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一场类似18世纪风格的“有限战争”，各国政府此时可能已经宣布休战，达成妥协式的和平。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最初的交战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几乎肯定会这么做。但是战争的最初原因现在几乎被遗忘了，这两个国家的感受都不再重要。它们的同盟现在掌握了主动权，并没有叫停的意思。在取得一连串辉煌的胜利后，德国军队已经深入敌人的领土，他们相信在未来的一年里能够取得胜利(见图3)。德国政府已经在所谓的“9月计划”中起草了他们打算强加给战败对手的和平条件。在西线，比利时将成为德国的保护国。法国将被迫在其东部边界让出更多的土地，并使其北部远至索姆河河口的领土去军事化。在东部，德国的边境将深入波兰，并沿着波罗的海沿岸向北延伸。将要求战败的协约国向德国做出巨额赔偿，与德国自己的“鲜血和财富”的损失相称。

图3　战时德国的自画像

对法国来说，只要德国军队还占领着它最富饶领土的五分之一，自然就不可能有和平。至于英国人，只要德国继续占领比利时，并在比利时肆无忌惮地行事，和平就是不可想象的。战争爆发时自愿入伍的100多万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战斗。

无论如何，对双方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和德国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权力之争，而成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说英国的保守派将其视为对大英帝国的防御，以对抗敌对大国的挑战，那么自由派则将其视为一场捍卫民主和法治的斗争，以对抗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践踏。比利时的遭遇让人们预先体验到，一旦德国获胜，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官方的宣传加剧了对德国的妖魔化(见图4)，但那不过是利用了媒体已经公开和强化的情绪。大众歇斯底里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连最显赫的德国姓氏家族也觉得有必要给自己改名。巴顿堡家族改成了蒙巴顿家族，英国王室(通常被称为汉诺威家族，但更准确地说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成了温莎家族。动物也不例外，德国牧羊犬的流行品种被重新命名为“阿尔萨斯牧羊犬”，而源于德国的腊肠犬则从街上消失了。瓦格纳的音乐实际上被禁止。在德国，人们的反应同样激烈。在恩斯特·利索尔(Ernst Lissauer)广受欢迎的《仇恨英格兰之歌》(Hassgesang)中，这种敌对情绪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是一首仇恨之歌，歌中指责英国是德国最危险、最背信弃义的敌人。德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把德国的处境描绘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一方面与斯拉夫人的野蛮作斗争，另一方面又与法国文明的轻浮和颓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野蛮的物质主义作斗争。这种文化体现了被西方谴责为军国主义的战士美德。在交战双方决定推进战争的过程中，这种“民众的热情”至少与政治或军事考量同等重要。

图4　协约国宣传画中的德国

海上战争

英国政府最初和欧洲大陆一样抱有幻想，认为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而战争结束并非是一个军事决定，而是由金融体系的崩溃、交战国的经济无法运转导致的。当即将上任的陆军大臣、英国最杰出的当代军人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警告他的平民同僚，要为一场至少持续三年的战争做好准备时，人们普遍感到意外，但从历史先例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这场战争会很快结束。即使德国在陆地上和拿破仑一样成功，战争也很可能像拿破仑时代那样继续下去。而且，就像拿破仑一样，德国最终会被英国的制海权打败。皇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情况确实如此。

关于这个制海权的重要性，没有人有任何疑问。在德国和英国，传统的海军观点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大型舰队的碰撞，就像纳尔逊时代一样。这样，胜利者就可以用饥饿迫使对手投降，或者至少破坏对手的贸易，使其经济崩溃，无法继续战争。尽管提尔皮茨有建立战列舰队的计划，德国公海舰队仍然无法挑战英国大舰队。但英国人对地雷和鱼雷的致命威力过于警惕，没有在其北海基地找到德国舰队，也没有对德国海岸实施严密封锁。1914年9月22日，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击沉了三艘英国巡洋舰，造成1500人死亡，这似乎表明他们的警惕是应该的。因此，大舰队留在苏格兰最北端的斯卡帕湾港口，密切关注德国舰队的突袭行动。它在德国公海舰队中的对手也做了同样的事，而英国皇家海军横扫德国舰船。战争爆发时，海上为数不多的德国商船袭击者迅速被追捕，而在1914年11月1日，海军上将格拉夫·冯·施佩(Admiral Graf von Spee)率领的一支舰队在智利海岸附近的科罗纳尔击溃了一支英国舰队，却在一个月后的福克兰群岛海战中被英军摧毁。

