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成功的封爵，是南明史上比较费解的问题之一。导致后来史学家困惑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郑成功的幕僚人物在追记郑成功事迹时往往用后来更高的爵位叙述他早期的活动（这种情况现代也屡见不鲜）；另一原因是永历朝廷偏处云贵，郑成功等局促于东南沿海地区，中间为清统治区，朝廷决定加封官爵、铸造印章、撰写诰敕需要一段时间，而使者转辗于道，迂回陆路海上，动辄数月，殊非易事。因此从朝廷决定加封到使者开读诏书、颁发敕印，在时间上必有一个相当长的间隔，部分史籍记载上的差异即由此而来。

郑成功在隆武时期已封忠孝伯，但他自己极少用这一爵位发布文告，原因是隆武朝廷和鲁监国封了一批公、侯、伯爵，郑成功看不上眼，他宁可用赐姓、招讨大将军名义显示自己的独特地位。《小腆纪年》记永历二年（1648）十月永历朝廷加封郑成功为威远侯，永历三年（1649）七月封广平公[94]。威远侯事不大清楚，封广平公的记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同书记载永历七年（1653）六月，封郑成功为漳国公[95]。自1648年到1653年，郑成功的势力有很大发展，连李定国第一次进攻广东（1653）时也对郑氏寄予厚望，永历朝廷不可能仅仅在同等爵位上改封。永历七年晋封漳国公有可靠文献证实，在陈乃乾、陈洙纂《明徐闇公先生孚远年谱》内收有永历八年颁发给徐孚远的诏书，其中就明确称郑成功为“漳国勋臣”，证实了在这以前永历朝廷曾封郑成功为漳国公。郑成功大约由于上述原因，似乎从未用过这个头衔。直到永历十一年九月，朱由榔已迁入云南昆明之后，才决定进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制作印敕完备后，派漳平伯周金汤等为使者取道广西、广东，航海至厦门，行册封礼。周金汤等到达厦门已经是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顺治十五年）。现将《敕封延平王诰》转录于下：

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啮臂盟心，谢辰（晨）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茅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96]

在这以后，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一直以延平王的身份，奉明朝永历正朔，在东南沿海独树一帜。

[1]　《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赵开心传》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类似避痘事实见于许多史籍。清顺治帝和豫亲王多铎等均系染上天花而病死。

[2]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由南京凯旋京师，不仅掠得了白银一百八十多万两和其他大批财物，还抢得“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送顺治帝十名，摄政王多尔衮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季开生传》记：顺治十二年“民间讹言往扬州买女子，开生上疏极谏。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朕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说宫中没有汉族女子完全是文过饰非。

[3]　方文《涂山续集·北游草》。按：“争肯”即“怎肯”之义。

[4]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二六八页。

[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三○四、三○五页。

[6]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二七○页记：“户部尚书车克等谨奏为钦遵圣旨事……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刻圣谕内三院（特命洪承畴为经略湖广等五省军务）。”

[7]　原密疏稿及揭帖均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76号、A17—77号；另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七至三○九页。

[8]　均见前二件。

[9]　《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07号《上传》。

[10]　《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34号，洪承畴八月十五日揭帖。按，同书中A17—81号有尾书顺治十年闰六月初日之敕谕稿一件，其中已将“广东”圈去，旁改江西；“事关藩王及公者”圈改为“事关续顺公者”。

[11]　《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81号；又见A17—133号洪承畴八月十五日揭帖。

[12]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六页。从语气推测这份奏稿似出于兵部。原件无年月，但稿中有“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则剿，当抚则抚”。刘清泰接任浙江福建总督在顺治九年，此件当作于刘清泰尚未赴任之时。

[13]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

[14]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七。《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八十八页，“厢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云：“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门小街居住。”郑芝龙入京后曾先后隶属正白、正黄、镶黄旗。

[15]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七页，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下注：“本日用宝即发与亲领讫。”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16]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七十九至八十二页；又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三至二十九页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后面一件更完整。

