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严嵩搞夏言有感

1547年，张居正入翰林院做庶吉士。

离开老家时，他父亲张文明手舞足蹈，用他半辈子的人生阅历提醒张居正：“初入官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隐忍，一忍百忍，百忍成金。成了金子，荣华富贵就不请自来。”

张居正进翰林院，就算是进了政坛的大门。他内心深处狂热的从政火焰熊熊燃烧，然而这火焰只能燃烧自己，还没有平台给他施展，所以只能旁观。他很有眼福，进翰林院不久，就看到了内阁首辅夏言和次辅严嵩的决战。

夏言和严嵩明争暗斗已多年，夏言始终占上风，有两个原因：第一，皇上朱厚熜龟缩深宫修炼，极少过问具体政务，夏言才华横溢，办事干练，让朱厚熜很安心；第二，朱厚熜最讨厌大臣拉帮结派，夏言从不结党。

从朱厚熜的角度看，夏言这两个特点极好；可站在夏言同僚的角度看，夏言这两个特点极不好。夏言恃才傲物，对同僚颐指气使，所以没有好口碑。又因为他不结党，没有人宣传他，所以他很孤立。虽然如此，但在专制政府里，皇上说你行你就行，所以夏言一直稳坐内阁头把交椅。

不过，张居正进翰林院时，夏言的地位已有动摇之势。在当时的政府中，无人可撼动夏言的位置，除了皇帝朱厚熜。朱厚熜对夏言的不满，缘于夏言对他信仰的不敬。朱厚熜狂热地信仰道教，常常让大臣们为他写“青词”——一种写在青色纸张上的拍玉皇大帝马屁的优美文字。刚开始，夏言也写，但他精力不在这儿，写来写去，就开始糊弄，最后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是他“豪迈强直”性格的表现，喜欢做的就做，不喜欢做的死都不肯做。夏言撂挑子后，严嵩替补。严嵩文采卓著，又肯用心，所以从他手里拿出去的青词美轮美奂，虔敬无比，看得朱厚熜心花怒放。

严嵩看到了机会，暗地里流下欣喜的泪水。他和夏言是同乡，为了升职，他做了多年夏言坚定无畏的谄媚者。夏言被他感动，于是提拔他做了次辅。可在夏言眼中，他就是一条狗。整个中央政府官员都知道，夏言和严嵩讲话，就如同主人命令仆人。当然，夏言不会注意这点，因为他对除了皇帝之外的人态度都一样，嚣张高亢。

严嵩悄无声息地在夏言背后举起刀，夏言毫无警觉，继续他的一贯做派。朱厚熜常在皇宫里做法事，他本人戴着香叶冠，同时还让大臣们也戴。法事第二天，朱厚熜命夏言和严嵩来见。当看到严嵩时，他心情澎湃，直想大哭一场：严嵩太可爱了，他头上的香叶冠被轻纱笼起，走起路来花枝乱颤。而夏言头上只有官帽和露出的缕缕白发。

有些事，就怕比。如果严嵩没有戴香叶冠，夏言不戴香叶冠就不会分外显眼。朱厚熜问：“夏言，你怎么不戴？”夏言回答：“大臣朝天子，为什么要穿道士的衣冠？”

朱厚熜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虽未当面斥责夏言，心上却有了结。要阴鸷的朱厚熜解开这一心结，除了鲜血，没有别的办法。

1548年，正当张居正在翰林院刻苦攻读时，命运开始为夏言修筑末路。这件事说来话长，但不能不说，因为二十多年后，张居正也要面对夏言所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让大明帝国焦头烂额的河套(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南，黄河沿岸地区)之患。

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把蒙古人逐出中国后，再也没有精力将其斩尽杀绝。蒙古人逃回草原后迅速调转马头，变成明帝国的边患。为了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帝国在北部边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河套地区附近的大宁卫和东胜卫尤其重要。但第三任皇帝朱棣不知什么原因，主动把大宁卫和东胜卫陆续撤回内地，河套地区完整的防御体系出现漏洞，河套地区直接暴露在蒙古势力面前。1462年，蒙古兵团入侵河套，一战而成。自此后，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成了蒙古兵团的给养基地。1497年，明帝国为了对付河套蒙古人，设置陕西三边(甘肃、延绥、宁夏)总督一职。第一任总督王越主张收复河套，但未成，后来的历届三边总督都主张收复河套，但都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

张居正入翰林院的前一年，三边总督曾铣向中央政府递交报告书，认为最切实的办法，就是把蒙古人逐出河套，才能保证三边安宁。这是老生常谈，很多人都认为，曾铣会和他的前任们一样，望眼欲穿，然后对远大抱负发出一声叹息，最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想不到，厄运降临：朱厚熜对曾铣的提议大感兴趣，马上交兵部讨论。兵部有人会核算成本，掐指一算后得出结果：出兵收复河套的成本大于保守筑城的成本。

朱厚熜大怒，斥责兵部说：“你们这群蠢材，只知保守，不知开拓!”

