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楚国的国君是楚成王。楚成王觉得重耳可能会成为国君,就以国君的礼节接待他,重耳对楚成王非常感激。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说:“你流落到楚国,在落魄的情况下,是我接待了你。如果你日后当了国君,该如何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说:“你的国家强大,美女、宝石、丝绸这些东西你有的是,我献上这些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意,雀翎、象牙又是楚国的特产,我国境内实在没有多少好东西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了。”楚成王笑着说:“话是这么说,但是报答的事情你也该好好考虑一下。”重耳明白,有称霸之心的楚成王不贪图钱财这些身外之物,要的是其他东西,于是他回答:“如果我能回国且当上国君,将来楚晋两国发生战争,那我一定会退避三舍,报答你现在对我的恩惠。如果退避三舍还是不能得到你的谅解,那我只好跟你战斗了。”重耳的回答尽显其诚,又遵循了维护个人和国家尊严的原则。
后来,重耳逃到了秦国,秦穆公要扶植一个亲秦的晋国国君,于是大力支持他。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回国,并且当上了晋国国君,即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渐渐强盛起来。晋文公希望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晋文公早就看出了楚国想称霸诸侯国的野心,所以要想当上中原的霸主,就必须先打败楚国,但是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正在这个时候,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晋国搬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进谏说:“楚国平日总是飞扬跋扈欺辱诸国,主公宅心仁厚,此时不建功立业,更待何时?”于是,晋文公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去帮助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攻袭了附属楚国的曹国和卫国,生擒其国君。
楚成王不想跟晋军开战,因为此时晋国已经十分强大,如果两军开战一定会有大的伤亡。听到晋国出兵帮助宋国,他立刻下令撤兵。可是大将成得臣觉得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愿意停止战争。他遣将报信说:“末将不敢妄自夸大一定势在必得,但绝对会破釜沉舟。”一听这话,楚成王不乐意了,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派了少量人马归成得臣指挥。
楚军告知晋军,要求放还卫、曹两国的国君。晋文公私下款待两位国君,将他们奉为座上宾,并且承诺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求他们先同楚国断交。曹、卫两国国君不敢和晋国抵抗,就都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怒,他本来是想救这两个国君的,没想到这两个国君倒先和楚国绝交了。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马上攻打晋军的大营。
楚、晋两国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晋文公见是楚国的军队,立刻下令后撤,一直后撤了九十里地才停下。晋军中很多将士对晋文公的做法不满,说:“对方来的是臣子,我们来的是国君,跟他们打仗我们还退,莫不是我们怕了他们?”
晋文公的手下狐偃说道:“两军开战,讲究名正言顺。当初楚王曾帮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如今后撤,就是应诺,这样就不会理亏了。如果退兵他们还不罢休,继续得寸进尺,那就是他们无理,我们再还手也不迟。”全军将士释然,暗自佩服晋文公信守承诺。
楚国诸将军见晋军后撤,便也想退兵。但主将成得臣不同意,他率军紧随晋军一路追到城濮,并且给晋文公下了战书。晋文公回道:“贵国曾有恩于我,我铭心谨记,今已兑现。倘若还步步紧逼,下回就在战场一决高下。”
大战开始,按照原定的计划,晋军显现出节节败退的样子。成得臣大喜,率军急追,不料中了晋军的埋伏。随着成得臣率军深入,晋军也不再后退,而是反过来用精锐部队攻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
随后晋文公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行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领残兵败将走在回营的路上,觉得自己回去没办法向楚成王交代,于是就自杀了。
“退避三舍”体现了晋文公言而有信。这一做法不仅信守了当日的承诺,报答了楚成王的恩情,而且避开了楚军的锋芒,骄纵了楚军,激励了晋军士气,赢得了将士们的理解和支持。另外,晋文公选择了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战场,也是一种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军事上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谋略。
身为执政者或者决策者,要信守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晋文公的做法就验证了上面的话。
其实,这只是执政者要遵循的一个准则。另外,执政者在赏罚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前文说过,执政者施行奖赏原则的时候要守信,施行惩罚原则的时候要公平。赏罚要分明,是扶正祛邪的一个手段。关于赏罚问题,诸葛亮曾经说过:“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意思是,奖赏与惩罚的政策,说的就是善的予以奖励和恶的予以惩罚。奖励是用来鼓励立功的,惩罚是用来杜绝奸邪行为的。既不能奖励不公平,也不能惩罚不平等。通过赏赐,他们知道要给予好处的原因,勇士就会为了正义而奋不顾身;通过惩罚,他们知道被惩罚的原因,做坏事的人就知道要有所畏惧了。奖励不能无根据地实施,惩罚也不能随便地乱用。如果没有根据地奖励,有功劳的人就会有怨言;随便地惩罚,正直的人就会忌恨。关于奖惩方面,很多执政者处理得还是非常好的。
南宋的时候,某个地区的一些人觉得自己生活得不是很好,便决定落草为寇,并且定好了抢劫的日子和地点。有个人负责传递消息,不料半路却被官府的人抓住了。他说出了实情,希望得到官府的宽大处理。知州陈埙详细地询问了那个人,对那些人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心里就有了打算。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去抓捕他们,而是按兵不动,派人悄悄给这些人送去牛和酒,然后附带了一句话:“你们不做农民而去当草寇,不去耕田而去弄兵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现在给你们送来牛和酒,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们的行为过分了,杀无赦!”
