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敬爱的莫言老师：

您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能亲笔给我回信，并且那么快地把我的小说推荐给了《国民文学》。不是我酒后狂妄——这样也许很不好——我自觉这篇小说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酒神精神，焕发着革命精神，《国民文学》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

您推荐给我的李七先生的狗屎小说《千万别把我当狗》，我看了。说实话我感到十分愤怒。李七把崇高、神圣的文学糟蹋得不像样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有朝一日我碰上他，一定要和他展开一场血腥大辩论，我要驳得他哑口无言、噤若寒蝉，然后还要揍他一顿，让这个小子七窍流血鼻青脸肿魂飞魄散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诚如老师您所言，我如果潜心研究专业，在酒国确会有光明前程，吃也不会缺，穿也不会缺，房子会有的，地位会有的，金钱会有的，美女也会有的。但我是有志青年，不甘心一辈子浸泡在酒里。我立志要像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弃酒从文，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为了这崇高的目标，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头颅尚不惜，何况那些身外之物呢？

莫言老师，我搞文学的决心已定，十匹膘肥体壮的大马也难把我拉回转。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您不必再劝我了。如果您胆敢再劝我，我就要恨您。文学是人民的文学，难道只许你搞就不许我搞了吗？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艺术劳动化劳动艺术化，到了共产主义人人都是小说家。当然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但“初级阶段”的法律也没规定说酒博士不许写小说呀？老师，您千万不要学那些混账王八羔子，自己成了名，就妄想独占文坛，看到别人写作他们就生气。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新叶催陈叶，青年终究胜老年。”任何想压制新生力量的反动分子，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老师，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女资料员。

女资料员姓李名艳，她自称是您的学生，当年您在保定军官初级学校担任政治教员时，她说她听过您的课。她对我讲了不少您的轶闻趣事，使我对您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她说您曾在课堂上大骂我国的著名作家王蒙，说王蒙在《中国青年报》的星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奉劝文学青年们从拥挤的文学小路上退下去。她说您在课堂上愤怒地说：“王蒙一个人能独霸文坛吗？有饭大家吃，有衣众人穿，你让我退，我偏要进！”

老师，听了您这段轶事，我一口气灌下去半升葡萄酒，激动万分，连十个指尖都哆嗦；周身热血沸腾，双耳红成了牡丹花瓣。您的话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像一阵庄严的呼啸，唤起了我的蓬勃斗志。我要像当年的您一样，卧薪吃苦胆，双眼冒金星，头悬梁，锥刺骨，拿起笔，当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

老师，听李艳讲了您当年的轶事，再回头看您给的信，我感到又难过又失望，您在信中劝我的话和王蒙当年奉劝文学青年（包括您）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这令我万分痛心。老师啊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学那些无耻的小人，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想当年您瘦得像只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老师，您也是在文学小路上艰难跋涉的苦出身，千万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那样，您会失去我和成千上万文学青年对您的爱戴。

老师，昨天夜里，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这篇小说，属于“严酷现实主义”的范畴。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如果有刊物敢于发表，必将产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今随信寄上，请老师大笔斧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肉孩》阅罢，如老师认为已达到发表水平，请您给找个婆家嫁出去吧。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老师，“肉孩”是我苦心经营之作，还是寄给《国民文学》为好。我的理白是：一，《国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领袖刊物，领导着文学新潮流，在该刊发一篇，胜过在省、市级发两篇。二，我想采取“猛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个顽固堡垒！

敬颂

大安！

您的学生：李一斗

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去京办事，托他带给您一箱（十二瓶）我参与研制的酒国佳酿“绿蚁重叠”，请您品尝。

李一斗又及

三

酒博士：

您好！

感谢您馈赠的“绿蚁重叠”，此酒色、香、味俱佳，只是在总体感觉上似乎有些不协调，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不能说不美丽，但缺少那么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女人。我的故乡，也是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当然与你们酒国比较起来相差甚远。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们那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里就有两家烧高粱酒的作坊，都有字号，一为“总记”，一为“聚元”，都雇了几十个工人，大骡子大马大呼隆。至于用黍子米酿黄酒的人家，几乎遍布全村，真有点家家酒香、户户醴泉的意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他的介绍，为我创作《高粱酒》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那在故乡的历史里缭绕的酒气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对酒很感兴趣，也认真思考过酒与文化的关系。我的中篇小说《高粱酒》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思考成果。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酒的长篇小说，结识您这位酒博士可谓三生有幸。今后，我会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所以，希望不要再称我为“老师”了。

您的信及大作《肉孩》均拜读，感触颇多，随便谈谈吧。先说您的信：

①我认为，狂妄与谦卑，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种人生态度，很难说哪种好哪种不好。事实上，看似狂妄的人实际很谦卑；看似谦年的人骨子里却很狂妄。有的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极狂妄，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又极谦卑。绝对的狂妄和永远的谦率大概是没有的。如阁下的“酒后狂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化学反应，似乎无可指责。所以，你酒后自我感觉良好我感觉也良好，你酒后骂几句《国民文学》的娘也触犯不了刑律，何况你还没有骂他们的娘，你仅仅说“要是不发表，才算是他们瞎了眼”哩。

②李七先生把小说写成那种模样自有他的道理在，你如果认为不好，扔到一边不看即可。假如你有朝一日碰到他，送他两瓶“绿蚁重叠”抽身就躲吧，千万不要犯革命浪漫主义的毛病去跟他进行什么“血腥大辩论”，更不要试图跟他动武，此公练过八卦拳，与黑社会联系密切，心狠手辣，啥都敢干，据传北京有个吃多了饭没事干的文学批评家写了一篇批判李七文学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没出三天，这位批评家的老婆就被李七他们给拐卖到泰国去当了妓女。所以，我劝你趁早别多事，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是上帝都不敢惹的，李七即是一个。

③你既然已经像“三八吃秤砣一样铁了心搞文学”，我绝对不敢再劝你浪子回头，也免得你恨我。无意中招了别人嫉恨是没有办法的事，有意招人恨则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了。我本来就够难看了，何必再去扒眼睛。

你痛骂那些想“独霸文坛”的“混账王八羔子”，我感到很舒畅。假如真有那么几个混账王八羔子想独霸文坛，我会跟你一起骂。

我在保定军校教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听过我的课的学生有好几百名，姓李名艳的女生好像有两位，一位白脸瞪眼子，一位黑脸矮胖子，不知是哪一位与你同事。

关于我在课堂上骂王蒙的事，确实记不得了。王蒙那篇劝导文学青年冷静地设计自我的文章我好像读过，审情度势，当时的我读了那篇文章感到情绪受了打击，心里不舒服是可能的，但要我在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上驾王蒙，绝对不可能。

实际上至今我也没扔掉要饭棍，我想，即便有朝一日我扔了要饭棍，也不会“痛打叫花子”吧？我不敢下保证，因为人的变化往往不是能由自己决定的。

再谈您的大作：

①您给自己的小说定性为“严酷现实主义”，这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委实搞不清楚，但大概意思是看出来了。小说中描写的情景令我不寒而栗。多亏这是一篇小说，要是您做了一篇这样内容的报告文学，那事情就麻烦透了。

②关于作品的“发表水平”，一般地认为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艺术标准。这两条我都拿不准。拿不准就是拿不准，并不是我有意“吞吞吐吐”。好在《国民文学》群英荟萃，您就听他们判决吧。

我已把大作寄给《国民文学》编辑部，至于请客送礼一事，学问很大，我干不了。像《国民文学》这种中央级大刊，能不能请出来送进去，也许需要你亲自去试一下。

祝你

好运气！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