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国榷》卷一○○。

[10]　关于谈判的情况，史籍中有种种说法。《国榷》卷一百说，杜勋在城下喊话，“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亦缒上入见，述贼语，请逊位。上怒叱之。”《平寇志》卷九所记相同。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三月十八日“申酉时分，贼密遣杜勋通话，欲中分天下，谋之大僚，不可而止”。《甲申传信录》卷一云：“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当局茫然无应。内臣告上，上密召见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白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沈，但不奉诏与觐耳。因劝上如诸为便。上语藻德曰：‘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再四询藻德定议，藻德终无一辞。上命勋且回话，朕计定另有旨。复缒勋还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也有这样一段记载。另在三月十二日下又说：“蓟辽总督王永吉陷贼，纵归。中枢张缙彦疏请召对。下旨先问来意。永吉云：闯贼有二说，一如楚汉分地，一解甲归朝以大将军辅政。闻者大骇，不许召对。”文秉《烈皇小识》卷八所记亦同。按，王永吉当时并没有被大顺军俘获，所记有误。以情理而言，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谈判中提的条件就只能是同永昌元年诏书一样，要朱由检逊位，也就是投降，其他的说法大概都不可靠。

[11]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有《缒贼上城纪事》一文。惜我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刊本缺二页，这篇文章正在缺页之内。但书前既有这篇文章的题目，至少可以证明义军代表上城谈判完全属实。当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是夜（十七日夜），降珰杜勋吊城，坐楼上与三军门叙话”，也可资旁证（见《二素纪事》）。李长祥所记城头上坐者为“城下都督爷”，似乎是大顺军的一位将领，详情待考。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以“杜勋已叛，安肯复回”为理由，否定有杜勋入城谈判之事，失之武断。

[12]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大顺军于十八日申时攻克外城。

[13]　王世德：《烈皇帝遗事》。

[14]　《天问阁集》卷上，《新乐侯刘氏传》。

[15]　景山公园中有一棵槐树，相传是崇祯自缢处。然而，当时在北京的人留下的记载不少，虽然都说吊死在煤山，具体地点却不一致，没有任何人说吊死在那棵槐树上。这棵槐树还在，并不太大，不像三百多年的古树；何况要说崇祯吊死在上面，这棵树当时就不能太小。估计这种说法起源于清代宫内人员的附会。

[16]　《烬宫遗录》卷下。王世德《烈皇帝遗事》也记载了这件事，文字略有不同：“上执太子手大恸曰：‘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罢，不必恋我。朕必死社稷，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若遇平民，老者呼为老爹，呼幼者为老兄，或称为长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言毕，大声曰：‘尔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遂呜咽不能出声。”太子、二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虽经乃父的一番教诲，毕竟少不更事。大顺军进城以后，他们成了俘虏，同别人谈到大顺军时还是满口“贼”字。原大学士丘瑜听得心惊肉跳，偷偷以笔书于掌示之云：“今后勿言贼字。”（刘尚友：《定思小记》）

[17]　《甲申核真略》。

[18]　张正声在《二素纪事》中说：“十九日早，贼从正阳、安定门两股分入。”

[19]　《明季北略》卷二○。又刘尚友《定思小记》中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

[20]　《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云：“须臾贼入，百姓欢迎。”

[21]　赵士锦：《甲申纪事》。

[22]　许多书上都说大顺军开始进攻北京时，李自成即已亲抵城下，甚至说他向着城上大骂。这种违反常识的说法根本不足信。又，《鹿樵纪闻》卷下《槐国人政》条说，李自成进城时先到西直门，“拔剑去镞，向后三发，令曰：‘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忽有黑气涌门而出。宋献策曰：‘此害气也，宜避。’乃改从德胜门入”。钱甹只《甲申传信录》卷一也有类似记载。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李自成是在大顺军占领全城以后才从德胜门进城的，申明军纪应当是在军队进城以前。根据当时正在北京的祝渊等人的记载，分守西直门的明朝官僚是吴麟征，他在大顺军围城时，用土石把西直门的城门洞子堵了个严严实实。李自成在京期间，西直门一直没有开过。清兵进京后才把土挖掉，重开西直门。此外，李自成从德胜门进京，不仅是因为这个城门的名称具有以德制胜的象征性意义，而且他从沙河巩华城过来，由德胜门进城路途也最便捷。