众人见势不妙,觉得事情有些严重,决定前去自首,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犹豫不决。这个时候,陈埙又下令,凡是献出兵器的人一律重赏,既往不咎。这个命令一下,投靠官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全部缴械。陈埙也真如他所说,给了这些人重赏。这样,知州陈埙未发一兵一卒,就将这件事平息了。而且,当地的治安也有所改善。可见,奖惩的威力有多大。
本篇中还提到:“心为九方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所以求,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右主因。”
这其实是指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要用心分析,了解万事万物之间的必然联系,了解他们的规律,并遵循这些规律,就可以心想事成。因此,心是处理各种问题的主宰。古代的许多名臣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能经常满足别人的心理需求,更善于辅助君主运用各种赏赐手段来笼络人心。张良在刘邦建汉封侯时给他想出的一个计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一天,刘邦在洛阳附近看见许多将军围在一起发牢骚,可走近他们的时候又听不到什么,只见将军们面有愠色,看样子对他挺有意见。刘邦就去问张良,张良如实汇报说:“将军们在谈论造反的事情!”
这句话把刚登上皇位的刘邦吓了一大跳,天下刚刚平定,就有人出来造反,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呢?他赶忙向张良询问具体情况,张良分析说:“陛下斩蛇起义,是靠这些将士出生入死夺取了天下。现在,秦朝被推翻了,项羽也被陛下打败了,您当上了皇帝,将军们最关心的就是分封土地和授予官位的事情。可是,陛下分封的二十多人中,都是萧何、曹参等陛下最亲近的人,处分的都是和陛下有怨恨的人。现在,将军们一边盼着陛下赶快分封他们,一边又担心土地有限轮不到自己。还有一些人平时得罪过陛下,害怕会受到陛下的惩罚。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密谋发难。如果处置不当,国家就会出现内乱。”
刘邦忙问:“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
张良接着说道:“我有一计,可以应对这个局面。请陛下告诉我,平时您最恨的而且将军们都知道的人是谁?”
事到如今,刘邦只得说了实话:“雍齿,此人作战勇猛,立过许多战功,在将士们中也有威望。可是他居功自傲,几次让我在大臣面前难堪。我真想杀了此人,痛痛快快地出口气。但那时正是用人之际,只好忍了。”
张良拍手笑道:“这就好了。陛下您封雍齿为侯,那些有战功而担心陛下会为难他们的人,一看陛下最恨的人都分封了,所有顾虑就会不存在了。”
第二天,刘邦按张良定的计策设下酒宴,当着大臣和将军们的面,封雍齿为什邡侯,又让丞相、御史加快了按功封赏的进度。
几天前还准备闹事的将军们吃过酒宴,高高兴兴地说:“现在好了,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就等着陛下的分封奖赏吧!”
事实上,张良的这一小计谋,充分运用了心的力量,安定了汉初的局面。
上面所说的三个故事都是与九个准则内容有关的,总之,执政者或者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要信守“符言”的九个准则,这样才能掌握治世之道,使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