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本朝之勋臣，新朝之雄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逆肆志，突我京师，逼死我先帝，掠杀我人民。将军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尽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复仇之虚名，阴行问鼎之实计。红颜幸得故主，顿忘逆贼授首之后，而江北一带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颠覆，以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图。讵鸾舆未暖，戎马卒至。闵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几，而车驾又蒙尘矣。闽镇兴师，复振位号，不能全宗社于东土，或可偏处于一隅。然雄心未厌，并取隆武皇帝而灭之。当是时，朕远窜粤东，痛心疾首，几不复生，何暇复思宗社计乎？诸臣犹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强之再四，始膺大统。朕自登极以来，一战而楚失，再战而西粤亡。朕披星戴月，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朕于贵州，奉朕于南（宁）、安（隆），自谓与人无患，与国无争矣。乃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勋，督师入滇，犯我天阙，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处焉。将军之功大矣！将军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遗弃中国，旋渡沙河，聊借缅国以固吾圉。出险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泽于外服，亦自幸矣。迩来将军不避艰险，亲至沙漠，提数十万之众，追茕茕羁旅之君，何视天下太隘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岂封王锡爵之后，犹必以歼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能。将军既毁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耶？将军犹是中华之人，犹是世禄之裔也。即不为朕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亲何厚于将军，孤客何仇何怨于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不知适成其愚。将军于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而下，史书记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于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溅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倘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惟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择焉[104]。

这大概是永历帝留下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其音哀愁如秋虫鸣泣，无壮烈之气，有乞生之念。语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南明志士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实现中兴大业，真可说是缘木求鱼了。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清军迫近缅甸阿瓦[105]，缅甸国王大惊，决定送出朱由榔父子以避免本国卷入明、清之战。刘健记载：“十二月朔，三桂至旧晚坡。缅相锡真约我兵往迎永历。锡真持贝叶缅文纳款，译其文有：愿送永历出城，但求退兵扎锡坡，等语。盖恐大兵袭其城也。”[106]初二日未时，一队缅甸士兵突然来到永历住地，口称：“中国有兵来近城，我国发兵由此抵敌，宜速移去。”[107]说完，七手八脚把朱由榔连同座椅抬起就走，另外备轿供太后、皇后乘用，太子朱慈烜和其他随从一并起行。在缅兵押送下陆行五里即抵河岸，戌时渡河，只听见对岸兵马往来，人声嘈杂，也不知道是谁家兵马。清军先锋噶喇昂邦担心永历帝室得知实情可能在渡河时投水自尽，事先安排了不久前降清的铁骑前营武功伯王会到河边等候，永历座船抵岸时，他即上前拜见，自称奉晋王李定国之命特来迎驾。朱由榔还蒙在鼓里，对王会慰劳有加。直到王会把永历一行人送入清军营中，朱由榔才发觉上当，愤慨不已，斥责王会的叛卖行径。王会内心有愧，无言而退[108]。

初九日，吴三桂班师[111]。回滇途中，吴三桂于下营时均将朱由榔一家置于附近地方帐篷内，由满洲官兵严密看守。原先随从永历的明朝官员妻妾躲过咒水之难后，又被满洲官兵抢去。侍候朱由榔的人只剩下小内官五人、面貌丑陋的小宫女三四人和跛足侍卫总兵邓凯。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二日，清廷以擒获永历帝诏告天下，诏书中说：“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圉从此奠安，闾阖获宁干止。是用诏告天下，以慰群情。”[112]五月，吴三桂因擒获朱由榔有功，晋封为亲王[113]。

在清廷诏告全国的同一天，朱由榔和他的眷属被押回云南昆明。昆明城中许多百姓眼见皇帝蒙难，不免黯然神丧。当时一个目击者说：“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114]清军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内[115]。吴三桂等人认为如果押解赴京献俘，路途遥远，恐怕发生意外，建议就地处决，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烜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据记载，行刑前吴三桂主张拖出去砍头，满洲将领不赞成，爱星阿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116]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117]于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维恭子抬到门首小庙内，用弓弦勒死。[118]随即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员役搬运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兵至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做证。云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烬小骨葬于太华山。南明最后一帝至此烟消云散。