1914年至1915年冬天，德国巡洋舰轰炸了英国沿海城镇。1915年1月，双方在多格滩发生了冲突，但除此之外，两支舰队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两年后，一位新的德国指挥官舍尔上将(Admiral Scheer)失去了耐心。1916年5月31日，他率领公海舰队进入北海向大舰队发起挑战。英国人接受了挑战，两支舰队在丹麦海岸外发生了战斗。对英国人来说，这就是著名的日德兰海战；对德国人来说，这就是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这次海战的空前性质和信号通信的失误使战役本身毫无结果。德军击沉了14艘英国战舰，总重达11万吨，而他们自己损失了11艘战舰，总重达6.2万吨。因此，他们似乎有理由宣称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形势没有改变。英国舰船继续统治着世界上的海洋，而德国的公海舰队则在港口里睡大觉，直到战争结束。

殖民战争

制海权也意味着德国被从其殖民地中割裂出去，但是这些殖民地太少了，并没有什么影响。与18世纪的法国不同，当时法国的殖民地是可以转移给征服者的主要财富来源，而德国人获得海外殖民地主要是为了获得声望，以支持他们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要求。这些殖民地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会消耗他们的经济。他们在太平洋中部的殖民地——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洛林群岛很快就被英国的盟友——日本占领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基地——青岛也被日本占领了。那些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萨摩亚、巴布亚、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被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占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这些地方都上演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场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里却风平浪静。在西非，法国和英国的殖民部队合作，清除了多哥兰和德属喀麦隆的德军。南非的军队主要是15年前与英国作战的布尔人，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后来又占领了纳米比亚，但德属东非(后来的坦桑尼亚)被证明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守备部队指挥官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先是击退了英属印度军队在坦噶的登陆，然后又以游击战的形式逃避并骚扰了一支被派去摧毁他的远征队，这支远征队的指挥是布尔战争(Boer War)的明星人物之一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Jan Christian Smuts)。直到1918年欧洲战争结束时，这种游击战仍在继续。

莱托-福尔贝克出色地维护了德国军队的荣誉，但他的战役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微不足道。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场战争的结果将由欧洲战场来决定。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英国人一直在制订“帝国防御”计划，但这些计划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保卫帝国的海外领土，不如说是帝国对皇家海军的贡献。随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与英国军队的同质化，英国的制海权使这些部队被带到欧洲，其中一些由日本军舰护送。他们都是志愿兵，其中许多人是第一代移民或他们的孩子，对他们来说英国仍然是“家”，大英帝国的成员身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理由。此外，与俄国关系的缓和使印度军队可以到海外服役，虽然在1914年那个悲惨的冬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泥泞的西线战壕中度过。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使用他们的最佳方式。幸运的是，当10月底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参战时，一个更方便的战场出现了。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萨洛尼卡战役

奥斯曼帝国(简称“土耳其”)是欧洲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堕落、失败和屈辱之后，它幸存了下来，而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列强认为它的存在是维持东欧平衡的必要条件。1908年，一群年轻的军官(最初的“青年土耳其党”)夺取了政权，他们致力于使古老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现代化，恢复这个国家的声望。他们抛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传统，放弃了其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广阔疆域，转而支持一个紧密的种族单一的土耳其，消灭自己领土上的异族元素，即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发起了一场泛突厥运动，将高加索地区、俄国南部和中亚的3000万土耳其人解放出来，并统一在一个单一的统治之下。俄国人对这个新政权的出现感到震惊，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因为它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德国的投资大量涌入这个国家，尤其是为了发展铁路。德国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行使指挥权，这在19世纪曾是英国的特权，而德国军官则协助训练和重新装备土耳其军队，但依然没能挽救它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耻辱的失败。时至今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事博物馆里，仍有一处特殊的圣地，以纪念其德国导师。

