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春节前，腊八那天我家杀猪了。这是我们家土改后饲养的第一头母猪。这头猪是苏联当时支援东北的优良猪种——乌克兰大白猪。母猪是去年9月配的种。几个月来，它长得越来越肥。老杨家大爷说它不像带上崽子了；因为，怀孕的老母猪不会这样胖。赵大娘认为这个猪已经带上崽子了；因为它太胖了，才看不出来带崽子了。邻居们有赞成老杨家大爷观点的，也有赞成赵大娘意见的。杀猪的人肯定地说这头猪没有带崽子；于是，把它杀了；结果，杀出了12只已经长全了毛的大猪仔子。父亲和妈妈追悔莫及。赵大娘骂了杀猪的：“你呀！缺德！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坏了的！杀生害命，早晚得让阎王爷抓去。”

大学读书时，在苏联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留学的副博士王老师讲过在莫斯科的大学里吃过烧乳猪；并且讲了“乳猪”的培育过程。他说，苏联的畜牧专家创造一种科学的生猪育肥方法。母猪生完第一胎，第二次怀孕之后，开始育肥；当母猪临产时，杀掉；这时的猪肉最香、营养价值最高；没有出生的小猪就是做烧乳猪的最理想的高级原料。他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待遇是挺高的，可以在教师食堂用餐。王老师讲，在特别馋的时候，就去品尝只有学校教授可以吃的烧乳猪。我听他讲的时候，嘴里的唾液猛烈爆发，差一点流出哈喇子。下课时，我对孙殿卿讲：“土改时，我家养的乌克兰大白猪在快生产时，腊八那天给杀了，杀出12个大猪仔子，全都扔到荒草甸子里喂狗了。”孙殿卿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那个时候苏联光给大白猪，也没有告诉你们吃猪肉的科学方法？”

春节过后，父亲到县里去开会，参加村干部培训。回来的时候，父亲对妈妈说：“开会的时候，杨木岗的几个人，看见我之后，老是鬼鬼祟祟、嘀嘀咕咕，躲着我。”妈妈：“可能是土改时斗争了三叔，看见你不好意思了呗。”父亲：“不像。我总觉得他们背地里有鬼。”妈妈：“管他呢！他在杨木岗，咱们在黑台，河水不犯井水，有鬼能怎么的。”

父亲和赵组长都是土改后区里在黑台村发展的新党员。在区里召开党员会，讨论侯补党员转正的时候，父亲没有通过转正。原因是杨木岗方面向县里写了检举信，说我父亲是杨木岗傅家烧锅的大少爷，是大地主。虽然入党时父亲已经说明了过去开烧锅（傅家烧锅在“九一八”事变时就破产了）的情况，既然有了检举信，取消侯补期，不予转正，也属于正常现象。关键在于父亲对于加入共产党还没有达到成为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思想水平，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他的刻意追求，所以，对于不予转正，没有做任何争辩。同时，父亲辞去了村文书，不再当村干部了。奶奶和妈妈对父亲没有成为党员，不当村文书都没有什么惋惜的表示。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区政府的一个干部来家里串门。他对父亲没有转正、不当村文书了，很是忿忿不平。父亲倒是比他更看得开，反到劝了他几句。有几句话对我印象较深。区里的干部问父亲：“你是不是得罪了你们的蓝村长？”“没有！”“不对吧？”父亲略微思索一会儿，说道：“啊！明白了。就是土改时从被斗人家挖出的贵重的、准备村里公用的斗争果实，锁在村公所大柜里；大家让我拿着钥匙，村干部不到齐，不能打开；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区干部：“是不是蓝村长有什么想法？”父亲：“是。我一直顶着。我不能跟他沾那个包啊！就连伪满时，在兴农合作社日本人大木先生走了，把合作社交给我管，“八一五”时合作社里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我连一根大头针都没有动一动。做人嘛，不论什么时候，不能公私不分；不管如何，也不能跟着那个人走偏道。”区干部：“原来是这样！行了。那个村文书当不当也没什么意思。现在用人的地方有的是，早晚我们会帮着你找一份好工作。”父亲：“在家里呆着挺好。种地、钓鱼……也挺好的。”

夏天，调到伊春林业局当局长的、原黑台区毕区长回来，欢送区里干部南下参加新解放区政权建设。临回伊春之前，来到我家。寒暄一阵子之后，毕区长说道：“老傅啊，别在家里呆着了。到我那里去吧。我们林区就缺你这样的人。”父亲：“在家里种地挺好。不愿意动弹。”毕区长：“怎么说有个公职也比种地强。”父亲：“我再寻思寻思。”

转眼到了割地的季节。学校放农忙假，我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去割包米。路过学校操场的时候，看见新搭起的舞台下面有几十个学生在学唱歌。

天气十分晴朗，已经冷了，我坐在父亲从赵组长家借来的牛车上，披着棉袄，注视着唱歌的那群同学。歌词没有听清，“……前进，前进，……”回响在空荡的操场上空。

父亲问：“今天是几号了？”答：“大概是十月一号吧。”父亲：“是，是十月一号。共产党要建国了。”

我和父亲割包米回来，黑台街里十分宁静。到了家里，赵福和孟宪刚都来了。孟宪刚：“学校通知，明天全体到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问：“光我们学校庆祝啊？”“不是，全区开大会庆祝。”

