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就发生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这个时候它的路径基本上就是学日本，中国朝野各界对日本的高度认同，是1895年之后一个新的趋势。但有一个人对日本比较反感，那就是李鸿章。虽然李鸿章仍然把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当好朋友看待，但是总的来讲，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的反感是非常强烈的。

1896年他到俄罗斯去签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主要的作用就是抑制日本，俄罗斯承诺，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如果中国遇到了日本的压力，俄罗斯会出手帮中国。当然，俄国和中国签订密约，不是没有好处的，俄国在中国获得了东北地区的优先投资权。但这也不是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要发展，不是和日本合作，就是和俄国合作，在地缘政治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又是一个与日俄利益相关的区域，总要寻求外部合作。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言论空间的打开，市民社会的建构，工业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政党政治的释放，没有一条是中国人的创新，都是日本走过的路。

这种发展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一直延续到1898年。我们看史料，可以感觉到中国这三年的发展非常快。经济增长了，资本主义成长了，资产阶级成长之后一定会要求权力的制衡和分享。英国大宪章运动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权利运动，它都是基于私有财产的一个充分化，没有充分的私有财产，你要求什么权利运动？

中国在传统体制下，国土的自然消长，要么是通过战争夺回来，要么是打败了丢掉。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到了1898年，中国终于和列强达成了妥协，那就是通过谈判和租让来解决土地问题。

但是在当时的民众看来，都花钱把日本人割让的辽东半岛给赎回来了，结果现在又把胶州湾、广州湾、大连湾——从南部沿海到北部沿海，全部租给别的国家。说是租，但谁能看到租金呢？何况清政府最后又说不要租金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来讲是很可怕的，他们认为国家要灭亡了。

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看来，这件事情比甲午战争还残忍。我们今天去读谭嗣同的作品，里面有两句诗：四万万人齐落泪，天下何处是神州？其实这两句诗不是写的甲午战争，是写在胶州湾租借之后，他们认为胶州湾的租借就是中国毁灭的开始。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黄遵宪去了湖南。后来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都去了湖南，一群人在那里创办了湖南时务学堂。当时，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亡后之徒”，他们假定中国灭亡了，说：国家灭亡了不要紧，还有湖南，湖南人不亡，中国就不亡。今天想来这句话真是太霸气了。但当年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胶州湾的租借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还是值得从正面去讲述的，但这个道理没法让康有为、严复这一拨人认同。清政府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政府内部并没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可以看出当时朝野缺乏一种充分的沟通。清政府当然是有傲慢的理由的，因为它认为它做得对。而且清政府有兵有枪，你拿它也没办法。再加上那个时候主持中国朝政的又是恭亲王，他是政治强人，他就这样做了，你怎么着？

在1860年到1898年这38年中，慈禧太后始终如一地是大清帝国的最高掌门人。之后就是两个皇帝：一个小皇帝同治，一个小皇帝光绪，叫同光中兴。同光中兴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的发展，这都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皇帝毕竟太小了，而在中国的传统架构当中，慈禧太后又没办法整天到各地去巡视，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由于身份受到限制，和外官的接触也不是很充分。作为一个掌门人，对国家的这种实际发展可能就缺少真切的认识。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协助她和小皇帝处理朝政的皇叔就变得尤为重要。而恭亲王正是以皇叔的身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恭亲王一直主政到了1884年。1884年由于中法战争等原因，慈禧太后把他免职，换上了醇亲王。醇亲王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爹，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但是醇亲王的身体一直不好，1891年就去世了，那么在清廷内部和满洲贵族的架构当中，就缺少一个重要的担当者。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日关系紧张，慈禧太后又把恭亲王请回来了。恭亲王就参与了甲午战争后半段的指挥和善后。但是这个时候恭亲王的身体已经很差，1898年5月29日，他就去世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随着恭亲王的去世而终结。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就从原来的一个纯粹的器物化变革，转向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恭亲王去世，其实在当时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这里边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人亡政息的规律——因人而起的中国政治，那个人不在了，事情一定就会发生变化。

恭亲王去世的当天，和他有来往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政治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可能会非常迅猛，超出人们的预判。恭亲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能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胶州湾事件引发了知识界的抗争和诉求。大家的预感是对的。

我们看到，恭亲王5月29日去世，到了6月11日，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封诏书，宣布在北京成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新教育的示范和指挥机关。这份诏书在发布的当天没有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国内外都认为这封诏书和历来的公文一样，不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文国家，这种皇帝的诏书发得很多。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这份诏书的价值，将其看作是中国政治变革的开端。

这个诏书是翁同龢帮忙起草的，而且应该是他主笔的。但是翁同龢怎么也想不到，11日他起草改革的诏书，四天之后，光绪就把自己给开掉了。光绪皇帝发布命令：把翁同龢开缺回籍，交地方官管束。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多年来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其实这表明甲午战争的战败，翁同龢确实是有责任的。光绪皇帝在诏书当中，对翁同龢的责任讲得很明白，无论是从光绪主观的观感还是公道的角度，几年来的事情他都有责任。从近因上来看，他最近情绪反复无常，光绪问他一个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发火，因为他是老师嘛。

我们知道，在清帝国当时的架构当中，甲午战争开打以后，李鸿章先是指挥战争，后来去组织善后谈判，而翁同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政治的主导者。前面我讲到战争还款，翁同龢是重要的角色。而且，当时有传言说翁同龢和张英华(总理衙门大臣)，在向英国、德国、俄国借钱的同时，拿人家回扣。中国政治的这种传言，有时候比实际发生的事更有杀伤力。当然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一般是持质疑态度的。但不管怎么讲，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之后，光绪皇帝对他的信任感是逐步在减弱。恭亲王去世十几天后，就把他赶走了。

那翁同龢开缺后，中外各界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和我们后来的研究很不一样。后来好多人研究说，这是慈禧太后斩掉了光绪皇帝改革的左膀右臂。这是基于康有为的叙事，将翁同龢看作是康有为的同盟军，是光绪皇帝的庇护人。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历史是，康有为在整个政治架构中相当边缘，康有为见过皇上一次，慈禧太后他一直就没见到过。他见翁同龢也没有多少次，他并未身处政治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在获得慈禧太后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之后，胆子还是很大的，此时能够制衡光绪皇帝的力量，基本上没了。太后和他是母子关系，保持着对彼此的尊敬，他们不构成制衡关系。原来能够制衡他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亲爹(醇亲王)，一个是他皇叔(恭亲王)。他爹不在了，有力量的皇叔也不在了，而光绪皇帝这时候也28岁了，是正儿八经的成熟政治家了。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史料，就会感觉到光绪皇帝这时的目标就是想成为像明治天皇、彼得大帝这样优秀的政治家，当然也想像他的祖上康熙爷那样，能够建功立业，振兴这个王朝，使它重新变得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