英国人对这一切的看法很轻松。19世纪80年代，他们刚在埃及站稳脚跟，就放弃了支持土耳其人作为俄国扩张障碍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事实上，他们最初认为德国人的存在是对抗俄国的有效制衡力量。当俄国成为盟友时，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峡获得了新的战略重要性，俄国三分之一的出口都要经过这条海峡，但英国人认为英法对地中海的控制足以确保安全通行。此外，如果德国人控制了土耳其军队，英国人在土耳其海军中也有同样的影响力。英国的造船厂已经为土耳其建造好了两艘最先进的战列舰，1914年8月，它们已经准备好交付使用。但是当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介入，自己将这两艘战列舰买了下来，从而疏远了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支持者。必须承认，土耳其人刚刚与德国签订了一项针对俄国的条约，因此不能保证这些船只不会落入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如果战争爆发时，两艘德国战列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未能成功地躲避英国在地中海的追击，并于8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抛锚停泊的话，这一事件可能会被人们遗忘。这两艘战列舰的存在，加上德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惊人胜利，促使土耳其政府向俄国宣战。10月29日，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德国军舰轰炸了黑海港口敖德萨。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对俄国发动了攻势，在俄土冲突的历史舞台上，对高加索地区发动了进攻。在冬天来临之际，这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土耳其损失了8万人。

英国人并没有对这次外交上的失败感到惋惜，也许他们确实是有意为之的。对他们来说，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作为受害者比作为一个附属的盟友更有用。殖民地部和印度事务部长期以来一直把土耳其的亚洲属地视为大英帝国的合法猎物。英国皇家海军刚刚开始将舰船从烧煤改为烧油，所以英国将目光投向了位于波斯湾南端巴士拉的炼油厂。由于土耳其是其敌人，英国现在可以将其对埃及的反常占领转变成一个完全的保护国。英国政府甚至自信满满地将君士坦丁堡许诺给他们的新盟友俄国人，在过去的100年里，君士坦丁堡一直被视为英国的安全堡垒。他们还认为，由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活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很容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压力。只要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就行了，而谁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困难。1915年年初，英国为此做了准备。

1915年1月，迫于压力的俄国人要求“教训”一下君士坦丁堡，以缓解土耳其对高加索地区的压力，由此引发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白厅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势力，英国军队在西欧进行陆地作战，而不是利用英国的海上力量封锁敌人，并利用其财力支持欧洲大陆盟友，他们一直质疑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毕竟在拿破仑战争中，这种战略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他们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因为军队没能在西线取得预期的胜利。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以其无与伦比的口才极力促成达达尼尔海峡远征。他在陆军部的同事基钦纳勋爵也赞成这种做法。作为一名帝国士兵，基钦纳勋爵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东度过的。首先，它将重新开启与俄国的沟通，让它能够自由地出口谷物，因为谷物在俄国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次，可以通过巴尔干半岛打开“后门”，援助塞尔维亚人，他们仍然在成功地抵抗奥地利人的进攻，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前盟友保加利亚和希腊可能也会被说服来提供援助。诚然，保加利亚前来支援的机会非常渺茫。无论如何，传统上它对塞尔维亚怀有敌意。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土地落入塞尔维亚之手，而保加利亚认为马其顿是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所作努力的应得回报，一直渴望将其夺回。协约国希望以牺牲奥匈帝国为代价来补偿保加利亚，但同盟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让保加利亚站到自己这一边。当保加利亚在1915年10月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时，没有人感到惊讶。