兵部惶惶，朱厚熜不理会兵部，下令全政府公开讨论。

翰林院和内阁是穿一条裤子的，翰林院是内阁的后院，内阁是翰林院的窗口。这种国家大事，内阁责无旁贷，所以翰林院也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张居正没有积极地参与讨论，他只是在倾听，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自入翰林院以来，张居正始终没闲着，他把帝国的典章制度和历届政府的执政文件都翻了个遍。所以当河套问题放到他眼前时，他马上就得出结论：以现在的情形看，兵部的意见没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河套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实力，财力枯竭，军队自建国以来少有胜仗。尤其是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精锐几十万人被蒙古人全歼，自此，明帝国的军队从实用品变成了观赏品。

让张居正大感疑惑的是，皇上朱厚熜不知道国家的弱点，夏言和曾铣难道也不知道？

就在整个帝国讨论得热火朝天时，曾铣联同三边巡抚联名上疏，决定收复河套。夏言积极响应，在朱厚熜面前鼓吹收复河套的可行性。朱厚熜见夏言热情如火，放出了这样一句话：“你等既已详酌，此事应可行。”

收复河套似乎已定，因为主人已放话同意。问题是，放话的主人不是别人，而是朱厚熜。这句话说出的第三天，他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慌忙跑到道教圣人塑像前跪下号啕大哭。他也不知自己哭什么，总之，哭完之后他就发现，收复河套地区的提议简直混账透顶。

于是他向内阁下了一道手诏，内容是三个问句：驱逐河套蒙古人，师出有名吗？军队能打赢吗？曾铣死不足惜，生灵涂炭该如何？

夏言立即感觉到朱厚熜开始犹豫，如果此时不加把劲，犹豫就会变成动摇，此事必泡汤。他决定面见朱厚熜，用纵横术打消朱厚熜的犹豫。严嵩在他旁边，眼里闪着莫名的光芒。厄运向夏言展开双臂：夏言要严嵩陪他一起去见朱厚熜。

一见朱厚熜，夏言就滔滔不绝。如果不是朱厚熜打断他，他肯定能说上三天三夜。朱厚熜打断他后，突然问了句：“你和曾铣的关系很好？”

夏言想不到朱厚熜会问这样的话。他和曾铣关系是不错，可这跟收复河套有什么关系？

正当他准备回答时，严嵩从他身后如幽灵一样飘到他身前，恰到好处地把他挡进阴影。严嵩一开口就是：“臣有事要奏，臣认为河套绝不可复!”

严嵩这句话说得极响，底气十足，从前的低声下气一扫而空。出于多年来盛气凌人的本能，夏言第一反应不是去看朱厚熜的脸色，而是看定了严嵩，怒不可遏：“你之前怎么不说，到了这里才说，你什么意思？!”

严嵩扑通跪地，泪如雨下，一个劲地说：“收复河套，绝不可行。”

夏言浑身发抖，但他知道，这件事算完了。岂止是这件事完了，连他本人恐怕也玩完了。正如他所料，第二天，严嵩趁热打铁上疏道：“曾铣开启边衅，误国大计，夏言和曾铣关系非凡，所以被情感遮蔽了智商，表里雷同，淆乱国事。”

朱厚熜看到严嵩的上疏，突然想起以往夏言对自己信仰的种种不敬，又想到夏言和曾铣可能的结党关系，如同疯狗一样跳起来，下令免去夏言的官职，把曾铣捉到京城，将二人都投入监狱，等待严厉的处分。

这是1548年春节刚过时的事，身为庶吉士的张居正不会知道严嵩斗垮夏言的细节，但此事让他明白地认识到，政治斗争居然如此残酷：夏言在春节时还是气势熏天的内阁首辅，几天后，就成了阶下囚；而严嵩在几个月前还卑躬屈膝地跟在夏言身后，过了春节，他就站得笔直，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高贵笑容。

1548年九月，蒙古人进攻大同，严嵩使出最后一招。他对朱厚熜说，这都是夏言和曾铣要收复河套引来的。朱厚熜下令将夏言、曾铣弃市。严嵩踩着夏言的尸体，举着酒杯，坐上了首辅的宝座。

严嵩的胜利，使张居正深受震动。他眼观鼻，鼻观心，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严嵩如何会对同乡兼贵人的夏言下如此狠手!常听人说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然而，是人性把政治斗争变得残酷，还是政治斗争让人性更残酷的呢？