第八节　李定国之死

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李定国、白文选仍在缅甸境内要求缅方交出永历君臣。得到缅甸当局杀害朱由榔的扈从人员的消息，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分路进至洞乌，用十六条船装载兵马渡江，向缅军发起攻击。由于缅方已有准备，作战失利，有五条船在江中倾覆。十八日，明军退回洞乌。

在前途黯淡的形势下，白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私下议论道：“此地烟瘴，已伤多人，今再深入，气候更热，非尽死不止。宁出云南，无作缅鬼。”士兵们长期转战于中缅边境一带，生活和作战条件极为艰苦，一听主将的这番议论，军心更加动摇。张、赵两人命令军士趁夜间准备好行装，直入白文选的卧帐，请他立即脱离李定国部，退还云南。文选见军心已变，大吃一惊。二将劝他说：“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无名。殿下必随晋王，是续贺九义也。”白文选问：“尔等今欲何往？”张国用回答：“以此人马出云南，何向不重？”意思是凭借部下兵马众多主动降清，必然受到重用。文选又问：“若皇上何？”国用断然回称：“心力已尽，可见天意。”当即把白文选挟持上马起行，连夜行军七十里。第二天凌晨，李定国得到报告白文选部去向不明，觉得事态严重，他狐疑满腹地说：“巩殿下欲何往耶？”派儿子李嗣兴领兵尾随，观察白部动向。他告诫嗣兴不得动武，自己也带领部队缓缓跟进。张国用、赵得胜唯恐主帅白文选留恋旧情，同李定国重归于好，故意让文选走在前面，二人领兵断后。五天之后，兵马行至黑门限（或写作黑门坎），国用和得胜见李嗣兴兵尾追不舍，两人商议道：“晋世子急蹑不去我，我军行疲为累，不若就此山势与决战，令彼还，方可前进。”随即挥兵扼据山险，矢炮齐发。李嗣兴大怒，命令部兵强行登山反击。正在这时，李定国赶到，叫嗣兴立刻停止战斗。他不胜感慨地说：“吾昔同事者数十人，今皆尽矣，存者吾与文选耳。何忍更相残？且彼既背主他出，欲自为计，念已绝矣！吾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生悔心，或为并力；今大义已乖，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耳。”[119]途中收留文选部掉队的士卒四十余人，也全部放还。定国父子带领本部兵马返回洞乌。

白文选军继续走了三天，路上遇着从孟定来的吴三省部。吴军营中的马匹已全部倒毙，兵将仍然不顾艰苦，步行入缅寻求和李定国会合。白文选良心不昧，流着眼泪说：“我负皇上与晋殿下矣！将军能率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120]吴三省从白文选部行军方向判断其部下意图是去投降清朝，就故意扬言：“云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故我辈咸愿步来到此。”文选部兵听了很受感动，张国用、赵得胜也从自己前途考虑，担心降清以后得不到妥善安置，不再坚持前往昆明投降。这时，恰巧有徽州人汪公福不远数千里带来郑成功的约请会师表，白文选决定屯驻于锡薄，派苏总兵去木邦同李定国联络。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接到定国的回信。清平西王吴三桂得到消息，派部将马宁和南明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领兵追赶白文选，两军在孟养相遇。文选部兵就山立营，保持戒备。白文选同马宝、马惟兴等长期保持着较深厚的友谊（他们很可能都是回族），不愿兵刃相见。马宝带着吴三桂的书信单骑进入文选营中，劝他投降。白文选终于决定投降清朝，跟随投降的有官员四百九十九名、兵丁三千八百余名、马三千二百六十匹、象十二只[121]。这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孟密到达昆明。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清廷封白文选为承恩公[122]。白文选降清时还有几千名精锐将士，如果能同李定国携手合作，云南抗清斗争必定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决策降清，无疑加速了云南边境抗清运动的瓦解。