但希腊就不同了。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它都是塞尔维亚的盟友。希腊的商业和贸易阶层都非常亲英。但是，由于国王是德皇的妹夫，军队和宫廷都同样强烈地亲德，这并不奇怪。首相埃柳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是克里特岛人，他本人是协约国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提出的条件是要得到君士坦丁堡，而遗憾的是，协约国已经将君士坦丁堡许诺给了俄国。然而，1914年冬季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的胜利和次年3月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登陆使他腰杆子更硬，接受了盟军的请求(主要是受法国的启发)，即在萨洛尼卡部署一支小部队，直接帮助塞尔维亚人。这支部队于1915年10月登陆。

那时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达达尼尔海峡远征失败了，它的军事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混乱。皇家海军接到的命令只是“炮轰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但是，当他们在1915年3月发动攻击时，协约国(英法)的海军部队被敌人的雷区击退，已经请求地面部队提供帮助。随后，军队被分批部署到加里波利半岛，在登陆时损失惨重，后来只能坚守在被土耳其坚固的防御工事监视之下的狭窄的滩头阵地。8月，英军在苏弗拉湾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由于指挥官的无能而失败。到了10月，事实已经很明显，这次行动彻底失败，只有士兵们的勇气和耐力(特别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澳新士兵)，以及年底从半岛的成功撤离才让形势有所缓和。因此，协约国在东地中海已经完全失信。在希腊，韦尼泽洛斯被赶下台。当协约国的远征部队最终在萨洛尼卡登陆时，新成立的希腊政府对其中立性遭到侵犯发出了强烈的抱怨，对那些声称为小国争取权利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尤其尴尬。

雪上加霜的是，同盟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15年11月，由德国指挥的奥匈帝国和德国军队，连同保加利亚人，从三个方向入侵塞尔维亚，先发制人，阻止了协约国部队从萨洛尼卡的进攻。塞尔维亚被击败和占领，战败的残余军队在隆冬季节散落在黑山山脉，试图通过亚得里亚海的港口逃跑。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加入了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这支军队处于一种近乎可笑的无能为力的状态，而奥军现在能够集中力量对付他们偏爱的敌人，即意大利人。

意大利参战

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爆发时，意大利就宣布中立。意大利对参加战争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因为对土耳其的战争已经耗尽了国库的库存，工业也因罢工而瘫痪。教会和许多贵族支持天主教反对西方自由主义。但是，复兴运动的传统，即意大利最终统一的前景，赋予了协约国的事业一个巨大的民众优势，而同盟国只有割让仍在奥匈帝国控制下的讲意大利语的领土，才能与之匹敌。德国人向他们的奥匈帝国盟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这样做，但维也纳方面不愿这样做，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君主制，而不是为了将其废除。除了是奥地利人唯一有信心打败的敌人之外，意大利人普遍不受欢迎。然而，1915年5月，维也纳不情愿地屈服于德国的压力，但为时已晚，意大利已于4月26日与协约国秘密签订了《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根据这一条约，阿尔卑斯山以南所有讲意大利语的地区被许诺给意大利，讲德语的南蒂罗尔、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广大地区也被许诺给意大利。在这些地区，意大利人绝对是少数，更不用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一大部分，那里根本没有意大利人。

意大利于1915年5月23日宣战，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其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在伊松佐河(Isonzo)以外的山区发动了自杀式的攻击，损失了近100万人。奥匈帝国军队在与他们作战时表现出的热情，是在其他任何战线上都不曾有过的。可以说，意大利参战对奥匈帝国军队士气的影响之大，远超1915年其作为德国的小伙伴战胜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的时候。当然，对于协约国在巴尔干的损失和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的失败，意大利的参战几乎没有任何助益。