这个问题，张居正现在不明白也不理解。几十年后，他感同身受，理解了严嵩，并且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

严嵩升任首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张居正的新时代也来了，按惯例，他从庶吉士升为编修。

政府里大多数人都向严嵩展示恭敬顺从的微笑，张居正身在官场，又有宏图大志，自然也不会例外。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主动去结交严嵩，一是静观。

静观不是他的风格，他喜欢主动，但不是大张旗鼓，而是不动声色的主动。

与严大佬对话

绝大多数政府官员结交严嵩，并不仅是严嵩位高权重，巴结他可以带来好处，还因为严嵩和夏言在为人上有着天壤之别。严嵩从不恃才傲物，把别人不当人，他在外表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这种人会让你快速对其产生亲切感，而且和这种人交流，也是件很舒服的事。

张居正去拜访严嵩时，并未意识到，他其实和严嵩很像。他是神童，严嵩也是神童；他少年得志，严嵩同样才名早著；他曾得到很多官场大家伙的赏识，严嵩年轻时也有许多官场贵人；他在翰林院不拉帮结派，也不和其他官员勾肩搭背，严嵩当年也是这样。

他去拜见严嵩时心里没底。他只是个翰林院的编修，而严嵩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内阁首辅。但出乎他的意料，严嵩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接见了他。

张居正坐在那里，如一口钟。严嵩先打开话匣子，说：“我知道你。”

张居正受宠若惊。严嵩看到了他的表情，却轻描淡写地说：“翰林院是人才荟萃之地，内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人才，所以翰林院的所有新人和旧人，我都一清二楚。”

张居正这次不仅是受宠若惊了，无形之中还对严嵩产生了崇敬之情。严嵩接着说道：“在翰林院，你算是个另类。别的庶吉士上班时间扯淡，下班时间舞榭歌台，不亦乐乎，而你每天都在读书。我知道你喜欢看历朝典章制度和国家地理，这很好，这说明你是有理想之人，我喜欢有理想的人。”

张居正要站起来，感谢官场大佬严嵩的这番表扬，严嵩却示意他别动。他话锋一转：“不过，有件事，你该好好想一想。”

张居正慌忙站起来，恭敬地说：“请您指点。”

严嵩又示意他坐下，歪着头思考一会儿，才慢慢开口：“夏言要恢复河套地区，却没有考虑现实，本朝自英宗皇帝土木堡之变后，精锐尽失，根本没有力量主动出击。夏言这是要把帝国送进万劫不复之境，你说夏言该死否？”

张居正想不到严嵩会问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说夏言该死，这不是他良知授意；说夏言不该死，眼前这人恐怕会让他马上就死，而且是绝对该死。

严嵩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外界风传，是我进谗言要了夏言的命。可你是否想过，身为内阁次辅，对如此重大事件必须要发表意见？我只是对皇上说，这事行不得，夏言非要行，可能有私。皇上大怒，才要了夏言的命。但皇上要他命之前，为什么所有官员都没有替夏言说情？”

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居正知道。夏言一向不把官员们放在眼里，颐指气使，唯我独尊，官员们当然不会为经常侮辱他们自尊的人求情。

他发现严嵩正看着他，眼神虽然犀利，却充满了柔情。他从这一眼神中读出了严嵩下面要说的话。

严嵩说：“我听说你在翰林院，始终板着面孔，不和同僚沟通，这是不对的。你可能认为这是严肃，是傲骨。但别人看来，这就是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夏言如果没有这个缺点，也不会失去首辅宝座和他的老命!”

张居正重新站起来，向严嵩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说：“您的话，我将铭记于心。”

严嵩在座椅上露出微笑，但这微笑并不好看，因为他已意识到张居正在作伪。他问张居正：“你是不是认为夏言死了，我应该如同做了亏心事一样每天都做噩梦啊？”

张居正没有回答，只在心里暗道：“这是基本常识，人做亏心事，总怕鬼敲门。”

严嵩马上斩钉截铁道：“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么你和那群庸人毫无二致，算我看错了你!”

