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一年级，代数是由班主任宋老师给我们任课。宋老师北大毕业，并留校任教。解放后回家，在密山中学教书。冬季时常穿一件长棉袍，长长的大围巾总是有一头耷拉在左侧胸前。不戴帽子，在左眉峰之上分缝的分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从不紊乱，从不改变；他的头总是微微偏向左侧；说话总是不紧不慢，颇有学者风范。宋老师不担任我们班班主任之后，代数老师就换了李老师。

李老师也是北大毕业。他父亲是北大物理教授。他在北大念了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上学期间，手中蓝、足、排“三球”不离身。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学混子”。这些情况都是上课时他自己对我们讲的。与宋老师的仪表相反，李老师大高个，略微有些端肩；宽额头，头发散乱，一双大眼睛，给人以亲切、和蔼又不很专注的感觉；他总是穿着肥肥大大、松散的衣裤，不修边幅。上课时，手里只拿一本教科书，没有教案之类的其他东西；教科书也是随便扔到讲台上，讲课时从来没有翻看过一眼。

李老师的代数课是最轻松的课堂。每节课，讲课时间大约占三分之一；讲完了，做作业，大约占用十余分钟；其余时间，讲一些同学们爱听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的往事。

李老师上课对同学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注意听讲，不许记笔记。李老师说，他讲的东西都在课本上，用不着记；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听，在课本上你也找不着。他说，念书学习不要死记硬背，要学会理解，只有理解了，你才能记住，不会忘记。李老师每每讲一个概念、讲一个公式，都是从例题开始讲，例题讲完了，数学概念或者一个公式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就基本形成了。上了高中以后，李老师在黑板上讲完了，同学们甚至可以自己叙述一个概念，自己列出一个公式。这也是李老师最高兴的时候；也是同学们觉得原来代数课是这么好学、这么容易掌握的课程。

李老师讲完课，立即布置作业。谁的作业做完了，谁举手，李老师到你的座位上，察看，对了，在你的作业本的每一道题上打对号，并标明日期；有错误，当即改正。每一次做代数作业，在课堂上只用十余分钟，从不占用课后时间。

考试的时候，李老师从来不出复习题，不点重点。他说中学生学习的知识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课本上灌输给你们的学习内容，是你们在中学阶段应知应会的基础知识。只要上课你的精神没有溜号，作业是自己用心做的，你没有得健忘症，考试都能达到优、良。确实，我们班代数没有不及格的，绝大多数都是5分、4分。从初中到高中，我的代数考试基本是5分。

同学们的作业做完了，李老师回到讲台，开始讲述他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星期一，同学们做完作业之后，李老师：“昨天，你们的李老师作了一件似乎不应该做的事情。大家知道，师娘已经去世多年。昨天是她的祭日。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南面的草甸子里，烧了几张纸。掉了几滴眼泪。人死了，能不想吗！我向来反对迷信行为，尤其反对烧纸。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遗留了宝贵的文明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一些愚蠢、蒙昧的反科学的东西。烧纸就是其中一项影响极为恶劣、极为广泛的迷信活动。昨天下午，到街上的饭馆子，要了两盘菜、一壶酒；让服务员在我的对面放上一把椅子，摆了一套餐具；一起吃顿饭吧！回来的时候，顺手买了几张烧纸。我把烧纸揣到裤兜里，信步走到南面的草甸子。我四顾无人，蹲在草窠里，把纸烧了。烧纸的烟把我熏出满眼泪水，借机让泪水多淌一些，心里平静了许多。

李老师是密山戏园子的票友。他唱大花脸净角。只要戏园子上演的戏，有适合他的角色，他必定参加演出。李老师经常讲，京剧是国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白天打球，夜晚就去唱戏。卢沟桥事变之后，通过唱唱京戏，发泄发泄亡国奴心中的郁闷。

初二年级，12月9日那天上课时，李老师说道：“129”运动的时候，你们当中大多数同学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那年十二月中旬，“129”运动爆发。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化学系，我们正在实验室搞一个化学实验，实验不能停，停了就会前功尽弃。有几个同学进城参加游行示威，我没有去。坦白地讲，当时，我的思想比较落后。我父亲和他的一些同事常对我们说，国家大事应当由政府决策，抗日的大事要相信当局的安排，学生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应当由校方决定。我缺乏有些同学的冲动和**。”

下午，自由活动的时候，同学们围成圈，弹排球。恰巧排球飞向路过的李老师，李老师接住球，把球撇了回来。同学们高喊：“李老师！一起玩一会！”李老师：“力不从心啊！”笑着，摆摆手，向办公室走去。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同学问：“你在北大不是‘三球’不离手吗？我们怎么总是看不见你打球呀？”李老师：“时过境迁，李老师除了当当票友，从前的嗜好日渐淡薄，不比当年了。”

我参加工作之后，听说李老师接触毒品。英年早逝。

（2008年8月17日16: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