1915年的东线战场

协约国在主要战线上也没有做得更好。战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柏林手中，尤其是非常能干的新任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法金汉有一个清晰的优先顺序。他意识到德国最危险的敌人在西线，除非法国(更重要的是英国)被击败，否则协约国就会无限期地延长战争，与其说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如说是通过海上优势，这种优势使他们能够利用新大陆的经济资源，而不让德国得到这些资源。俄国不再构成任何直接的威胁，而东部战区的庞大规模，使其难以在这条战线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让法金汉自行决定，他会回到施里芬计划，即分配最少的兵力来牵制俄军，同时集中一切力量确保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他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对德国公众来说，此时战争的伟大英雄是坦嫩堡的胜利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两位令人敬畏的将领不打算让他们的战区缩小成一潭死水，现在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此外，在灾难性的冬季战役结束时，奥地利人处于崩溃的边缘。到1914年年底，他们已经损失了125万人。到了3月，他们又损失了80万人。这些损失包括把多国军队团结在一起的大部分基干官兵，而来自捷克、罗马尼亚和罗塞尼亚的斯拉夫军队开始集体叛逃。康拉德本人也开始考虑与俄国单独和解，哪怕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意大利人。

因此，法金汉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他必须暂时在西线保持守势，在东部发动猛烈的进攻，以拯救其奥匈帝国盟友，并给俄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巩固圣彼得堡那些已经在呼吁和平的重要人物的势力。为此，他建立了一个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General August von Mackensen)指挥、汉斯·冯·塞克特上校(Colonel Hans von Seeckt)担任参谋长的德奥联军，进攻俄国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Gorlice-Tarnow)地区加利西亚的据点。这次进攻第一次使用了战争中期的典型方法，即精心策划的步兵在长时间密集的炮火掩护下进行攻击。这是一次彻底的胜利，俘虏了10万人，俄军的战线后退到80英里之外。这次战役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对法金汉来说，这不是重点。他开始了解这种新型战争的性质。在这种战争中，目标与其说是战场上的胜利，不如说是“消耗”。德国现在的策略应该是迫使对手耗尽资源，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自己的资源。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赞同这一策略。他们仍然设想一个影响深远的包围圈战略，就像施里芬在一场“没有明天的战役”中所希望的那样，把整个俄国军队困住。法金汉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8月，他授权在北部前线发起进攻，但其军事目标是有限的，那就是把俄军赶出波兰，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建立一条贯穿南北的防线。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他允许鲁登道夫在北部进一步全面推进，占领维尔纳。但是，德国军队再一次打了一场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大胜仗。

到了1915年年底，德国在东线连战连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因此获得了荣誉。但是，这些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功于高超的统帅才能，而是应该归功于良好的组织、优越的后勤、更好的训练和更好的情报，其中大部分情报是通过拦截俄军用文字传递的信息而获得的。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勤奋民族，在这些素质方面，德国人远远领先于沙皇俄国。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对双方都是残酷的，平民是主要的受害者(见图5)。俄军在撤退时毁坏了乡间，他们对波兰和立陶宛的居民没有任何同情之心。据估计，难民人数在300万～1000万。德军更不关心平民的利益。他们不仅以征服者的身份前进，还以殖民者的身份前进。在他们看来，这是鲁登道夫计划吞并的领土，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应由德国人定居并统治。该地区后来被称为德军东线总司令部(Ober Ost)地区，这得名于统治这里的军事组织。德国官员把当地居民当作没有自己权利和身份的野蛮人来对待。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冷酷地预示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

