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在福成油坊大水泡子起出炸弹的第二天午后，太阳已经偏西。在斜射的阳光里，福成油坊门前的大街上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个骨立形销的男人。

那个人手拄一根粗树枝，走路艰难。我对姐姐说，“你看，那个人里倒外斜的，是不是喝醉了。”姐姐看着他，说，“像谁呢？怎么这么面熟。”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他身穿破烂不堪的单衣，好像从煤堆里才爬出来似的。若不是站着走路，谁会相信他是一个活人。他举起左手，有气无力地比划几下，张张嘴，不知道说一句什么话。锛儿喽看见他“汪汪汪”吠了起来，我踢它一脚，才不叫了。

那个人在我和姐姐面前站住，操着一口“南城”口音，“这两个死孩子！我是你姑父……”说着，他一屁股坐到门槛子上，身子沉重地靠着门框，两眼直勾勾地瞅着我和姐姐，说不出话来。父亲、妈妈和奶奶听到动静，来到门口。奶奶弯下腰，看着姑父黑瘦黑瘦的脸，扳着他的肩膀，前后晃了晃，“我的天呐！咋给作践成这个样子啦！还好，总算活着回来了。”妈妈看出姑父饥渴难耐，对姐姐说，“快去给你姑父舀点儿水喝。”姐姐舀了半瓢凉水，姑父一饮而尽。

父亲把姑父扶到炕上，他靠着炕头墙坐了下去。妈妈对我说，“上炕给你大姑父拿个枕头，让他躺下吧。”姑父头朝下躺倒在炕上，张开嘴要说话，没有出声。父亲：“别说话啦，先歇一会儿，弄点儿饭吃再说吧。”

妈妈擀了一三盆面条，打的鸡蛋卤；又开了一盒日本军用鱼罐头。姑父狼吞虎咽，把一盆面条、一盒罐头吃个精光。看他吃面逗人的滑稽样子，我和姐姐憋不住笑，跑到了屋外。

姑父吃了饭，总算来了精神。看了看自己的脏样，说，“我得找个地方去洗一洗。”妈妈：“让百灵子领你到福成油坊后边的水泡子去洗洗吧。我给你找几件衣裳，把你穿的破衣裳就事儿扔了吧。”

姑父洗完了，边擦边说，“痛快！痛快！”穿好了衣裳，看看自己的高腰胶鞋，“这双后开门的胶皮水袜子可不能扔，你爹的脚小，他的鞋我穿不了。”

回到家，天色已晚。姑父躺到炕上，奶奶打算跟他唠几句，没有说上几个字，姑父已经呼呼噜噜地睡着了。

第二天，姑父整整又睡了一天。只是没有落下三顿饭。

第三天，姑父总算睡够了。奶奶终于等到和姑父唠一唠家常的机会。奶奶：“怎么跑出来的？”姑父：“听到苏联红军飞机的动静，工友们就合计逃出煤窑。把头不让。煤黑子急了，抡起镐把，就把把头给打死了。”“都打死啦？”“没剩下几个。在煤矿里，把头最坏了。大伙都恨死他们了。”奶奶：“大烟忌了没有？”“在煤矿里，进去了没死的，大烟都忌了。”

提起抽大烟，我和姐姐互相看看，憋不住笑了起来。姑父转过黑瘦的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俩。姐姐问：“大姑父，你让人家抓到煤矿的前一年，俺们家在密山住的时候，有一天看戏回来，在后院小毛道上，是不是捡着大烟泡了？”姑父想了想、眨了眨眼睛，也笑了。他装出生气的样子，“小兔崽子！是你们俩搞的鬼？”我觉得不能光骂我们俩个，不公平，就说道，“不是！还有你们家小成子大哥呢！”奶奶：“怎么回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姐姐：“那天看戏的时候，大姑父老是打哈欠，我们三个知道他准是犯大烟瘾了。看完戏回来的时候，小成子捡到一个带锡纸的烟卷盒，他（姐姐指着我）又捡了几个羊粪蛋；我们就仿照大烟炮的样子做了几个。大姑父在回来的路上一直落在后面，我们先跑进院里，在小毛道显眼的地方摆放了羊粪蛋做的大烟炮。我们三个猫到墙犄角那边，观看大姑父是不是会去捡？不出所料，到了那里，大姑父哈腰捡了起来，还用鼻子闻了闻；像得了宝贝似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高高兴兴地回到屋里。”奶奶问大姑父，“你真的把羊粪蛋给捡回去了？”大姑父笑了笑，“可不是咋的。鼓捣了半天，抽一口不是滋味……”奶奶：“真没出息！”说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锛儿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跟着“汪汪汪！”吠了起来。

大家笑够了，奶奶又问，“从滴道煤矿到这走了几天？”“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吧。”“路上还有个伴儿没有？”“有，开始时人多，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到了永安就剩下黑台的冯先生了。”“冯常友他爹？他上哪去了，怎么没有一起回来？”“走到太平，我走不动了，他急着回家，就自己先走了。”奶奶：“在煤窑里呆了多长时间？”“去年开春到现在一年半多了。”“竟干些什么活？”“天天下洞子，刨煤、推轱辘马子；两头不见日头。”“就你这个体格，还挺过来了，命大啊。”“天天都有死的。我若是再干上两个月，也就交代了。”

第四天早晨，姑父坚持要走，奶奶说，“走吧，家里边还不知道你大姑父是死是活呢，早点儿到家，也免得孩子、大人惦念。”父亲：“顺着铁道走，下半晌到东安，在老谢家他二姨那住一宿，后天就能到家了。”妈妈：“等太平了，让大姐领孩子过来住些日子。”

我和姐姐把大姑父送到铁道上，一直走到精米所东边，姑父：“回去吧！”我们望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背影，在铁轨间晃来晃去，一步步向老贺家小山那边走去。锛儿喽跟着他跑了一段路，又跑了回来。

（2003－06－23~2007－03－3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