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末的商方国至商王朝,被作为货币,即货贝使用的贝币自身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最初的贝币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由于当时捕捞海贝、获取海洋生物的难度极大,加之从海边将海贝运往中原内陆的贸易成本高昂,所以,被作为贝币原料的海贝极其稀缺。这也就确保了货币、货贝自身的经济价值。商人选用洁白如玉的齿贝,将齿贝的背面磨平,然后在其中一端打孔,用于串绳,便于携带。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方国内部和整个中原华夏地区对货贝的需求量猛增,贸易和沿海方国的捕捞量远远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需求,于是,海贝、真贝逐渐被纯人工生产的仿制贝所取代——这段历史大约发生在商王朝崛起至盘庚迁殷之间。商人以兽骨、鸡骨白玉替代海贝,由骨器加工业和玉器加工业者磨制出骨贝和石贝(玉贝)。商王盘庚将玉贝称为货宝,这既证实了盘庚迁殷之前真贝被仿制贝取代的货币史,又彰显着贝币与商品、货币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反映着商人独到的商业思想。此外,除了磨制型仿制贝,在商王朝建立之后,由于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艺,商人还开始广泛地使用铜来铸造仿制贝,这也开创了以铜铸钱的先河。
《易经·无妄卦》曰:“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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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骨文中,有很多文字从贝,并以贝为偏旁。甲骨文“买”,表示贝的交换。甲骨文“贮”,表示将贝贮藏在青铜器内。甲骨文“宝”,表示贝和玉这两种藏在室内的珍贵物品。
随着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的兴起,男耕女织的农耕生产已无法满足商人拥有更多财富的渴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弃农从商,以贸易为生。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患得患失、唯利是图,所以甲骨文的资料中便有了不少与交易有关的卜辞。商人们渴望“得贝”,得贝就是盈利。商人们更渴望“朋来”,朋来就相当于“日进斗金”。商人们惧怕“丧贝”,丧贝就是亏损。商人们更惧怕“朋亡”,朋亡就是巨额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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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币约始自夏末,初为真贝。至殷商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仿制贝样式。其中的一些仿制贝因储存于青铜器内,经过数千年的埋藏,表面被侵蚀出了青铜器特有的绿沁。这表明,晚至殷商时,商人就已经通过储存贝币来储藏财富了。也就是说,在当时,贝币不仅是一种支付手段,还是一种贮藏手段,它已经完全具备了货币的基本要素。
《史记·货殖列传》有云:“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商人为了谋求更高的商业利润,开始不满足于在南亳城中和商方国内的交易,他们渴望在更大的人文空间内互通有无,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于是,作为商人而非商王的王亥才怀揣着朋尔从思、利有攸往的商业理想,踏上了北上的商路。
商王亥从商都南亳出发,北渡黄河,抵达了有易氏的酋盟,并最终死在了这里。今天,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记载,我们无法证实王亥此行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支商队最终的交易对象是否是黄河以北的有易氏。不过,有这样一点却是能够确认的:那就是晚至夏末,便已存在一条自河洛地区通往黄河以北北方地区的商路。这条商路形成的时间远远早于此后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而且,它的起点虽然是南亳,是商方国以及后来商王朝的王城,而它的终点则很有可能是西域,甚至晚至西周时,这条商路还能够通过西域与西亚、北非相连。这样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