图5　德军在东线焚烧了一座村庄

1915年的西线

在西线，德军在1915年一直处于守势，并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他们只在4月对伊普尔发动了一次攻击，除了要试验一种新的武器——氯气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战略意图。起初，这种武器非常有效，它所针对的协约国军队在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暂时放弃了8000码的前线。但他们很快就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并把这种武器纳入自己的武器库，使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残忍。由于这种新的“可怕性”被添加到德军的野蛮记录中，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成为协约国宣传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这种创新所带来的损失可能大于其收获。在其他地方，德军完善了他们的防御阵地，通常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地面上，挖掘战壕系统，战壕里有深而舒适的地下掩体，用带刺的铁丝网加以保护，用提前瞄准的大炮和机关枪提供防御。在这种欧洲军队没有预料到的防御战中，机关枪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协约国觉得不得不进攻这些防御工事。一方面，他们深入法国领土，至少对法国人来说，任由他们在那里不受挑战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东线的灾难使得如果俄军想继续留在战争中，西线持续的压力显得至关重要。战略方向仍主要掌握在法国人手中，英国人则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英国内阁内部仍存在巨大压力，要求限制英国在西线的贡献，并寻求更传统的海上战略，基钦纳勋爵本人也强烈赞同这种观点。即使是最热情的“西线派”(后来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也宁愿把进攻推迟到1916年，因为他们希望到那时他们的新部队能得到适当的训练和装备。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失败，来自盟友的压力，最重要的是急于直面德国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这些都意味着到1915年年底，英国不可逆转地致力于“西线”战略，并期待着来年将其完善。

因此，在整个1915年，在一系列日益激烈的进攻中，法英军队以高昂的代价学会了新型战争的技巧。他们3月初的进攻很容易就被击退了。很明显，成功进攻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炮兵支援，但当时协约国的军队既没有足够的合适口径的枪炮，也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来制造它们，而他们拥有的枪炮也没有合适的弹药。1914年以前，炮弹主要是榴霰弹，在机动作战中，炮弹在空中的爆炸非常有效。但现在所需要的是高爆炸药，其威力足以摧毁铁丝网，消灭战壕里的敌人，在敌人后备部队向防守部队提供支援时拦住他们，用炮兵火力压制敌人的大炮。此外，步兵攻击必须与炮兵火力密切配合，这不仅需要一流的参谋人员，而且需要可靠的通信。在没有移动无线电设备的情况下，唯一可用的通信工具是送信人、信鸽和电话线，而这些通常是敌人火力反击的第一批牺牲品。最后，即使进攻一开始是成功的，也很难突破德国战壕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在那里仍然很容易受到来自侧翼的轰炸和反击。由于炮兵需要重新瞄准目标，进一步的推进被延迟。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炮手必须在开炮前发射试探性的“瞄准射击”以确保射击的准确性。这需要一些时间，也使突袭变得不可能。后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发展了“预先瞄准”的技术，使瞄准射击不再必要。最后，进攻部队和完成突破所需的预备役部队之间的通信困难使得战场上的指挥和控制几乎不可能。

对英军来说，由于他们的军队几乎都是由未经训练的志愿者组成的，而这些志愿者的指挥官往往被提拔到远远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职位上，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法军接受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训练，他们的表现也同样不尽如人意。然而，到了9月，俄军的绝望状态要求西线作出重大努力。因此，协约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进攻，霞飞将军(见图6)承诺将“迫使德军撤退到默兹河，并可能结束战争”。英军主要集中在洛斯矿区。这次攻击是在大规模的火炮支援下发动的，现在的火炮既有野战炮，也有重炮，而且毒气也第一次被用于其发明者。英军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德军前线，突破口的宽度为5英里，深度为2英里。但是德军也吸取了教训，在第一道防御工事的后面又建立了第二道完整的防御工事。在英国方面，参谋人员工作失误、指挥混乱，战争的摩擦意味着没有后备力量来利用这个突破口。行动又拖了一个月，到最后双方都损失了大约20万人。

图6　霞飞将军、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将军

尽管如此，协约国的军队仍然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胜利的秘诀，那就是更多的枪炮，更长时间的前期轰炸，更好的通信，更好的参谋工作。在协约国最高指挥部于1916年11月在法国尚蒂伊总部策划的一场从东到西的大规模联合进攻中，他们都希望所有这一切都得以实施。作为西线最强大的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霞飞将军仍然大权在握，但随着英国远征军的规模从最初的6个师扩大到56个师，英国正成为协约国集团的66个国家中，一个日益重要的伙伴。人们普遍认为，英军的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已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而他在洛斯的表现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寡言、口齿不清、意志坚强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索姆河战役的准备工作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