清军进入缅甸胁取永历帝的时候，李定国统辖的兵马还有五六千人[123]，驻于九龙江（按，九龙江即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之一段河名，清代在普洱府下有九龙江宣慰司）。他仍然希望号召土司和其他抗清势力恢复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五月，暹罗国（即泰国）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联络，请定国移军景线（亦作锦线，现在泰国境内昌盛附近，与缅甸、老挝接壤）暂时休整，然后由暹罗提供象、马，帮助收复云南。使者除带来丰厚礼物外，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示对明朝眷恋之情。并且告知定国：“前者八十二人驾随，流落在我国，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124]李定国对暹罗君臣的好意非常感激，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1662年（康熙元年）永历帝和太子被清军俘获的噩耗传来，李定国伤心备至，捶胸大哭。他感到拥明抗清的旗帜既倒，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部下兵马由于驻扎在人烟稀少地区，粮食医药不足，病死了差不多一半。定国自知复兴无望，愤郁不已，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125]。六月十一日是李定国的生日，他从这天起发病，到六月二十七日病死于景线[126]。

定国临终前，托孤于部将平阳侯靳统武，命世子李嗣兴拜统武为养父[127]，叮咛道：“宁死荒徼，无降也！”[128]一代豪杰终于赍志以殁。他的英名和业绩永远光照史册，激励后世人民为反对压迫和民族征服而献身。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作者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李定国去世后，部下将领失去了归依的核心。他的表弟马思良不服靳统武的节制，与总兵胡顺都、王道亨于前途黯淡之时，走上了降清之路[129]。不久，靳统武病死（一说被毒死）[130]，蜀王世子刘震等领兵归附清朝。李嗣兴也未能恪遵定国遗教，在康熙元年九月拜表投降清朝，十一月自普洱派人赴昆明呈缴李定国留下的册、宝和元帅印，十二月十九日带领官兵及家属一千二百余人到洱海接受吴三桂改编安插[131]，清廷授予李嗣兴都统品级[132]，后来曾任清朝陕西宁夏总兵等职。

大致可以说，李定国之死标志着原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的结束。

[4]　G. E. Harvey（哈威）著，姚枬译注《缅甸史》（1957年3月修订译本）第二三一页记，永历帝赠给缅王黄金一百缅斤（三百六十五磅）。

[6]　《狩缅纪事》；邓凯《也是录》。

[7]　明代历朝相传玉玺在1644年大顺军入京时已被缴获，这以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都另行制作，为了防止落入他方之手的玉玺可能被利用，每次制作的玉玺规格必然会稍有差异。

[8]　邓凯《也是录》。

[9]　《狩缅纪事》。

[10]　《狩缅纪事》。

[11]　《狩缅纪事》。

[12]　金钟《皇明末造录》。

[13]　《狩缅纪事》。

[14]　《狩缅纪事》。

[15]　这件事在《求野录》《也是录》《狩缅纪事》《皇明末造录》等书中都有记载，前面已经指出包括永历在内的明清皇帝都有几颗不同用途的“国宝”，其中多数是玉制，称为玉玺，但也有金制的。永历帝这次下令凿碎的显然是金制国玺，谢国桢《南明史略》和司徒琳《南明史》（英文原版一七三页）都说是玉玺，略误。

[16]　《狩缅纪事》。邓凯《也是录》仅说因马吉翔私散稻谷，“邓凯见之，大骂吉翔于行殿。吉翔旗鼓吴承爵摔凯而仆，伤其足，遂不能行”。

[17]　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川陕总督李国英“为恭报恢复成都日期并追剿逆贼情形事”揭帖，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

[18]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五；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

[19]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

[20]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

[21]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按，同书卷一三一记，高承恩为“伪咸宁侯”，郝成裔是他的“幸僮”，降清时高民瞻收取郝的贿银三万两，“令成裔密造伪玺伪敕，假称曾袭侯爵，以为投诚叙功之地”。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川陕总督李国英题本报，九月明镇守黎、雅、荥经、建昌一带地方咸宁侯挂讨夷将军印郝成裔、挂蜀藩（即刘文秀）护卫将军印广平伯陈建率部剃发，纳土投降，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据此当为九月间事。

[22]　刘健《庭闻录》卷三记上述诸将领在五月中旬和下旬降清，李如碧写作李如柏，高启隆写作高启龙。康熙五十三年《剑川州志》卷三《沿革》记：“马惟兴、马宝走鹤庆、高启隆走剑川，又至丽江、兰州，十月在剑川州剃发降清。”时间和情节都略有不同。

[23]　顺治十七年正月云贵总督赵廷臣“为请给投诚官兵口粮，鼓励未来人心，仰祈上鉴，敕部议复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六册，A36—24号。