[17]　同上。

[18]　清廷封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爵职敕谕稿四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页。

[19]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敕同安侯郑芝龙等稿，见《明清史料》第一本，第八十四页。《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收入了这件敕谕，“移檄撤兵”误写为“移檄彻兵”，“墨勒根王”改译“睿王”。按，李德系郑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郑和谈中北往南来，传递消息。敕谕中没有明说把泉州府作为郑成功屯兵之地，但给郑成功的敕谕中所授爵衔为“镇守泉州等处地方充总兵官海澄公”，实际含义是封以海澄公虚衔，充任泉州总兵。

[20]　杨英《先王实录》，排印本，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

[21]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黄征明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三十九页。

[22]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23]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24]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年十月初六日奏本。

[25]　福建巡抚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中说：“自去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26]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27]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下文所引郑成功致清廷信很可能就是他所具的疏。

[28]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奏本。

[29]　见《明季稗史》第三种，原题《朱承晃报书》，抄本用朱笔注“疑似郑成功”，墨笔改为“即郑成功”。参考其他文献，这是郑成功给清廷的一封重要书信。

[30]　顺治十一年七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此疏虽为七月所上，其中已说“前疏所以秘切入告也”。

[31]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九十七页，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揭帖。

[32]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

[33]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一页。

[34]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35]　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奏本。按，这里也可看出张名振并不是郑成功的部将。

[36]　杨英《先王实录》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载叶成格、阿山复郑成功信。

[37]　《先王实录》第八十七页。

[38]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同安侯郑芝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页。

[39]　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40]　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四；《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

[41]　《先王实录》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

[42]　《台湾外纪》卷四。

[43]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44]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〇八页载“敕谕世子吉都稿”，稿内济度译作吉都、巴尔处浑作巴尔出红、吴达海作吴达亥、噶达浑作噶达洪。

[45]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同年三月十五日佟国器“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均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按，《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一七至一一九页收有兵部尚书李际期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题本，这件题本就是根据佟国器的奏本奉旨详议具奏的，由于从满文译出，所用汉字与佟国器所引郑芝龙原信有出入，如“本爵美景日近”译作“本爵好事日近”，“本爵得意日近”译作“本爵佳音在迩”。语意虽近，仍应以郑芝龙原文为准。又，该书第一一九页第十四至十五行“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奉旨”有误，三月十五日为佟国器上奏日期，奉旨日期当在这以后。

[46]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九十一页。

[47]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48]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49]　上引诸件均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其中吏部员外郎彭长庚原译作“吏科员外郎彭常庚”。

[50]　清实录不载囚禁郑芝龙事。上引正月三十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二十一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代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同年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际期疏中则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

[51]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原同安水师参将杨其志启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六一页。杨英《先王实录》第九十七页载于十一月初一日，乃历法不同之故。

[52]　杨英《先王实录》第九十八页。

[53]　《先王实录》第一○二页，参见《台湾外纪》卷四。

[54]　《先王实录》第一一一页。

[55]　《先王实录》第一一二至一一三页。

[56]　《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

[57]　夏琳的这种说法不仅未能从其他材料中得到印证，而且难以自圆其说。一代有一代的典章制度，南明自唐、鲁继立起滥发敕、札固为常事，但永历帝未必会下诏规定郑成功自行任命的“主事秩比行在侍郎”。何况这里的“衔”“秩”又说不明白，明制主事为六品官，侍郎为正三品官；前者为部内清吏司属官，后者为六部堂上官。个中奥妙大概只有郑成功和他自己设立的官员才说得清楚。

[58]　杨英《先王实录》记是年“九月，藩驾驻思明州，漳、泉各属邑并漳城俱报拆完平地”。朱希祖先生据夏琳《闽海纪要》、沈云《台湾郑氏始末》二书评云“所堕不过一府二县一镇城耳”，杨英所记“颇有失实”。陈碧笙先生引两府所属县志及清档，断定杨英所载确为实录，极有见地。