张居正大为茫然，不知严嵩在搞什么幺蛾子。严嵩却换了话题：“知道阳明学吗？”

张居正点头，阳明学在当时是热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

“我和它的缔造者王守仁[1]先生见过面，确切地说，我还是他的信徒。”严嵩沉浸在往事中，“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先生在京城讲学，当时他还未创立心学，但思想深邃，已不同凡响。后来他因得罪太监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百死千难之后创立心学。正德五年(1510年)，他到江西庐陵(今吉安市)做县令，我在老家分宜守孝，前去拜访他。听他讲心学，振聋发聩，一洗从前之羁绊，找到了重新为学为人的明灯。”

张居正觉得严嵩突然“跑调”必有深意，所以认真倾听。严嵩说完这些停了一下，又问道：“你知道我从王守仁那里学到了什么？”

张居正摇头，严嵩得意起来：“良知!你认为对的就去做!夏言要把帝国拖进水火，我必须要阻止，纵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良知告诉我的，我凭良知做事，不受良心谴责，何来有噩梦之说？那群庸人蠢货以为别人杀了人就会做噩梦，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听完这段话，张居正大为愕然。想不到严嵩竟然将心学作如是解，那阳明心学岂不就成了做坏事的人的托词宝典？

严嵩似乎没有向张居正传道解惑的意思，他站起来，张居正也慌忙站起。严嵩客套地说：“你好好干，心中要有目标，为目标要不惧人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张居正必须要好好干，因为他想要的，已经超出了严嵩的想象力。不过在1548年，他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现实支撑不了他的理想，要现实可以支撑理想，就必须向上爬。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树，而这棵大树能否让他死心塌地地去靠，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但无论靠还是不靠，他必须要有个“靠”的姿态，也就是说，他应该随波逐流，巴结严嵩，这是当时政治场的风尚。当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时，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是傻子，即使这件事是错误的。

1548年最后一个月是严嵩生日，张居正为他写了篇贺词。这篇贺词只是歌功颂德的例行文章，不过张居正可能是发自肺腑。因为那时，严嵩还未展现他人性中烂污的一面，张居正也把严嵩当作是“手扶乾坤，呼唤日月”的伟大人物。

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是把严嵩当成顾璘那样的贵人，和顾璘大不同的是，严嵩似乎不想做张居正的心灵导师。张居正太年轻，地位太低，除非是超级慧眼，不然根本发现不了张居正的潜力。

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常务副院长)，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

徐阶是松江(今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苦研阳明学，终有所成。二十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徐阶就像是弹簧，压力来时，他能屈服退让；压力一减轻，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而且会突破原状，爆发更大力量。

1548年时，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但迟早会拉开，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而且徐阶有能力，严嵩看到徐阶，就想到夏言，条件反射地就对徐阶毫无好感。

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徐阶眼中的张居正，好学深思，沉稳庄重，但内心灵动，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他关注张居正，以阳明学“勇于担当”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论时政疏》。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按他的看法，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藩王、财政、边防、吏治，最后一个是沟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

先看藩王，明帝国藩王无数，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虽没有“尾大不掉”之势，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问题是，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吃力，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

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没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长久下去，边防肯定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炼，和大臣见上一面，无异于铁树开花。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谈治国？

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在那个年代，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

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难有效果一样，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毫无反响。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感慨生不逢时，悲观一点的，还会转头泛舟四海，或是钻进深山老林，遁入佛老之道。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圣人只是逢其时，才有其事。有些事急不来，也强求不得。该来的自会来，不该来的，你怎么求都无用。”正是这段话，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

他调整了情绪，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终朱厚熜一朝，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

点到为止，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对方不识货，一味地奉献热情，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张居正有自知之明，不会做这种蠢货。

认可严嵩

1549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写诗称赞严嵩“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还称赞严阁老身为首辅，却始终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他认为，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宰辅是国家之福。这不是张居正拍严嵩的马屁，而是因为严嵩的政治态度一目了然，确实谨慎小心。1550年下半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严嵩这一政治态度的表露，张居正对此极为认可。

1550年六月，一直活跃在明帝国北方边境的蒙古人进攻大同，大同和历次的表现雷同，不堪一击。蒙古兵团首领俺答汗顺势南下，八月，入蓟州。俺答汗于此兵分两路，一路攻古北口，一路从黄榆沟推倒长城进入中国腹地。在通州，两路蒙古兵团汇合，快速攻陷通州，轻而易举地对北京完成了合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明帝国重兵全在北境，而俺答汗兵团却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地来到帝国首都城下!

