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威海刘公岛的战争结束后，其实大局已基本确定。实际上再往前推，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战争的主要指挥官李鸿章，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场战争不该打。不该打的原因之一，是他觉得大清的增长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大清虽然当时在军事上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但这种排名其实是注入了很多水分的，并不是一种真实实力的体现。

第二个不该打的原因是1894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它的关键性在于，这一年中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调整。我们知道，1888年光绪皇帝17岁的时候，慈禧太后提出退居二线，因为光绪这个时候亲政了，作为太后，自然就要让权。于是，慈禧就开始修颐和园，打算从此不在宫里边住了，不再干政。毕竟儿子大了，一切应该由他自己做主。这个想法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讲慈禧和光绪母子之间如何反目成仇，好像从小关系就不好。但我们阅读大量的史料，你会感觉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真的是比亲生母子还要亲。所以太后在1888年光绪皇帝17岁的时候提出要让位，那是发自真心的。

但是，光绪皇帝不同意，他讲：“妈，我才17岁，还太年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怎么当得起呢？”而且光绪很虚弱，从小身体就不好。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不同意，认为皇上现在还没有能力接下这么大一个帝国，光绪的爹——淳亲王也不干，之后礼亲王也表示不同意，王爷大臣都觉得太后这个时候不能够完全把担子交给光绪。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慈禧太后就同意再干几年。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交接方式？它的节点在哪儿？后来就找了1894年太后60岁生日这个日子。1894年，为什么给太后祝寿那么隆重？因为这就是国家大典，通过这样一种很隆重的仪式，将权力从太后手上完整地移交给光绪皇帝。从那时起，光绪皇帝就将成为国家的唯一领导人、最高领导人。因此，从1894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太后不断地赏赐跟随她几十年的大臣们，并发布命令。这一事件和这场战争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的。正是因为这场大典，使李鸿章在战争的准备和启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制衡。你如果将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和平定太平天国时显露的手腕，与甲午战争作对比，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束手束脚的。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受制于太后生日的政治大典。而且我们看到，清政府什么时候才敢甩开膀子跟日本打？是在太后生日结束的第二天。太后的生日是10月10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就是日军攻占金州的日子。太后生日一过，清政府就下决心甩开膀子打。当然这一年太后的生日，也被搅黄了。慈禧过生日在下半年，而中日朝鲜冲突发生在上半年，李鸿章不能讲先打，打到最后再给太后过生日，把战争的胜利作为贺礼。所以一直到6月，中日朝鲜问题矛盾爆发时，李鸿章也不敢打，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国际调停上，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外交人脉，通过外交调停来解决中日冲突。

当然外交调停实际上根本不解决问题，这里边很复杂。有的列强是不认同中国之前的发展路径。英国跟中国交往时间最长，这时候也站在日本这边，并不认同中国；美国从来就是实用主义外交，是一个商务主导、自由贸易主义的外交，从两次世界大战、甲午战争都可以看出，美国不会主动介入两国之间的调停，打不打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美国人不去操这个心，前提是不能影响美国在远东的自由贸易。与美国类似的，英国这时候也跟日本讲：我们是朋友，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打到上海周边去，因为英国的利益在上海周边。因此，中国这时候实际上找不到能影响日本的列强。

李鸿章找来找去，最后只能盯住俄国公使。6月，俄国公使经过天津的时候，在李鸿章的要求下，他答应替中国调停，但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发挥作用。当然，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的人脉还是影响了后续的一些东西，比如三国干涉还辽，那是国际上的一次外交调停，但是在这之前的战争中，想要找到人来调停是很难的。到了10月，恭亲王出面，想请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出面调停，也没能够做到。列强不愿调停，战争就只能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打。黄海之战后，大清确实感到了一种震撼：清朝的陆军竟如此不堪一击。没有陆军的配合，海军也无能为力。

打到最后，实在没法打了，清政府不得已就只能求和。求和归求和，但帝国体制的尊严不能丢，面子比其他东西都重要得多。所以清政府就试图找一个中间人到日本去通个话儿，最好能够不经过清政府，就把这事搞定摆平了。这一拖就拖到了11月，有人就想到派中国的洋员——他既得是中国的雇员，又得不是中国人。最后选中了德璀琳。德璀琳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同时也是中国的女婿，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了。清政府就对德璀琳说：你到日本去打探一下，能谈成最好，谈不成，至少你把消息带回来。就这样，德璀琳大概在1894年11月东渡日本。他去了之后，其实也就摸了一下大概情况，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日本政府根本没拿他当一回事，日本人很清楚，清政府这一手只是试探。如果清政府想求和，怎么也得派个有分量的人来。所以日本方面根本不接待他，德璀琳到了神户之后根本就找不到门，大清政府给他的文书他都交不掉。好在德璀琳还算聪明，他心想：既然交不掉，那我通过邮局寄吧。于是，他在日本通过邮局把文件寄给了日本政府。原本是要见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手交付的重要文件，结果被他通过日本的邮局给寄掉了。寄完之后，德璀琳就回国了。