[59]　《先王实录》。

[60]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二三页《舟山将官投贼残揭帖》。

[61]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巡抚秦世祯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三四至一三六页。

[62]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浙江巡按叶舟揭帖，见同上书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页；参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八九页，浙江巡按叶舟揭帖。

[63]　杨英《先王实录》等书写作张鸿德，据清方档案及任光复《航海记闻》当为张洪德。又《荆驼逸史》收入《航海记闻》一书误将作者写作汪光复，实为任光复，即任廷贵，谢国桢先生《晚明史籍考》早已纠正。

[64]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

[65]　亲郑史籍说张名振病死；其他史籍则说是郑成功命人毒死；清江南总督马鸣珮揭帖中据来降兵丁报告说因攻崇明失利，郑成功要捉张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见《明清档案》第二十九册，A29—88号。张名振去世的时间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间。沈光文有挽定西侯诗（见《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陈汉光注：定西侯，即张名振，系隆武元年（顺治三年）鲁王所封，死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此诗应系是时所作”。按，陈注有误，隆武元年即顺治二年（1645）七月至年底。封定西侯时间已见本书。名振卒年在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

[66]　《明清史料》已编，第四本，第三六二至三六三页，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

[67]　《先王实录》第一三一页；《海上见闻录》（定本）第二十五页。按，彭孙贻《靖海志》实即《海上见闻录》，彭氏不过篡改原书，改明朔为清朔，故“征虏将军”亦避嫌改作“定北将军”。

[68]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

[69]　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广东巡抚李栖凤联名上疏朝廷，建议授吴六奇协镇潮州总兵，驻镇饶平，额定兵员为一千名，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三六页。狮抛球战役中吴六奇部所受重创可想而知。

[70]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记》附《兵燹》。

[71]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页。

[72]　乾隆《揭阳县志》卷七《兵燹》。

[73]　前引《揭阳县志》云郑军战死者四千余人，《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记“兵死者五千余人”，《先王实录》等书云“折兵大半”。按，《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六九页，《会剿揭阳闽寇残件》记双方交战于揭阳万里桥，郑军失利，黄廷下后营镇副将何猛阵亡，年月及情节均与郑方记载不符。

[74]　《先王实录》；参见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三八至一四一页。

[75]　《先王实录》。

[76]　《海上见闻录》《台湾外纪》等书均记甘辉等返回厦门在六月，郑成功诛杀苏茂后，同月内，黄梧、黄明即以海澄县城降清。杨英《先王实录》记二月间郑成功闻败讯，先调回苏茂、黄梧、杜辉等，三月间斩获茂徇军中，甘辉至六月间方返回厦门。看来杨英所记更合情理。

[77]　见《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台湾外纪》作罚黄梧赔偿盔甲五百副。苏茂被杀的具体日期在五月，其弟苏明降清后揭帖中说：“顺治十三年五月内，兄茂以疑被戮。”（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八二页。）

[78]　祭文全文见《台湾外纪》卷四。

[79]　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四页。

[80]　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福建巡抚宜永贵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二十八册，A28—24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四○○页。

[81]　杨英《先王实录》第一三六页。

[82]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兵部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五九页。按，此件中云黄梧“杀其同守伪官华东”，华东当指华栋（即郭遂第），但查有关诸书，华栋虽曾奉命同黄梧守海澄，此后仍在郑军中。又，此件提及与黄梧大致同时降清的还有总兵林兴洙，林兴洙当即林兴珠，此人在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乱和雅克萨战役中击败沙俄侵略军起过重要作用。清廷“封黄梧为海澄公敕谕稿”见同书，第一六○页。