兵部尚书丁汝夔慌忙领兵出北京城扎营，但正如张居正所说，这是群愁眉苦脸、毫无作战能力的军队。朱厚熜浑身发抖地从炼丹房里出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众人商议了一天，只得出一个根本就不必商量的办法：下诏各地勤王。

勤王的本质，就是皇帝老儿危在旦夕，四面八方的兄弟们赶紧来解救皇帝的老命。它是一个帝国颜面丧尽的表现。

第一个来到城下的勤王军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的部队，别看他来得早就以为他功勋盖世，其实就是他把大同搞丢的。

仇鸾在北境常和蒙古人打交道，知道蒙古人的厉害，晓得自己的弱点，所以他来勤王，根本就不想打架，而是派人和俺答汗谈判。他对俺答汗说：“只要你不攻城，所有条件统统满足你。”

俺答汗得意扬扬地说：“我嘛，千里迢迢跑到你们家大门口，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入贡。”

“入贡”从字面来理解，就是向明政府进贡。俺答汗兴师动众，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居然就是为了向明政府进贡，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犯贱。

但稍对中国史了解的人就知道，中国语境中的“进贡”别有意味。中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根本不稀罕外邦的进贡，外邦进贡的那些东西，中国转身就扔了。但人家进贡，你要还礼，这个“礼”在很多外邦眼中就是巨额财富。俺答汗多年来一直在明帝国北境动刀动枪，唯一的要求就是进贡，其实就是想要那个“礼”。这个“礼”包括很多东西，都是要求入贡的人所没有的，比如茶叶、织物、陶瓷，最重要的是铁器。

朱厚熜长期以来为何不答应俺答汗的入贡？大概是出于廉价的自尊。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拿枪逼着说：“我要给你进贡，你赶紧还礼。”

当朱厚熜听说俺答汗还是那个老套的要求后，气急败坏，召集严嵩和徐阶开会。他手里攥着俺答汗的求贡书，像是攥着一只恶心的癞蛤蟆。

他发问严嵩：“该如何？”

严嵩猜透了朱厚熜的心思，根本不想同意俺答汗的求贡，但人家兵临城下，摆谱肯定不成。他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一群恶贼，抢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用操心。”

徐阶看了看严嵩，又看了看朱厚熜。朱厚熜要他说话。徐阶郑重地说：“俺答汗的军队就在城外，稍一抽风，就会攻城，已不是恶贼了。”

朱厚熜点头，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

严嵩慢悠悠地从袖子里拿出他收到的那封求贡书，递给徐阶，说：“外邦求贡，这是礼部的事。”

这个皮球踢得超级绝妙，但徐阶的处理更妙，他接住了球：“事是礼部的事，”又踢了出去，“但一切还请皇上做主。”

这个球把朱厚熜砸得很颓唐：“我是找你们商量的，你们……”

徐阶看了眼严嵩，严嵩低头看着脚。徐阶说：“敌人已到城下，是战是守，咱们都没有把握，目前只能同意敌人的要求。”

朱厚熜无奈地去看严嵩。

严嵩慢吞吞地说：“如果蒙古人得寸进尺怎么办？”

朱厚熜急忙去看徐阶。徐阶沉默了半天，说了一个字：拖!

三人的会议刚结束，翰林院就知道了结果，顿时炸了锅。张居正冷眼旁观，听到各色人等的空泛议论，他觉得没有人说到点子上。正当他心事重重时，同样心事重重的徐阶来了。

徐阶把张居正领到礼部衙门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开门见山：“事情你都知道了，你怎么看？”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说：“严阁老和您的计划是正确的。”

徐阶“哦”了一声。

张居正见徐阶有想让他说下去的意思，就侃侃而谈：“战，不可能，我们的军队已腐败透顶，只能当仪仗队。实力不济时，只能隐忍，同意敌人的条件。”

徐阶苦笑，摇头叹息：“严嵩担心俺答汗得寸进尺，而且皇上也不喜欢俺答汗求贡。我说拖，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居正又沉思一会儿，开口道：“拖，无非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有方法能拖住俺答汗的求贡，他饱掠之后自然会走。”

徐阶考张居正：“依你之见，该用什么方法？”

张居正看到那封求贡书，一字一句地说：“俺答汗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这不符合中国与外邦的交往规定，要他用蒙文重新写一封。另外，临城求贡也不可，要他退出长城，把重新书写的求贡文交给大同守将，逐级上报，如果做到这些，一切就都可商量。”

徐阶几乎要鼓掌叫好，他心里想，果然没有看错张居正，这是个心思缜密而又步步高招的年轻人，假以数年，必成大材。

俺答汗接到明政府礼部的回信后，心情郁闷，这位征战大半生的粗鲁汉子不禁破口大骂：“他奶奶的，这些南蛮子太矫情了。”

但这毕竟是条有可能一劳永逸的路，所以他还是琢磨起来。一面琢磨，一面在北京城郊区抢劫，时间一久，他突然发现不对，如果再拖下去，明政府所有勤王军到来，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况且，他已抢得够多。终于有一天，他整顿战利品，准备退回草原。

朱厚熜得知这个确切消息后，兴奋得发狂，他以为蒙古人是逃跑，命令兵部尚书丁汝夔对蒙古人开战。丁汝夔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说：“你是不是抽风啊!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人家都要走了，你要是打，反而会给人以口实。老实待着别动!”

