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

不久，在广西前线寸功未立的官场大家伙赛尚阿被咸丰交给刑部审讯，赛尚阿是满洲贵族，论影响力还在琦善之上，人缘也是相当地好，所以各部官员都希望从宽处理。

曾国藩又跳出来说：“军务关系重大，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否则以后还有谁会卖力剿匪？”

没人理他，他就写了奏折递交咸丰，请咸丰从严惩处赛尚阿。

咸丰不是卖曾国藩的面子，而是被长毛搞得心情烦躁，赛尚阿又寸功未立，所以愤怒之下将赛尚阿革职。

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而且是两回。他在官场上已如站在悬崖边，非但孤立无援，而且险象环生。很多人在聚会时一见到他，掉头就走。而在背后，则是破口大骂。

曾国藩心情沉闷，整日愁眉不展。当他苦心积虑地想挽救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时，别人却在诅咒他，当他殚精竭虑地想制定绝妙的消灭太平军计划时，别人却在诋毁他。他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渐渐冷淡下来，有一天，他看着寓所里的一颗树苗，发出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

这话被他一位从前的朋友、现在的陌路之人听到了，冷嘲热讽道：“你呀，就是个老农思维，若真回家荷锄，倒是得其所哉。”

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