[23]　承天门在清顺治皇帝亲政后改为天安门。

[24]　《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5]　张正声：《二素纪事》。

[26]　《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7]　《国榷》卷一百。永王所封公爵之号，诸书失记。《国榷》写作“永王改口永公”。《甲申核真略》云：“封东宫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为王如故。”甲申以后，朱由检三子中太子的下落众说纷纭，无法取信。永王结局也不清楚。只有定王朱慈焕被大顺军将领带到河南，后来又逃往安徽、浙江等地，长期隐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山东汶上县李朋来家充当塾师，被清政府捕获，不久全家处死。这个案件清政府称之为“伪朱三太子案”。其实，朱慈焕的口供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检的第四子（第三子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个儿子仍按朱元璋《祖训》中规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孙儿名曾裕，盖隐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义。康熙皇帝审阅了全部案卷，明知确系崇祯的后裔，却故意说是假的，全部杀光。玄烨南巡时，一再拜谒明孝陵，表示要寻求朱氏子孙奉祀。朱慈焕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从事反清活动，却硬给安上一个“伪”字实行斩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这个案件的详情见《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疏；又见李朋来《张先生传》以及《清圣祖实录》的有关部分。

[28]　《甲申核真略》。

[29]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0]　《明季北略》卷二○作“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赵士锦《甲申纪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黄金万两”。这里是根据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该书原注紫禁城被农民军误书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顺政权发出的告示牌。

[31]　关于这件事各书所记文字多有不同，这里据《甲申核真略》。作者杨士聪说：“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

[32]　据谈迁《金陵对泣录》说，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城后，由明朝兵部武选司主事刘养贞出私钱八千，买柳木棺殡殓。三天后，大顺政权用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殓了崇祯帝、后。清朝康熙皇帝在宫中听到另一种说法：朱由检死后，“尸首暴露东华门桥上，官员无一寻收者，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殓”（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这种说法同当时留下的各种记载不符，很可能是宦官们编造的，借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　即今昌平区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赵士锦《甲申纪事》云：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后于田贵妃墓，黎明令数人舁去”。根据承办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的申状，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顺政权顺天府的檄文后，“即动帑银，雇夫穿田妃圹，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职用夫二十名举先帝梓宫、夫十六名举周后梓宫至州。越三日庚申发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顺政权只派了礼政府主事许作梅（大顺军进京后录用的明朝降官）任监葬官，没有任何的铺张。下葬时昌平州的经费不够，许作梅束手无策，当地十名绅士“敛钱三百四十千”才勉强完工。赵一桂的申状还说：“田妃葬于无事之日，棺椁如制。职见先帝有棺无椁，遂移田妃椁用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七，《赵一桂传》）事实经过说明，大顺政权在安葬朱由检一事上是非常简慢的，当时的京师官民对此也是相当冷漠的。谭吉璁在《延绥镇志》中说：“俄得崇祯帝凶问，贼往煤山临而哭之，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识？’诸贼无不洒泪，乃以帝礼殡之。”（卷五之四，《僭国列传》）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云，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员由东华门入朝拜贺，御座上不见有人，但见青衣小帽一人传呼。贺毕，众官请殡先帝。见青衣传一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众官又求并以帝礼祭。少顷，青衣传语云：‘准了’”。恐怕都属于传闻之辞。

[34]　赵士锦：《甲申纪事》。

[35]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6]　陈济生：《再生纪略》。

[37]　赵士锦：《甲申纪事》。按，陈济生《再生纪略》和无名氏《燕都日记》，说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录》卷一于三月十九日下记：“吏政府大堂谕：为奉旨选授官职事。照得大顺鼎新，恭承天眷，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官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照前擢用。如违抗不出者，大辟处治。藏匿之家，一并连坐。仰各遵新旨，共扩皇图。赴谒宜先，趋选宜后。须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 日示。”《爝火录》成书较晚，这段文字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明季北略》中这一条又是抄自反动小说《新世宏勋》（《定鼎奇闻》）第十二回，告示尾书“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系时同当时在京诸人所记不合，有可能是伪造的榜文。

