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强一直盯住不放的，是要惩罚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所谓罪魁祸首。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罪魁祸首中，其实真正由列强成立国际法庭去处死的，只有在保定的几个人。保定发生教案后，列强从北京出兵到保定去复仇，之后在那儿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通过审判将当地的几个清廷官员处死。但更多的都是由列强同中国官员点名之后，由清政府来处死。这是1900年战争之后处分当中最主要的问题，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一百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反省这件事情，也必须注意到，其实这些所谓的肇祸大臣被双重妖魔化了。在列强的眼里，在清政府的眼里，都觉得他们是罪大恶极，残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背景，他们最残忍的事情主要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比如毓贤，此前，毓贤在山东虽然排外、操纵义和团，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去屠杀外国人，这件事是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这就带有一种弱者不择手段进行反抗的意味。

清政府后来处死包括毓贤在内的这一拨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基本上都不服气。在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且罪行公开的情况下，在兰州处死毓贤的时候，老百姓是怎么表现的呢？老百姓可和两年前清政府处死谭嗣同这几个人时不一样，处死谭嗣同时，老百姓到他跟前去扔菜帮子，但是毓贤他们这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老百姓反而为他们鸣冤叫屈，联合起来纷纷上书，希望清廷能收回成命。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告。清政府宣布，从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的这些谕旨，并非全部代表清廷的最高层，而是夹杂了“矫擅妄传”的内容。我们知道，6月20日端王改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离开北京。这一下就把端王给抖搂出来了，端王就成了伪造朝廷谕旨。

这个公告解决了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东南互保的问题。1900年6月，东南互保的大臣违背朝廷让他们北上勤王的指令，和列强达成局部妥协，当时李鸿章给的理由就是“这是伪诏”。那么现在1901年的这个公告一发，等于说李鸿章这一拨人抗旨是正当的，没有罪，反而有功!这一下子就从法律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也为惩处这些肇祸大臣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就这样，在议和谈判中，清政府慢慢地找到了思路。之后，条约中的这一系列东西也都逐步被落实，这些对中国之后的变化影响很大。但在对此次国难的一系列反思当中，有识之士其实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步伐迈了几十年，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之后，特别是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都发生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朝野各界其实都在反思。在1900年8月20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向西行的路上，就发布了一个罪己诏。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的两年中波折不断、问题不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改革停滞了，中国没有延续1898年开启的改革路径继续往前走，这才导致了大倒退、大逆转。

紧接着清政府就开始发布新的命令，下诏求直言，希望内外大臣都能够对中国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等于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国要慢慢重回1898年的政治改革的道路，转型成一个近代国家。

各国对中国的这一表态也持一种欢迎的态度。1900年10月，日本在回复光绪皇帝的国书当中就表示，如果清政府有意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那就应该明降谕旨，断然不要再去使用那些守旧大臣，而应该选派那种有威望、有能力、有世界眼光、有政治追求的大臣。英国很快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希望能够重启改革。特别是清政府下诏求直言后，这种立场很快也得到了中国的政治官僚的呼应。在这个呼应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新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袁世凯。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00年这场战争当中，他也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义和团冲出山东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袁世凯间接导致的。之后，在华北动**的过程当中，袁世凯坐镇济南，使济南成为沟通北京和南方大臣们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当时北京与各地的电报打不通，就只能通过济南传递消息，南方的电报打给袁世凯，袁世凯就通过六百里加急，派人送往北京；北京要给南方什么指示，跟外国有什么联系，也写信用六百里加急送到济南，再由袁世凯处理。我们现在看这些档案可以发现，北京以袁世凯为中心，上海以盛宣怀为中心，在不断地沟通信息。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朝廷下诏求直言之后，袁世凯也是一再以个人的名义给清廷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他建议朝廷要积极地筹备、重启改革。他认为战争一定会结束，而如何发展才是中国之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希望清廷在这次灾难大体了结之后，重回原来的发展轨道。袁世凯在1900年就不厌其烦地去劝说政治高层，改革要主动，不要拖，更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逼着改革。

李鸿章的意见和袁世凯差不多，他在谈判结束后就去世了。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的想法也一样，他们三个人不断地写折子，有时候单独写，有时候联合写，每个月不厌其烦地上奏，给朝廷提建议。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想办法影响朝廷，影响政治最高层，让朝廷最高层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改革的意识。

在各方面的影响下，特别是列强在惩处肇祸大臣的时候，放弃了对最高层的责难，使慈禧和光绪能轻装上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政府在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新政诏书。

新政诏书里边的这句话是后来研究者经常会引用的：“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这封诏书正式拉开了重新改革的序幕。

我们过去的研究者讲，清帝国这个时候完全是政治儿戏，你说改革就改革，你说不改革就不改革。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也会看到，其实这很难用“政治儿戏”来简单地评判，因为清帝国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它的直接反应就是重新走改革之路，这就使中国在之后存在一种新的变化和可能，即中国不是陷入一个停滞的时期。只要它改革，只要动起来，总会有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