[83]　顺治十四年四月初四日都督佥事苏明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一四页。

[84]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1657年九月，“永春义师林忠袭破永福县。清部院李率泰发兵救援，檄海澄公黄梧，未至，疑之，尽拨其辖下官兵分入八旗。黄梧大悔”。杨英《先王实录》亦载此事，并云：“黄梧只剩随从数人，始悔叛之误也。有思来归，藩弗纳之。”据顺治十八年十一月清廷兵部揭帖，升同安副将施琅为同安总兵官时云，“此副将所管兵丁一千原系海澄公标下之兵”，其部“仍作海澄公所属”。实际上黄梧并没有兵权。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五六页。按，据《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三二页，顺治十四年八月浙闽总督李率泰揭帖，“伪伯”林忠与“胞弟伪左都督林暹”“伪中镇左都督郑世雄”率领总兵以下官兵七千人降清，即在上引二书所记之前一月已降清，陈碧笙先生曾指出时间有误。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内收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奏本，称林忠为郑芝龙旧部，“系逆贼郑成功所封伪伯，现今拥贼万余，侵犯永福、闽清二邑”。林忠部一直在德化、永春、永福（今永泰县）一带活动，即如李率泰揭帖中所云“梗化十年”。

[85]　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海澄公黄梧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二九页。

[86]　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残件（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到），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六一页。按，此件中既说击杀贼首阮骏，又云“伪英义伯阮四”受伤身死。参考各种文献，英义伯即阮骏，“阮四”大概是他的小名。

[87]　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浙江巡按王元曦“为海外孤城已复，封疆善后宜图”事题本，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一六五页。

[88]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巡抚佟国器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四六四页。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卷十五《海防》云：“国朝顺治初舟山为明季遗顽所据，八年始讨平之。旋陷于海寇。十二年再攻克之，遂徙其民，弃舟山为界外。”十二年当作十三年。

[89]　顺治十七年二月初四日浙江巡抚佟国器“为汇报舟山海逆南遁情形”事揭帖，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二四三页。张煌言诗文也提到他再到舟山时所见荒凉情景和张名振墓被清军所毁等情况，见《张苍水集》。

[90]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记：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海兵破闽安镇，陆路由古岭，水路由大江。十九日掠鼓山下各村及东北一带，乡村俱焚。二十一日掠南台至洪塘，皆焚烧无遗。……围城之中（指被围之福州），百姓皆分垛守御，灯火器械，各令自备。至二十七日始退，据闽安镇……”

[91]　顺治十四年九月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为闽安攻克大捷”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二二三至二三五页。

[92]　觉罗阿克善在郑方文献中写作阿克商。杨英《先王实录》第一四三页记为陈蟒所杀；江日升《台湾外纪》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说是甘辉所杀。《满汉名臣传》卷九、《清史稿》卷二四二本传中都说他在顺治十四年福建罗源战役中阵亡；鄂尔泰编《八旗通志》卷一五○本传中却说阿克善在此战役中击败郑成功军，“斩获甚众”，顺治十七年还跟随定西将军爱星阿进军云南，入缅甸阿娃（阿瓦）城，“获伪桂王（永历帝）以归”，恐误。

[93]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三七〇页。按，该书云：“逆贼伪镇南将军陈斌率沈奇镇伪总兵陆钱及其属下来降……均杀之。”“沈奇镇伪总兵陆钱”系“神器镇卢谦”之误译。杨英《先王实录》记：“守罗星塔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俱被获逮去，不屈，杀之。”（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碧笙校注本第一六〇页）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记：“陈斌等死守罗星塔待援。总兵施琅遣人招斌。斌率卢谦等剃发投诚，全师至福州。泰（指李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千有余人，斩讫，方收斌与谦等并杀之。”（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十一页）记施琅招降陈斌等后有小注云：“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余人。”被杀降兵数当以满文档案为准。

[9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及卷十六，中华书局排印本，第五九六页及第六一八页。

[95]　同上书，卷十八，见排印本第六九二页。

[96]　引自许浩基编《郑延平年谱》。读者可参考杨彦杰撰《郑成功封爵新考》，收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三一八至三三四页，此论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