10月2日，黑台街里到处张贴着用彩纸书写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在通往火车站的大路旁的电线杆子上出现一条写着“庆祝当皇帝！”的标语，引起了人们的惊诧，议论纷纷。区政府的干部十分紧张，立即组织区中队的民兵进行追查。后来有人说那条标语是朝鲜族群众写的，他们对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在语言方面表达的不恰当，把“主席”和“皇帝”当成一个词汇；这条标语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不了了之。

冬天，毕区长又来到我家。闲扯几句之后，毕区长对父亲说：“我已经从伊春林业局调回来了。”父亲：“又回区上了？”毕区长：“不是。调到东安地区运输公司了。”父亲：“给个什么官？”毕区长：“运输公司经理。”父亲：“这回离家近了，比在伊春林区好。”毕区长：“我这次来，还是让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在公司里摸了一下情况，业务人员太缺乏，别在家里蹲着啦，出来吧。”父亲犹犹豫豫，未置可否。

毕区长走后，妈妈对父亲说：“毕区长来了两次了，你是诸葛亮啊！不愿意出去工作也行，你总得给毕区长一个面子吧。反正在家呆着也没事，明天就去一趟东安，到那看看，行，就干，不行，再回来。”父亲：“行。过几天我去一趟。”

1949年末，父亲去了密山地区运输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1949年寒假，我小学毕业了。在二十几名同学中，我的毕业考试排名第7名；算是上中等的学生罢。冯常友去年考上了东安联中，是我们东街土改后第一个中学生。我和赵福也准备去考密山中学（东安联中改名为密山中学）。

我们班二十几名同学毕业后大体分成三种去向：考密山中学；考鸡西高职；参加工作。参加工作的我还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同学，一个同学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后来很快升到列车长。坐火车时，看见他穿着铁路制服，神气十足，我们都很羡慕。严木匠的儿子严凤学，没有毕业就娶了媳妇，有了家，就不愿意再读书了。他到475工厂当了工人，由于那是一个生产炸药的军工厂，工人必须经常调动，一年后，他被调到了太原。其他参加工作的同学其去向我就不清楚了。

报考鸡西高职的同学，有的是年龄大一点，有的是想早一点参加工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上个世纪中后叶，都成为当地党政机关、公营企业的中坚力量。

我和赵福都参加了密山中学的入学考试。考试要到密山（东安已经改称密山，原密山改称知一；知一是为了纪念在密山逝世的一个叫做柳知一的县长）。大约有六、七个同学一起去密山考中学。我们几个自己从家里带的行李，睡在密山中学的大宿舍里。考的什么科目、什么题目，我答题答得如何，没有什么记忆；当时，虽然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特别关切。倒是有两件事一直没有忘怀。

在检查眼睛视力的时候，需要排队等待。在等待的时候我站在与实际测验的位置相仿的地方，用一只眼睛观看，两只眼睛都可以看到1.5。视力表最下端是2.0，我看着有些费劲；于是，我凑到视力表的跟前，把1.6以下的各个图标（有方形、圆形、E形）的开口方向统统背了下来。在检测视力的时候，我很顺利的看到1.5；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同学捅了捅我，小声说：“别往下看了，再看下去，就是远视眼了。”

考完试，我和阎清晨一起去密山街里的澡堂子洗澡。我洗完了就先从浴室出来，到休息间休息。我仰卧在木板**，望着高高的天棚，天棚下的横杆上挂着只有澡堂子伙计拿着带勾的长杆子才能够着的洗澡的人的衣裤。进到澡堂子脱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衣服挂得高高的？我躺在那里，正在想着这个问题……突然，一个伙计大声对我喊道：“起来！是不是你们把池子里的热水水龙头拧坏了！”我莫名其妙的坐起来，看见伙计恶劣的态度，有些生气，说道：“不知道！跟谁横！”跟伙计一起来的一个洗澡的客人说：“是他，一共两个小孩，那个哪去了？”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水龙头坏了。我下地穿上木拖鞋，对伙计和那个人说：“走！我看看什么玩意坏了？”进了浴室，靠墙的一个热水水龙头开关伐掉了下来，热水正从水管子里哗哗流淌出来。我生气地说道：“水龙头坏了，你们不修理，找我干啥？”那个伙计想说点什么，又憋了回去。另一个人看看我，说道：“不是你拧坏的？”答：“真不是我。撒谎是小狗。”伙计：“那个小孩呢？”他们在池子里没看到阎清晨，我又说道：“找他干啥！他也不会修水龙头。”另一个人：“指定是那个小孩弄坏的。吓跑了？能跑哪去！”我看着那个人就生气，对他说：“你看见他弄坏了？别诬赖好人！”这时，伙计已经找人修好了坏了的水龙头。

我和阎清晨从澡堂子里出来之后，我问他：“你跑哪去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水龙头是谁弄坏的？”他笑了笑说道：“那个水龙头开关原来就活动，我拧了不几下，那个玩意就掉了。也怨不着我呀。”“那你躲啥呀！”“我害怕他们说我。”“啊，没说着你，倒把我说了一阵子。”

新年前，赵组长从村公所回来，拿来了密山中学录取通知书。我和赵福都考上密山中学。从1950年春天开始，我走出了黑台；开始了中学生的生活。

（2007－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