[24]　刘健《庭闻录》卷三。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记：“其未扈从者，如东阁大学士雷跃龙、大冢宰（吏部尚书）张佐宸、大司农（户部尚书）龚彝、司马（兵部尚书）孙顺、司寇（刑部尚书）尹三聘、左都御史钱邦芑等皆辅弼大臣，或扶病投清，或潜踪苟活，或祝发沽名。”

[25]　《安龙逸史》卷下记：“甚至勋戚如武靖侯王国玺，竟窃太后金宝以媚新朝。”《庭闻录》卷三记王国玺降清，但又说“降将杨武献皇太后金宝一、武靖侯银印一……”

[27]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

[28]　《八旗通志》卷二二二《孔克德传》云：“复随信郡王多尼等三路大兵追定国，至云南磨盘山，败其六千余众。”

[29]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为恭报边外逆渠情形事”密奏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八三页。

[30]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为恭报边外逆渠情形事”密奏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八三页。《庭闻录》记：“六月十六日，李定国杖杀贺九义。九义初守南宁，大兵入滇，归路断绝，遂由南宁走元江出边外，偕定国驻孟艮。其家在云南，三桂使其仆李登云招之。事泄，定国斩登云，杖九义百四十，次日死。”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顺治十八年“六月，伪官李维宾以永历情形来告”。原注：“维宾，贺九仪标官，九仪欲受信郡王招抚，定国觉，杖杀之。维宾逃至云南投诫。”

[31]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诗，卷十二。诗后加按语说：“维新曾署吏部侍郎，此诗想系扈跸西奔，参赞晋王军中，行抵永昌时作。其后或死咒水，抑死景线，或逃隐何所，无可考矣。”

[32]　金维新被杖死事见冯甦《见闻随笔》卷下，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等书。

[33]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五省经略洪承畴“为恭报云南逃贼窜伏地方东西残民惨苦情状并大兵见在驻札事宜仰候庙堂鉴察事”密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十四册，A34—30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五九五页。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三《灾祥》记：“顺治十八年大兵进缅，腾越斗米值银二两”，可资参证。

[34]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〇。但缐国安并未因此受处分，仍以征蛮将军衔镇守广西。康熙十三年参与三藩叛乱，不久病死。见《清史列传》卷八十《逆臣传·缐国安》。

[35]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五，纪略，《邵兵纪事》。

[36]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十，记下《贵州至云南界日记》。

[37]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二○○页。

[38]　分见《明末滇南纪略》相关各节。

[39]　刘健《庭闻录》卷三。按，有的史籍说那嵩任云南巡抚、其子弟加官袭职是李定国以晋王身份承制委任的，但联系到沐天波同那嵩联姻，似应在入缅以前或入缅之初联络尚未中断之时。那嵩之弟那?一作那岱，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十三，《志补》云：“石屏西接元江，元江土府那氏，或云侬智高之党，有那天福者颇知读书，子三人，曰嵩、曰岱、曰仑。天福死，嵩袭职。”

[40]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附《造乱事略》记：“顺治十六年二月投诚将军高应凤驻石屏，兵丁扰民，署知州郑相每钳制之，因结怨。应凤忽撤兵北梅箐坡，次早遣数十骑突入州治，杀郑知州于仪门外，遂叛去。”

[41]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户部题本。

[42]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记：顺治“十六年废弁许名臣自投诚归，移住马板龙，潜怀异志，遂伪造令牌，撤去驻防兵丁，因逐（石屏）知州文国珍据州城。亲王（吴三桂）统兵到临安，乃奔入元江。”

[43]　康熙三十年《通海县志》卷一《沿革事考》记：顺治十六年“九月，元江土官那嵩、伪总兵许名臣暗通定国，叛。平西王总师由通海讨平之。”参见刘健《庭闻录》卷三。顺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可资参证，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五八页。

[44]　刘健《庭闻录》卷三。

[45]　刘健《庭闻录》卷三。

[46]　刘健《庭闻录》卷三。

[47]　道光六年《元江府志》卷二《兵防·师旅考附》记：“本朝顺治十六年大师平滇，土酋那嵩与伪总兵高应凤、许名臣暗通李定国叛，官兵讨平之，改土设流。”