据《战国策·秦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篇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战国时的大商人吕不韦,在赵国国都邯郸做外贸生意,回家后告诉其父说,做珠、玉的进口贸易利润可达百倍。这里的珠,指的是战国蜻蜓眼琉璃珠;玉,指的是产自今新疆和田的和田玉料。战国蜻蜓眼琉璃珠传至中国的时间约在春秋末期,虽晚于殷商,不过,与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并列的玉却拥有更加悠久的本土历史。《说文解字》注玉,云“石之美者”,而安阳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玉原料应原产于今新疆和田。这既说明了晚至殷商武丁中兴时,华夏文明即已与新疆地区存在贸易往来,同时也开启了以温润、细腻为审美理想的“羊脂——和田”式玉文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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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先秦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内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件妇好跪坐玉人就是最精美的一件。玉人细眉大眼、宽鼻小口、小耳长面,双手抚膝,跪坐。束长辫盘于顶,戴箍形束发器,着交领长袍,束腰宽带,表现了典型的殷商贵族形象。因此有人认为,该玉人塑造的或许就是墓主人妇好本人。
妇好墓的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和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妇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数量之巨、雕工之精,同时更是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玉器的玉料来自于今新疆和田,而在此之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华夏玉文化的重要源流中,所有所用玉料均为本地开采的地方玉。妇好墓玉器开华夏玉文化玉料贸易之先河,更确立了以温润、细腻为美的“羊脂玉”审美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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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殷商时的象牙凸形梳,由于长期埋藏在地下,其表面已被土沁腐蚀,但仍然可见清晰的牙纹和象牙的光泽。篦梳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栉发用具。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民蓬头垢面,最初用手指梳理头发,后来便用竹木牙角模仿手指的指缝制成了篦和梳。其中,齿密者为篦,齿疏者为梳。相传,发明篦梳的人是炎帝的工匠赫廉。无独有偶,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篦梳就是出土于距今6000多年前大汶口遗址中的象牙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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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象牙都是稀缺、珍贵的艺术品材料。不过,与中古时期之后不同的是,在先秦,特别是西周以前,黄河、淮河及长江流域,特别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内,亚洲象的分布非常广泛。这从先秦文物中普遍出现的象牙制品和《山海经·山经》中广泛记载的“象”的分布便可见一斑。与后世不同的是,当时的人获取象牙的难度主要在于狩猎的危险,而不在于贸易的艰辛。今河南省的简称“豫”字,来源于黄帝划天下九州之中的“豫州”,而《说文》云:“豫从象,象之大者。”近代以来,随着生态史学的发展,象在先秦时的广泛分布亦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如竺可桢、张汉沽、秦文生等皆主张,“豫”字之“予”即“我”,“豫”字就是“大象和我”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象”字也非常清晰、准确地描绘了象鼻和象牙,显然,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甲骨文的创造者、使用者,商王朝的贞人们一定非常熟悉亚洲象的外貌,象与商人曾经在同一片沃土上生生不息。
显然,自殷商至春秋战国,以沟通新疆的遥远商路作为贸易保障,以羊脂为审美标准的玉文化消费作为贸易动力,和田与华夏之间的玉贸易以及后来经由亚欧大通道传入中国的琉璃珠贸易,都因巨大的贸易风险而拥有极大的利润空间。加之“吕不韦贾于邯郸”,邯郸是赵国的国都,而赵国是战国七雄中北部边境纬度最高的诸侯国,与匈奴接壤,因此,特殊的地缘优势使赵国成为了西方商路进入华夏地区的首站。这一点同样也符合“有易杀王亥”的地理推论,即王亥死于黄河以北有易氏酋盟。所以,综合这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早在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自商方国的王城南亳及后世商王朝历代王城通向西域的古商路,它越黄河,经今蒙古,再向西通往今新疆和田,并最终在西周时与欧亚大通道相连,成为了沟通东西方的旧商路,即所谓的“珠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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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典型的凸形梳。商人长以牙、角、骨及青铜制作篦梳,造型以凸形、瘦腰型、马鞍形居多。与常见的牙、角篦梳不同,这件虬角凸形梳的材质尤其珍贵和稀缺。虬角是海象牙的旧称,系典型的清代宫廷牙角工艺品材质。海象有太平洋海象、拉普捷夫海海象、白令海海象等6个亚种,这些海象的自然栖息地全都位于白令海、西伯利亚东北和北极圈等寒带水域,在中国沿海地区没有分布。
