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花未全开月未圆：给自己留个缺(2)
中国的读书人，一般都有极强的官瘾、政治癖，从政、干政、议政的热情特别高。读书是进身之阶，读了书就一定要当官，当不了官，或当官退下来，也不能忘情于政治。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身在江湖之上，却心存魏阙之下。这跟中国的读书人——一般称“儒”——的起源有关系。
儒家源于术士。《说文》上说：“儒，术士之称。”《礼记》中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中说：“鲁之君子多术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就是术士、艺士，也就是娴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人。
“儒”起源于艺士，既不是受压迫的农民，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这就相当于日本幕府时期的武士，必须依附于某个幕府将军。“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就决定了其与王权的合作性质，只有通过与统治者合作，他们才能安身立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比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恰好体现了儒家在其精神实质上是要与王权结合，以建立一个以仁为精神的“政治理想国”。因此，儒家与王权，基本上是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理想必须通过与王权结合才能实现。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读书人都跟他们的老师孔老夫子一样，是天生的政治迷了。但政治这个游戏可不好玩，“伴君如伴虎”，弄不好就会引火焚身，偷鸡不成蚀把米。夫子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他告诫后世的读书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如果没有职务，先谋其政，任何的命令指示都出师无名，名不正则言不顺，结果必适得其反。比如，现实中很多人热衷于谈论政治，关心政治，并试图从事政治，虽然他们很多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只是留于口头，没有去争取一个合适的职务，没有或难以付诸实践，施展自己的才华，最终只能落个老死余生、空怀壮志。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造反不是吟诗作画，是暴力活动，要推翻反动政权，首先要有军权，要有军队，一个文弱书生，没有这些武装，如何完成自己的抱负？这句俗语深刻地阐述了“不在其位，谋其政”的最大弊端——那会让你掉脑袋的！
所以，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参与、考虑、过问这个职位上的政事，不要越职侵权。如果不把份内的事处理妥当，就屁颠屁颠地去管别人部门的事情，这不但没尽责任，还扰乱别人，容易引起人事问题。
所以孟子补充发言道：“位卑而言高，罪也。”职位低的人议论职位高的人主持的政务，就容易获罪。没有位子，就不要进入操作状态，做各种可行性研究。比如你不是校长，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学校的大事，你就不能管。要关心，你也只能从一个普通教员的角度关心一下；并且更要注意关心的“度”，太热情了，校长没准会认为你想抢他的位子呢！
孔子从二十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心，对治理国家的各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分析，也常发表一些自己的独门见解，一生主张“仁政”。在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治国之策后，孔子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漫漫人生路，想借此宣传、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天不遂人愿，孔子累累受到当时统治者的冷落，也经常有人对坐在马车里的孔子冷嘲热讽一番，甚至有人说他就像一条丧家之狗。
倍受打击的孔子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不实现，首先的原因就是自己不在其位。不在位子上，就没有实权；没有实权，就没办法发号施令、治理天下，展现个人的才干。现实是残酷的，光靠“不在其位，谋其政”理想方式，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提倡“权责利”分明，企业的经理人首先须得到股东授权，得到管理权限与企业资源，明确义务，分清责任，开展工作，同时根据其权利义务的大小给予相应福利待遇，企业的这些作法是与孔子的思想相吻合的。
大凡职责分明的企业，规模越大，运作起来更有效率，因为他减少了滥芋充数的人。中国人讲究出师有名，有了权限，就可以配制所掌握的资源，可以清除阻碍工作进程的各种势力，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事尽其美。
反之，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典型的玩忽职守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孟子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地位低下却议论朝廷大事，这是罪过；身在朝廷做官，却不能以民为本，实现自己的报复，这是耻辱。这样的人，谁都痛恨的！
但说来也奇怪，真要轮到自己蹲到了“茅坑”上，突然之间竟也“便秘”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电影《没完没了》里面的阮大伟喝多了躺在**的戏，有人问他：想吐吗？他笑着说：想吐……我也不吐；十三……路易的；八千块钱一瓶——我舍不得吐。
一个是舍不得拉，一个是舍不得吐，二者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总是很奇怪的动物，同样的东西，属于跟不属于自己，其态度竟有如此之差别。这就像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没得到之前，看得比仙女还珍贵，一双芊芊玉手、一对楚楚樱唇，怎么能在厨房里干粗活呢！得到之后，却说自己被骗了，这根本不是冰清玉洁的仙女，而是烧火做饭、唠唠叨叨的妇人！