[48]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49]　刘健《庭闻录》卷四。

[50]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记》。

[51]　刘健《庭闻录》卷四。道光二十年《贵阳府志》余篇卷二十《杂志下》。

[52]　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二《沿革》。

[53]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

[54]　同上书，参见《庭闻录》卷四及康熙三十年《通海县志》卷一《沿革事考》。

[55]　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八三至四八八页，原文云：“活擒伪将军陈奇策，获水军都督银印一颗，凌海将军木印一颗。”

[56]　上引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

[57]　上引顺治十六年十月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

[58]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〇载：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栖凤奏报：“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莫敬耀遣使投诚。”事实上，安南态度的转变在这以前就已经发生。

[59]　徐孚远《交行摘稿》有《将回赠臣以职方》诗，题下原注“时臣以议欲间道行复命也”。

[60]　前引顺治十六年十月文本巡抚于时跃揭帖云，栗养志部占领上思州后，又在思忠府擒获“伪国姓张总兵张自新、伪职方司黄事忠”，“查出题奏本六十二道、揭帖六十六件、令谕牌票十一张，疏稿杂书三十五本，书信一百封”。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八五页。

[61]　永历朝廷封王兴为“县伯”的敕文中有“比者叛逆孙可望罪恶贯盈，称兵犯阙”之语，见连城璧《蹇愚录》所附敕书原文，广宁伯爵名见王兴墓志。

[62]　《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

[63]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十二《广东死事三将军传》。

[64]　同上。参见道光二年《阳江县志》卷八，《编年》。

[65]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记：顺治十七年九月丁卯日，“平南王尚可喜疏报：官兵追剿粤东文村隔水南厅贼寇，生擒伪伯周金汤，伪总兵李尝荣投诚。下兵部知之”。所记日期大约是清廷接报时间，周金汤被俘当在这以前。

[66]　《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九五至四九六页，广东巡抚董应魁题本（残件）。

[67]　《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五月乙丑日广东巡抚董应魁疏报。

[68]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二十二《郭之奇传》。翁辉光《潮州文概》收有郭之奇《交趾被执纪事诗》二首，诗云：“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夷避世两堪论。一时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秋风洒泪痕。”“成仁取义忆前贤，几代同心几自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依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简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诗尾有翁辉东按语云：“郭公在明永历十五年八月被执，至十六年九月成仁。”同书郭之奇《陋吟自序》尾翁辉东按语云：“己亥滇南失守，扈从入缅，行畿路绝，公乃挈二子避地南交……辛丑，交夷执献，对问无回辞，羁馆阅岁。壬寅八月尽节于粤西。世人拟为宋之文文山云。”据其他书籍记载，永历帝从昆明西撤入缅时，郭之奇在两广滨海一带联络义师，并未扈从。此外，翁辉东述郭之奇死难时间一云九月，一云八月。八月与《南疆逸史》所记相同。饶宗颐《郭之奇年谱》引《宛在堂诗集》卷首黎士弘撰小传云：“先生就义之日，慷慨从容，面无改色；康熙元年八月十九日也，莆田薛生英舒亲见之。”

[70]　《狩缅纪事》。

[71]　《狩缅纪事》。

[72]　《狩缅纪事》。

[73]　从张煌言等人诗文录里可以知道他们对永历皇帝兵败入缅的情况大体上都知道。

[74]　《狩缅纪事》。

[76]　顺治十六年八月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六四至三六九页。

[77]　上引顺治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洪承畴揭帖。

[78]　见《故宫文献丛编》第二十四辑。

[79]　见《故宫文献丛编》第二十四辑。

[80]　见《故宫文献丛编》第二十四辑。

[81]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82]　早在顺治十六年三月间清廷经过商议后，即已决定“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同年十月命云南文武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四、一二九。

[83]　刘健《庭闻录》卷三。

[84]　此件主要依据刘健《庭闻录》，参考了《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四，顺治十七年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条，实录所载文字较简，系时当为清廷收到日期。

[85]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四。

[86]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九。

[87]　刘健《庭闻录》卷三。康熙《永昌府志》卷三《沿革》记：“十八年辛丑正月，李定国攻缅甸，缅酋请救。吴三桂发永昌、腾越等处防边兵马遥应之。”按，同书上文云：十七年“设镇于永昌，以张国柱充之；并设腾越协、顺云营”。