至少在张居正看来，这个见解是高明的。因为明帝国的军队真的就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主动开战，只能丢人现眼。丁汝夔身为兵部尚书，当然明白国家的军队是副什么德行，所以也不出战。

直到此时，张居正对严嵩还极崇拜，但蒙古人退走后，张居正对严嵩的印象稍稍有了点瑕疵。蒙古人撤走后，重拾颜面的朱厚熜一想到几个月来受到的屈辱，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将丁汝夔投入监狱。丁汝夔慌忙向严嵩求救。严嵩很担心丁汝夔把自己告诫他不可出兵的事说出去，于是安慰他：“我在，你绝不会死。”

可是，直到丁汝夔被拉到刑场，严嵩也未帮他说一句话。张居正明知道这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可良知上却过不去，他认为严嵩太狠，太无人性。然而多年之后，他在处理这种事情时，和严嵩的区别并不大。

政治就是保全自己，牺牲他人，如果连自己都无法保全，一切都是虚谈。徐阶说，做政治家要有良知，张居正则认为，政治家的良知是为国家、为众生，为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说无所不用其极，但至少应该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地位，否则，就不是真的“致良知”。

杨继盛，你太蠢

俺答汗虽然离开了北京城，但庚戌之变给明帝国的震动是剧烈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仇鸾高瞻远瞩，主张开放马市，避免和蒙古人持续不断地战争。

明代的马市，是明政府和蒙古人在边境互相贸易的一种固定场所，蒙古人用马匹交换明政府的货物。表面看是通商，事实是，蒙古人的马匹根本不能作战，只能吃肉，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生活必需的资源。纵然这样，马市也不得不开，因为虽然它不能断绝战争，却能减少战争。明政府开国以来，一直有马市，直到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马市才关闭。

仇鸾此时提马市，面临着很大危险。明政府大部分人，包括朱厚熜，已经把马市当作丧权辱国的表现之一。可不开马市，俺答汗就不老实，朱厚熜恨得牙根痒痒，只好在1551年三月下令开放马市。

俺答汗的马匹还未到达交易地点，明中央政府就有人跳出来反对开放马市了。此人就是兵部员外郎(副司级)杨继盛。

杨继盛是张居正的同年，中进士后先在南京坐了几年冷板凳，后来被调进中央政府在国子监任职，他的上司是徐阶。靠徐阶的推荐，杨继盛又扭身进了兵部。杨继盛和张居正迥然不同，火气太盛，直来直去，看不惯就想插一嘴。他有着高尚的救世情怀，我们今天常吟诵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的诗句。他也有着和脆弱帝国一样的廉价自尊，所以听到开放马市，他就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他说：“开放马市有十不可、五大谬。”

朱厚熜发现了知音，大喜若狂地召开大臣会议讨论。严嵩和徐阶都没有说话，仇鸾却大肆攻击杨继盛，说他没有参加过战争，狗屁不懂，战争是要流血的，而马市却能带来和平。仇鸾还认为，已经和俺答汗约好，如果反悔，恐再引事端。

这正是朱厚熜最恐惧的事，他咬咬牙，只好继续支持仇鸾的见解，同时把杨继盛贬出京城到甘肃官场去打杂。

张居正对杨继盛的上疏嗤之以鼻。他和仇鸾的想法一样，杨继盛未见过战争，不了解帝国的衰弱，只是过嘴瘾。这样的人，空有虚名，其他一无是处。张居正后来对那些穷嚼蛆的言官极为愤恨，原因就在此。言官们从不实地调查，把嘴当武器瞎起哄。

马市虽然开了，可在朱厚熜的干扰下，总是遮遮掩掩，今天不开，明天开半天。俺答汗觉得很不爽，于是又按下战争按钮，对大同、怀仁等重镇做持续不断的攻击。

朱厚熜坐到龙椅上，由于吃的丹药过量，加上气急败坏，此时两眼发红，呼吸急促，他要仇鸾解决这件事。仇鸾心里有气，因为正是朱厚熜才把事情搞成这样，但他不敢和皇上撒气，只好悻悻地赶赴大同巡视边防。

仇鸾一走，朱厚熜眼珠乱转，又想了个馊主意。他认为严嵩太过谨慎，所以就把看似进取的徐阶放进内阁，这如同在一个笼子里放进了两只猛虎。

徐阶一进内阁，严嵩浑身毛孔都竖起来。他知道徐阶不好对付，也知道徐阶肯定有对付他的心。他决定不等徐阶在内阁把椅子坐热，就把他踢出去。

眼前有个大好机会，这就是仇鸾。朱厚熜已明显表露出对仇鸾的不满，因为仇鸾开马市的要求伤了他的自尊，而且开放马市后，战争依然存在。在这种时候要搞仇鸾，易如反掌。严嵩决定搞仇鸾，但搞仇鸾不是目的，目的是徐阶，因为徐阶和仇鸾的私交不错。

