为当时墨西哥政府与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时断时续。他提议两国结盟，“一起作战，一起议和，德方将给予慷慨的财政支持，并帮助墨西哥夺回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失去的领土”。这份非比寻常的文件一发出，英国人就截获并破译了它，但直到2月24日，他们才将其内容透露给威尔逊。人们自然会怀疑这份材料为英国所伪造，但是这种怀疑被齐默尔曼自己平息了，他坦率地承认电报是自己发出的。

在美国，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奉行孤立主义的西部，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十分激烈的。后来又有几次沉船事件，这让威尔逊本人坚信，他别无选择，只能提请国会对德宣战。1917年4月5日，他这样做了。现在没有了威尔逊几个月前所提出的“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说法了，用他的话说，“这场战争将是一场争取民主的圣战，让那些服从权威的人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维护弱小国家的权利和自由，维护自由民族普世的正义统治，只有这样才能给所有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全，并确保世界和平”。尽管这些意图令人钦佩，但它与三年前欧洲各国人民参战时所持的意图却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