[88]　哈威《缅甸史》中译本记缅甸国王名平达格力（Pindalo），其弟继位为王者名莽白（Pye），政变发生后，王妃哀求曰：“君自为王，仅求留命，吾等当奉佛以度残生。”莽白不允其为僧，但答应不加杀害，幽禁于室。数周后，廷臣进言“天无二日”，莽白乃将王、王妃及其子孙投入弥诺江（Chindwin R.）。美国司徒琳著《南明史》引貌·赫丁·昂（Maung Htin Aung）《缅甸史》（A History of Burma）的记载云：“1661年六月，缅甸枢密院黑鲁叨（Hluttaw）一怒之下，废黜了缅王平德勒（Pindale），并予处死，更立其弟摆岷（Pye Min）为王。”（中译本第一六二页，英文原版第一七三页，枢密院原文为Council of State）中方史料《求野录》记五月“二十三日，缚酋置箯舆中投之江，立其弟为王”。刘健《庭闻录》卷三及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记老缅王名莽达喇，其弟名莽猛白，政变时间为五月二十二日。

[89]　金钟《皇明末造录》。

[92]　杨德泽《杨监笔记》，收入《玉简斋丛书》。

[93]　哈威《缅甸史》中译本第二三三页记，缅甸当局因李定国、白文选多次领兵入缅救主，“疑永历参与其事，乃决召其七百从人至实阶（即者梗）之睹波焰塔饮咒水为盟，并遣散至各村度生。从人等不愿前往，谓须由兴威以北之芒市土司（Sawbwa of Mong Si）伴行，始能信任，乃许之。比抵塔中，为御林军所围，芒市土司被挟外出，疑有诈变，夺卫士之刀而挥之，余众亦如状争抗，于是禁卫军鸣枪射击，未被枪杀者奉王命概行枭首”。译者姚枬注云：“本书所志芒市王似指松滋王，但击伤缅兵而死者，以黔国公沐天波为首，见邓凯《也是录》。”按，译者只知道咒水之难中遇害人士爵位最高者为松滋王，故推测“芒市土司”即此人。其实，南明宗室诸王徒有虚名，各方视之均无足轻重。Mong Si当为沐氏之音译，即沐天波，而非芒市（今云南潞西县）。清方致信缅甸当局要求引渡永历帝室及明黔国公沐天波，沐氏在缅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如上述。所以，缅王决定处死永历随行人员时事先已防止伤害沐天波，这既有历史原因，也便于以后向清方交代。马吉翔等深知沐氏在缅甸为中国最有影响之人物，故以沐天波伴行为自身安全之保障。咒水之难发生时，缅军将沐天波拖出围外，有意放其生路。沐天波见危授命，出乎缅甸当局意料。

[95]　《狩缅纪事》。《也是录》也有类似记载：“上闻，与中宫皆欲自缢，内侍之仅存者奏曰：上死固当，其如国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弃太后，恐贻后世之讥，盍姑缓以俟天命。上遂止。”

[96]　《狩缅纪事》《也是录》。《行在阳秋》既记缅官喝曰：“不可害皇上与沐国公。”又引“施氏曰：……缅酋将天波至城上，木板锯解，以示城外。……”施氏所云全不可信。

[97]　《狩缅纪事》。

[98]　《狩缅纪事》《也是录》所记文字稍异。

[99]　《狩缅纪事》。

[100]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九。

[101]　康熙三十一年《贵州通志》卷五《大事纪》。

[102]　《清圣祖实录》卷六作初八日，参见《清史列传》卷七十八《马宁传》。

[103]　《清圣祖实录》卷六。

[104]　永历帝致吴三桂书，所见有三种文本：一见蒋良骐《东华录》卷八；一见云南人士吕志伊、李根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7）所辑《滇粹》，题下注引自日本丸山正参著《郑成功传》；一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二二二条。第一、第二两种文字大抵相同，惟《滇粹》本永历自称“朕”，蒋氏《东华录》一律作“仆”。《丹午笔记》本语气更近于明人，且没有“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等不伦不类的话，故以《丹午笔记》为基础，参考前二文本对文字稍做校正。这封信既收入《东华录》，看来实有其事，而非好事之徒所杜撰。