德璀琳回来之后，这时候中国的外交空间、渠道非常小。之后驻日本的公使和外交渠道只是偶尔给中国传递一下消息。美国的外交使节告诉中国，日本并没有完全堵住中日沟通的渠道，并不是要一直打到底，因此还有和谈的空间，但是具体怎么谈，你们自己去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德璀琳回国以后，清政府就在各种外交力量的影响下，很快决定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刚刚任命的湖南巡抚邵友濂，以中国全权代表的身份到日本去。张荫桓没有功名，但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外交官，起初跟着李鸿章办外交，之后担任过驻美国公使，兼驻古巴、驻意大利公使，属于早期外交官当中很牛气的一个人，国际视野很好，也很会说。他在出发去日本时，给朝廷留下了一封信，对于朝廷究竟怎么来配合他在日本谈判，都有安排。

1月底，张荫桓等人抵达日本。日本人是正儿八经想和清朝谈，但是等到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见到张荫桓和邵友濂之后，日本方面仍然拒绝和谈。日本认为中日之间这场战争的冲突非常重大，张荫桓、邵友濂的地位，是没有办法做出重大决定的。从这可以看出，在外交谈判中，谈判双方的地位对等性非常重要。因为日本这边是政府第一人日本首相出来谈判，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就应该派出与之身份相等的人物。在日本的眼中，能够和伊藤对等的就是恭亲王、李鸿章。但是恭亲王身体一向不好，此前休养了十年，甲午战争时刚复出，而且过了三年就去世了。恭亲王肯定来不了。那么李鸿章是战争的指挥官，既让他打仗又让他投降，那也是难为人。所以这时候，清政府面临的局面就很尴尬了，张荫桓勉强还算有一点资格，但是日本人又不认同。伊藤博文和日本政府方面就希望清政府要有高规格的负责人来谈。后来伊藤博文在交涉的时候，甚至讲：清政府方面如果派出一个高规格的，我可以到中国去谈。当然，这个消息他并没有和张荫桓说。张荫桓在那儿被晾了几天之后，会谈就结束了。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丝转机。跟随张荫桓去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伍廷芳，他在后来的政治史上还算有点地位。伍廷芳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在英国留学期间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之后成了香港最早的职业律师。伊藤博文跟伍廷芳是老相识了，十年前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天津会谈的时候，伍廷芳就跟在李鸿章身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遇上了，互相当然要聊几句。伍廷芳见了伊藤博文，就说：“伊藤首相，中堂大人向你问好!”伊藤回应：“向中堂问好!”之后拍拍伍廷芳肩膀说：“能再聊一会儿吗？”

于是，伍廷芳在陪着张荫桓结束正式会谈之后，就因为这种私人关系，又留下来跟伊藤谈了一会儿话。伊藤讲：“伍君，如果中国方面真的想和谈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总得派个像样的来吧？弄一个什么湖南巡抚来，不是糊弄人吗？”伍廷芳听了伊藤的话，连夜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清政府。决策层收到这个情报之后，一下就找到了方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迅速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让李鸿章辛苦一趟。李鸿章作为战争的指挥官，又是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这时候让他去和谈，他的心里怎么想？必定是五味杂陈。李鸿章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在天津移交了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前往北京。此时是1895年2月中旬，之后他在北京待了十天，一直在和两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讨论这个事情。之后他又和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讨论日本会提出什么问题，到时怎么来应对。晚上则和各国公使交流，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什么帮助，以配合他和日本谈判。

他在北京和皇上、太后讨论预案的时候，也讨论了割地赔款的问题。李鸿章说：“赔款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少赔。”关于割地，李鸿章说：“地绝对不能割，毕竟这是祖宗的祖业，开疆拓土挣来的，日本要，我们就割出去了，那有何面目见祖宗呢？”因为当时传媒已经很发达了，日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要清朝割地的意思，各国也都猜到了，报纸上也都有报道。后来接着讨论，如果到了非割不可的时候，日本可能会要辽东、台湾。李鸿章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能为国家争一分是一分，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说，在这么一种体制下，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指责某一个人，因为他在里边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小的。李鸿章在谈判时做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都是提前有预案的，都不是他在谈判现场随机决定的，而是在北京，和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皇上、太后讨论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中日的冲突放在一个大的架构当中去看，而不是追究李鸿章这样一个在一线做事情的大臣的责任。

我们看到，甲午战争之后骂李鸿章的很多，但是朝廷根本不当回事。不仅不当回事，而且在朝廷看来，李大人挨骂是受了委屈，所以恭亲王专门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你不要听外边这些人胡说八道，还是好好的，该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我们心中自有权衡。也就是说，实际上朝廷很清楚这并不是李鸿章能够决定的事情。

李鸿章出使之前，光绪皇帝光是正儿八经地召见他单独谈话就有四次。临离开北京，还有一次单独会面、单独交代。单独交代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大概是充分授权。但是，当我们讨论李鸿章在日本的举措和决定时，他好像并没有违背在北京做出的预案。就这样，3月初李鸿章离开了北京，经天津到日本去谈判。此时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但这场战争的后续影响却还远没有结束。之所以说战争事实上结束了，是因为毕竟李鸿章这一去，战争肯定就不会再打下去了，清朝政府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后边的问题依然非常复杂，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彼此都忘记初衷是什么了。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现在又怎么办？本来是为朝鲜的前途而打的，最后打得清朝要割地赔款，谁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对清朝后边的历史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国运的作用，这涉及中国的方向性选择问题。

国内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就清朝的基本国策，比如宗藩架构、属国体制、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反思都由这场战争及之后的谈判开始。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放在这么一个大背景当中来理解，才能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