[38]　陈济生：《再生纪略》。

[39]　赵士锦：《甲申纪事》。

[40]　三品以上大员中录用了前户部尚书侯恂，这是因为侯恂被朱由检关在监狱里。

[41]　刘尚友：《定思小纪》。

[42]　陈济生：《再生纪略》。

[43]　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志余》。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说“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迹新安水乡，颇苦抄掠。忽发一檄，严禁把棍掳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顺，众遂以戢。事后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为”，孙奇逢即夏峰先生。盗用大顺政权名义出布告的究竟是谁，说法不一，但这件事确实反映了大顺政权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45]　赵士锦：《甲申纪事》。

[46]　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说：“贼兵营于宿迁。南北相持，往来路绝。”不久，在南明优势官军的攻击下，董部被迫北撤。

[47]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按，刘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写作刘日恭。

[48]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49]　《国榷》卷一○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为条约，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刘尚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将领居于主导地位。

[50]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51]　《甲申核真略》。

[52]　“在宗敏及诸将处者，付本人；在监押健儿处者，付健儿自追。”（《甲申核真略》）

[5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4]　《甲申核真略》。除了杨士聪所说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僚，为了掩盖自己“从贼”的经历，也颠倒黑白地把大顺政权的礼遇说成被“拷掠”。

[55]　《明史》卷二六六。

[56]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帝纪》。又该书卷三一也说，大顺政权“伪为均田免粮之说”。

[57]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一页。

[58]　《明季北略》卷十六。

[59]　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

[60]　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第三册A3—226，户部为厉宁事上揭帖为顺治三年正月。厉宁为日照生员，中武举，历都司，任副将，降清，隶镶红旗下为副总兵。

[61]　顺治二年《登莱巡抚陈锦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六页。

[62]　在山西大同地区，明朝代王的“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大顺军西撤之后，清政府“查出贼遗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说明在大顺政权控制下的一两个月间，当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姜瓖启本》）。

[63]　李天根：《爝火录》。

[64]　《国榷》卷一百。

[65]　《平寇志》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6]　《小腆纪年》卷四。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中贵迎贼不独（王）德化一人为然，凡监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旧。由是各招集名下听贼拣选，共留八百余人，余皆散去。”

[67]　《国榷》卷一〇一说，大顺政权“改锦衣卫为龙衣卫，各营兵递直午门……”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记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看守他的人是“伪锦衣尉梁姓”，原为“陕西诸生”。两书所说的“龙衣卫”和“伪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卫部队，而不是明朝的锦衣卫。

[68]　《再生纪略》卷上。

[69]　顾炎武：《明季实录》；《平寇志》卷九。

[70]　《平寇志》卷九；《甲申传信录》卷五。

[71]　《明季实录》；《甲申传信录》卷五。

[72]　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

[73]　《再生纪略》卷下。

[74]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的措辞。

[76]　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官职志》。

[77]　《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十。

[78]　匿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行至永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79]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进抵无终地。”无终即玉田县的古称。

[80]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圆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

[81]　张怡：《謏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杨士聪则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与子云。”

[82]　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

[83]　同1，《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可见参加吴三桂叛乱的人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绅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佘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铭》《赓庭冯先生墓志铭》。

[84]　关于山海关战役期间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是谁，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致。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遇（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这些说法不尽可信。如李岩、李牟本无其人，贺锦已牺牲于西宁。《国榷》卷一○一记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师宣武门外偷偷张贴“大明运当中兴”的反动榜文，“伪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杀之”。《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闻闯败。制将军刘当将城外房屋督居民尽行拆毁，并及佛寺，运兵器上城守城”。制将军刘当指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的话，李友和刘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此事尚待继续查考。

[8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86]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87]　《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沈馆录》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征”（伐明），并命李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做了调整。

[88]　李：《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89]　《清世祖实录》卷四。

[90]　同2。

[91]　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92]　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93]　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远城”，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返自辽东，行至该岭则关门近在眼前，心中欢喜，故名。

[94]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　《清世祖实录》卷四。

[96]　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双方兵力悬殊更大。

[97]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

[9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99]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撤沿河诸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按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颁诏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敕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101]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所引塘报。

[102]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103]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　同1。

[105]　同1。

[106]　《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辎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三，《历代政绩》；《国榷》卷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铺，据《清世祖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榷》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俘虏，恐不可靠。

[107]　《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泰、准塔、哈宁噶传。

[108]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0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110]　《清世祖实录》卷五。

[111]　《清世祖实录》卷四。

[112]　聋道人（徐应芬）：《燕都志变》（《遇变纪略》）。

[113]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云：“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14]　《燕都志变》。

[115]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