[105]　《清圣祖实录》卷六。鄂尔泰编《八旗通志》中不少人物传记都提到随军进至缅甸阿娃（阿瓦）。

[106]　刘健《庭闻录》卷三。

[108]　刘健《庭闻录》卷三所记情节稍有不同：十二月初二日，吴三桂遣高得捷等往迎，“是日日昃，缅绐永历曰：‘晋王李定国至矣。今送帝出就晋王军。’缚竹椅为肩舆舁永历入舟，及岸，水浅舟胶，高得捷负以登岸。永历问其名，曰：‘臣平西王前锋高得捷也。’永历曰：‘平西王，吴三桂也。今来此乎！’遂默然。初三日，永历至旧晚坡。”

[109]　《清史稿》卷二五四《毕力克图传》。

[110]　《滇粹》收“失名”《也是录》后附载。

[111]　《庭闻录》作初十日。

[112]　《清圣祖实录》卷六。

[113]　《清圣祖实录》卷六。

[114]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记吉坦然语。

[116]　《狩缅纪事》；《求野录》及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四《缅甸散》均云朱由榔父子于四月二十五日遇害。《也是录》记四月“初八日，上被难”。《行在阳秋》亦记于四月，书尾附记：“东昌李君调云：缅酋送驾旧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龙驭宾天、皇太子遇害则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调时在三桂营中目击者。”

[117]　刘健《庭闻录》卷三。

[118]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吴三桂“遣固山杨珅、章京夏国相等缢永历于篦子坡，焚其尸扬之，家属送京”。

[119]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国传》。按，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和珠江寓舫偶记《劫灰录》卷六也记载了这件事，文句略有不同。

[120]　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十《李定国传》。

[121]　这里是根据《清圣祖实录》卷六康熙元年二月庚午日节录吴三桂、爱星阿奏疏；刘健《庭闻录》记随白文选降清的有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其中当包括家属。

[122]　《清圣祖实录》卷七。

[123]　康熙元年四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三九一页。

[126]　关于李定国病死的日期和地点，诸书记载不一致。《清史稿·李定国传》记：“六月壬子，其生日也，病作……乙丑，定国卒。”康熙元年六月朔日为壬寅，壬子为十一日，乙丑为二十四日。《劫灰录》、冯甦《见闻随笔》、刘健《庭闻录》、金钟《皇明末造录》、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陆桂荣《三藩纪事本末》、郑达《野史无文》均作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勐腊。沈佳《存信编》卷五记定国六月二十九日卒于车里猛喇（当即勐腊）。《行在阳秋》记七月二十九日卒于景线。《腾越州志》记“葬于景线”。郭影秋《李定国纪年》认为六月十七日卒于勐腊较可信。但《清圣祖实录》卷七载康熙元年十月十九日“云南巡抚袁懋功疏报，据车里宣慰使刀木祷报称：伪晋王李定国逃奔景线地方染病身死”。勐腊为车里宣慰司属地，刀木祷报定国卒于景线，必有根据。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卷二十六《杂记》李定国条云：“李定国闻永历被执，遂死于景线。所葬之地至今寸草不生，彝人过者必稽颡跪拜而后去，有入其地者曾目击其事云。”同书卷三《沿革》记：康熙元年“八月，李定国死于景线。”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也说，康熙元年“八月，李定国死于景线”。时间上稍有出入，率地似以景线较可靠。

[128]　《三藩纪事本末》卷四《檄缅取王》；《续编绥寇纪略》卷四《缅甸散》作“宁死荒外，毋降也”。《清史稿·李定国传》作“任死荒徼，毋降”。

[129]　沈佳《存信编》卷五。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

[130]　《续编绥寇纪略》卷四记：“未几，统武亦卒。”《清史稿·李定国传》云：“统武寻亦卒。”《狩缅纪事》却说靳统武与李嗣兴一道降清，但清方奏报中未见靳统武投降事。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五《沿革》记，定国“病笃，托孤靳统武，令抚嗣兴。马思良势不相下，乃与胡顺都、王道亨毒杀靳统武，奔出乞降。嗣兴闻思良降，亦移至慢法地方。吴三桂招之，嗣兴遂投诚”。

[131]　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平西亲王吴三桂密奏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九九七页。

[132]　《清圣祖实录》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