正当严嵩得意扬扬地精心谋划时，意外发生了：有人先他一步搞了仇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仇鸾的好友徐阶。徐阶的眼力远超出严嵩的想象，仇鸾还在去大同的路上，他就已看出朱厚熜对仇鸾的极度不满。于是徐大学士入内阁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仇鸾，批评他贻误大局，让朝廷名誉扫地，而且于事无补。

朱厚熜先表扬了徐阶一番，然后下令仇鸾回京。1552年八月，刚抵京城的仇鸾被收了将军印，马市也随之关闭。两个月后，仇鸾忧惧而死，朱厚熜觉得他死得太便宜，又把他开棺戮尸。

仇鸾死于残忍的政治斗争，他的死给张居正以强大的震撼。如果徐阶不先下手，死的恐怕就不止是仇鸾一个人。徐阶对朋友开炮，虽不近人情，却保全了自己。张居正正是在当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在刀剑丛林的政治场，所谓致良知，就是先保全自己。

然而，这并非是他全部的想法。他替仇鸾或者说是替马市鸣不平，因为他已深刻看到，在当时明帝国脆弱不堪的情况下，避免和蒙古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放马市。但这个计划却被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厚熜冥顽不灵的自尊心击得粉碎。

他和徐阶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把这看法说给徐阶听。徐阶能做的只是摇头叹息，并且暗示张居正，他本人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躲避严嵩的攻击。但张居正的见解给徐阶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徐阶敬而远之，原因很简单，严嵩把徐阶当成了潜在的敌人，那么和徐阶走得近，就等于是严嵩的敌人。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严嵩对任何接近徐阶的人都施以打击，唯独对张居正置若罔闻。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人格魅力让严嵩受到了洗礼，但这种猜测太高估了人格的力量，阴险的政治家对人格没有概念。恐怕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张居正虽然和徐阶亲密接触，但也没有把严嵩冷在一边，相反，他对严嵩比从前更为亲密。他给严嵩写贺词，有时候还会替严嵩写一些贺词给朱厚熜。不要以为张居正是在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实际上，直到杨继盛入狱前，他对严嵩的政治主张和谨小慎微的性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本来，杨继盛应该老死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可因为严嵩，他的命运被改变了。仇鸾的尸体还未被戮干净，杨继盛就被严嵩从甘肃调到山东诸城做知县；几个月后，杨继盛又被调到南京户部；又几个月后，杨继盛被调进中央刑部担任副司级干部；再几个月后，杨继盛成了兵部权力最大的武选司(兵部人事司)一把手。不到一年的时间，杨继盛宛如坐了火箭，垂直飞升，而幕后的推手正是严嵩。

严嵩如此卖力地捧杨继盛，就是因为杨继盛曾弹劾过仇鸾。严嵩虽然认为开放马市是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却讨厌仇鸾在那段时间如此受宠。那段时间，朱厚熜对仇鸾言听计从，险些忘了还有他严嵩。这是吃干醋，也是政治家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仇必报。

杨继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严嵩的大恩毫无感激之情。在兵部待了一个月，他突然向严嵩射出一支毒箭：严嵩有十大罪，最大的罪就是打击异己，干扰人事。

严嵩伤心欲绝，他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跑到宫中，跪在朱厚熜脚边痛哭流涕，说杨继盛居心不良，空穴来风。因为他严嵩就是皇上亲自提拔上来的，如果他有罪，那也就是说皇上眼瞎，是非不明。

朱厚熜听完勃然大怒，将杨继盛下狱。几天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在监狱，不见天日。三年后，严嵩又借另外一件案，巧妙地把杨继盛牵连进来，斩首弃市。

杨继盛案审理时，张居正要徐阶出手帮忙。徐阶充耳不闻，张居正不依不饶，徐阶只好说了真话：“我现在出手，就是往严嵩的陷阱里跳。皇上现在对严嵩信任到迷信，攻击严嵩，就等于攻击皇上。”

张居正愣在当场，问了句幼稚的话：“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杨继盛死吗？”

徐阶平静地反问：“不然，还能怎样？”

张居正当时脑子一热，一个想法冒出来：去求严嵩。

但这个想法稍纵即逝，他已渐渐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真去求严嵩，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要知道，在严嵩心目中，他张居正虽才华横溢，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个应酬诗文的文人罢了。

他一想到这里，马上冷静下来。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虽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却很快能自制冷水，将其浇熄。冷静许久后，他苦笑，心里说道：“杨继盛，你太蠢!”