清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清俄《恰克图条约》,清政府在恰克图(原清俄边界重镇,在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河南岸建立贸易新城阿勒坦布拉格(汉名为“买卖城”),作为两国间的通商口岸;并准许俄商每三年组织200人以下的商队进京贸易一次。从此,原产自沙俄的海象牙——虬角进入了清宫造办处,开始成为清代宫廷牙角工艺品原材料。19世纪后半叶,由于北冰洋海象数量太多,破坏当地渔业生产,当地渔民开始大量捕杀海象。这直接促进了沙俄对清海象牙的出口量,并促成了虬角工艺品在中国晚清时创作的高峰和虬角材质流入民间。可到了20世纪初,由于过度的捕杀,海象在沙俄一度濒临灭绝。这也正是中国虬角工艺品在同光年间之后忽然全部消失的原因。
由于缺乏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直接贸易,中国的虬角制品在明清前非常罕见。而这件殷商时期虬角凸形梳的出土改变了固有的贸易史认知。它的出现既表明了殷商时,极有可能存在一条自南亳向北、过黄河,直通西伯利亚地区的古商路,同时还证明了这条商路与后来自中原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不同,它的走向是先向正北到达蒙古西伯利亚高原,再向西折,沟通亚欧大通道。当然,也正是由于秦汉时迅速崛起的匈奴各部阻断了这条殷商时便已形成的旧商路,以及两汉时开始崛起的“丝绸之路”快速取代了被阻断的传统贸易路线,今中国中原地区与今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传统商贸往来才就此断绝,进而致使作为珍惜贸易品的海象牙间隔了3000余年,才重新出现在清宫养心殿的造办处内。
至此,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历史才彻底清晰起来:作为商人的商王亥从事对外贸易,他收购商方国内养殖业出产的牛、羊等农产品,然后将其出口。同时,他还进口商方国需要的,类似于珠玉一类手工业所需,用来制作礼器的原材料,从中赚取利润。然而,途经有易氏酋盟之时,有易氏的首领绵臣却杀死了王亥,妄图谋夺商方国的商品。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发兵征伐有易氏,而后成为了新的商王。
在商作为方国而非王朝的时代,商的先公先王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商的始祖、商方国的缔造者契,史料记载最早的商人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以及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四人。然而,这四人中,唯一称王的便只有商王亥一人。已出土的甲骨文资料显示:商先公中,王亥被称作“高且亥”“高且王亥”或“王亥”。其中,甲骨文“高且”的“且”字即现代“祖”字。王亥被后世子氏尊为“王”,并引为“高祖”,可见后人对其功德的赞赏。其子上甲微同样为后世推崇,展禽在批评臧文仲祭祀爰居时,列举古来圣贤,其中便有上甲微,云:“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
时至今日,当“商”字,从一块封地、一个方国、一个方国上的子姓氏族、一代代氏族的领袖崛起为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以文字和文物作为双重自证物的王朝,又从失国遗民的商业行为变成了一种无论是在历史、现在还是未来中都至关重要的文明业态,洞鉴古今,商王亥的“远服贾用”和上甲微“伐有易”便不仅成为了改变商方国、商王朝命运的历史拐点,而同样也将成为华夏文明多元经济的文化源头。朋从而思、利有攸往的商业理想渐渐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和商业文化,它开始伴随着商方国、商王朝的对外贸易、人口迁徙向外输出,并最终成为了商人的文化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上甲微“伐有易”之战也便不仅仅是一场复仇的战争,而是演变为通过战争重建自由买卖的商业秩序,在华夏文明之外的更大范围内输出商业贸易的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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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且”字和“祖”字,都来自于甲骨文中的“且”字。甲骨文的“且”字具有极强的原始生殖崇拜色彩。它描绘的是男性的**。生命通过生殖繁衍生息,而**就成为了生殖行为的物质载体和视觉外化。以男性的**比喻生命的源头,即祖先,这表明殷商时,商人对生殖科学已经具有了准确的基础认知,并对生命和伦理萌发出质朴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