4.人生的一种境界：花未全开月未圆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困惑：父母对孩子关爱得无微不至，却常常招致孩子的反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却常常做出彼此伤害的事情来；有时费尽心机想和领导、同事拉近关系，却常常适得其反。
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的关系才是恰到好处的呢？
孔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都不是最佳状态，所谓“过犹不及”。为什么两个人很亲密，却不是相处的最佳状态呢？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刺猬法则”，就是说这个问题的。
为了研究刺猬在寒冷冬天的生活习性，生物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把十几只刺猬放到户外的空地上。这些刺猬被冻得浑身发抖，为了取暖，它们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而相互靠拢后，因为忍受不了彼此身上的长刺，很快就又各自分开了。
可天气实在太冷了，一会儿，它们又靠在一起取暖。然而，靠在一起时的刺痛使它们不得不再度分开。
挨的太近，身上会被刺痛；离的太远，又冻得难受。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分了又聚，聚了又分，不断地在受冻与受刺之间挣扎。最后，刺猬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中的距离，既可以相互取暖，又不至于被彼此刺伤。
这就是有名的“刺猬法则”，它强调的就是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只有合适的距离才能让彼此感觉舒服：
距离太远，缺少必要的交流与信任，对方在彼此心目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不了解，情就淡漠了，心就隔阂了，也就无法成为知己；
距离太近，同样也很危险，没有距离、没有秘密，往往让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往往会打破那种“看上去很美”的感觉。
人的心理变化是一个很微妙的历程，酒肉朋友我们都知道，也不会在真有困难的时候想起来。任何两个人的关系，都需要一定的距离。就像一杯水，太凉了寒心，太热了烫口，只有适度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亲切而不暧昧，淡雅而不冷漠——亲而不密，淡而不疏，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距离。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都市里，原来的大杂院都拆了，建成了单元楼，串门聊天、吃百家饭已经成为了历史。往往是同在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邻居都认不全。
正因为周围人际关系的冷漠，加重了我们所信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你会觉得：我的好朋友应当对我好一点，我也会自觉地对他好一点；你们家有什么私事，比如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给你们调停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距离过近，必然要伤及他人。那么，应该怎样与朋友相处呢？
子贡曾经问过他的老师，孔夫子告诉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看到朋友做不对的事，你要真心地劝告，善意地引导，如果他实在不听就算了，别再说了，不要自取其辱。
所以，与好朋友相处也要有个度，不要什么样的事都大包大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那么，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是不是就可以亲密无间了呢？父母和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也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吗？
心理学上说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行为叫做“非爱行为”。是说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之间。这种行为，常常会使爱成为一种借口，一种负担。
夫妻和恋人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放弃了什么什么；我就为了这个家，才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要对我如何如何。
不少母亲也经常会对孩子说：你看看，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落后了，人也变老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
这些都是“非爱行为”，它是一种以爱的名义进行的强制性的控制、掠夺，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是对他人人格和尊严的侵犯。
西方的孩子独立的一般都比中国早，因为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但父母对孩子的爱，却是以分离为目的的。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也应该保有。无论父子母女之间，还是多年夫妻之间，一旦没有了这种距离、这种尊重，越过了这个尺度，离疏远甚至崩溃就不远了。
这种彼此之间留一点分寸、一点余地的距离，非常像禅宗所推崇的一个境界——“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人间最好的境界，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了。美好的东西一旦得到，到达了顶点之后，这种美好就会渐渐流逝。而未全开，未全圆，仍使你的内心有所期待，有所憧憬。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如果过于快乐，人就会迷失在其中——乐极生悲；如果事物太美好了，它必定会开始败坏。这就是自然循环的大道，任何事物都不能违背这个法则。朋友之道，亲人之道，亦是如此。稍微留一点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