张居正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有根据。朱厚熜信任严嵩，就如同儿子信任老子一般。严嵩担任首辅长达十四年(1548—1562)，保持这么久的权位，在明代历史上是个奇迹。而他能创造这个奇迹，自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对朱厚熜心理的完全掌控。

朱厚熜不喜欢政治，严嵩从不拿政事去烦朱厚熜；朱厚熜自以为英明，严嵩在朱厚熜面前就处处表现窝囊；朱厚熜死不认错，严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熜的过失；朱厚熜反复无常，严嵩永不提建设性的意见；朱厚熜讨厌大臣结党营私，严嵩对任何陷于危难之中的朋友从不施援手，丁汝夔就是例子；朱厚熜信仰道教，经常要为玉皇大帝献上拍马屁的青词，严嵩就苦练青词写作，还把儿子严世蕃锻造成青词高手。

严嵩就是朱厚熜的催眠师，朱厚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被严嵩催眠。所以搞严嵩，就是搞被催眠的朱厚熜，成功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但微乎其微。

张居正说杨继盛太蠢，其实是想说，凡是在这种时候搞严嵩的人，都聪明不到哪里去。迎难而上只是莽夫，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审时度势，有了绝对把握后才出手。

张居正虽然这样想，却仍心有不甘。杨继盛事件让他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危机感，对严嵩的看法有了些许的转变。他愤懑，却不能表露；他有抱负，却在严嵩谨小慎微的政治模式下无法实现。

于是，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是天大的决定：离开。离开之前，他给老师徐阶写了封辞别信。

对徐老师的期望

1554年，张居正向政府请病假，回了老家湖北江陵。临行前，他先去辞别老师徐阶。徐阶对张居正的决定不置可否，他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朝堂混乱，你人微言轻，在这里也于事无补，离开这是非之地，是最好的保身之术。他日朝廷清明，你再回来，施展你的抱负。”

张居正对着徐老师苦笑，并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到徐阶手中，说：“恩师，这封信等我走了您再看。”

张居正走后，徐阶打开信，凭他的智慧和对张居正的了解，他应该能猜出这封信的内容。果不其然，张居正在信中说的和他猜测的八九不离十。

信的名字叫《谢病别徐存斋相公》，这是张居正诗文中文采、思想最具光芒、最具震撼力的一篇文章：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谫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模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彫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顑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玄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太山，言信于其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

开头直入，先赞徐阶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然后一转：“您自入内阁以来始终沉默，难道是坐以待时？太阳正中时，必要晒东西，手拿起刀，必要割东西，做事该当机立断，不可错失时机。”接着又举了两个大志未酬身先死的人物，提醒徐阶，“您可千万不能学他们”。

行文至此，张居正的笔锋凌厉起来，直接批评徐阶：“您不想同流合污，却又虚与委蛇，这是不是太难了？您是阳明学门徒，王阳明主张以真情行事，起而抗争，难道这些您都忘记了吗？您身为宰相，就该担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重任!”

最后，他谈到自己。他说：“我已心灰意冷，所以才要归家悠游田园。不过，我仍然企盼徐老师您可以奋起一搏，改变局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或是您准备有那么一天，徐老师只要招呼一声，我一定会披星戴月而来，以死相报。”

后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张居正要徐阶干掉严嵩，大权独揽，然后救济天下。但这并不可靠，张居正对严嵩虽然少了很多好感，却并无反感。他只是希望徐阶能挺身而出，做一个天下瞩目的合格的宰相。至于是否干掉严嵩，那要看形势的发展。也许在张居正看来，只要徐阶振臂一呼，说要干点实事，凭徐阶的威望，天下人必会响应。到那时，严嵩就不得不退。

徐阶一边看信，一边苦笑。经验毕竟和年龄有关，张居正才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在这种年纪，向来是敢说敢言，但永远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张居正离开北京时，还为这封信沾沾自喜，但当他抵达江陵后，态度就变了。人有时候想不明白一些事，就是因为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世界上，尤其是政治场中的事都如他说的那样简单，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

徐阶把信轻轻地收起，平复了心情。他坚信，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绝不可能如张居正说的那样，贸然造次，以致壮志未酬就挂掉，也不会如其他人那样，因为长久的蜷缩而丧失了最后的斗志。因为他是弹簧，现在蜷缩，是在积聚力量，力量积聚得越多，时间越长，爆发时的力量就越大，能把他的对手撞得粉身碎骨，连灰都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