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和日本则是隔海相望，它是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出海口。朝鲜在全球格局当中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东北亚则更重要。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整个人类为东北亚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基本上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火药桶、导火索。

我们看中国的国运，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几次都是被朝鲜牵着走的，比如1894年和20世纪50年代。当然这也和我们政治中心的设置有关。当你的政治中心不在这里，或者你不在乎的时候，那就不是问题，你一旦在乎，那就成了问题。所以，随着日本实力的增长，朝鲜问题就发生了。

我们怎么来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战略企图？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也是它在实力增长之后，必须踏上大陆的原因。大家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日本要踏向大陆只有两个踏板：在南部是中国台湾，北部就是朝鲜半岛，这两个踏板成为日本踏上大陆的必经之地。

日本自身作为一个面积很大的岛国，同时又是远东地区最先踏上工业化改革之路的，所以一旦它对周边释放出要踏上大陆这一信号，必然会使朝鲜、中国台湾等地区受到影响，不管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以明治维新启动不久，它就开始对朝鲜提出诉求，不断地派水利工程师，到朝鲜的周边去测水文地质。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到另一个国家来通商，一定要先测水道，否则轮船没法过来。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而且中国内地和朝鲜通婚的也非常多。在中国的古史记载当中，就说朝鲜人是殷商的箕子之后，是商王室的后代。当然这个说法朝鲜现在肯定不会认同，其实都是有史记载的。总体来讲，在四十多个属国当中，朝鲜和中国来往最密切。其他的属国可能是三年一贡，朝鲜一直维持一年三贡，来往的频率非常高，因为它近嘛。

此时，日本的实力发展起来之后，要求和朝鲜建立某种近代国家关系。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它们的联系越来越多，日本希望和朝鲜建交、允许日本的投资进来。这个时候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中国并不希望朝鲜和外部世界有独立的接触。日本要打开朝鲜的大门，首先就是去打探中国的立场，看同不同意它进入朝鲜。

在这种状态下，1875年，日本测量水文的军队，在江华岛和朝鲜军队发生了冲突事件。冲突爆发之后，日本就和朝鲜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同时，日本使了一个外交伎俩——来北京找清政府谈，这当然是带威胁性质的。意思是：这是你的属国，如今它打了我们的军队，你要赔偿。面对索赔，清政府当然不愿付。于是，清政府就说，这是你和朝鲜的事情，你们直接谈。

最后日朝双方谈成了一个《江华条约》，朝鲜和日本就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这导致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日朝之间的来往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加快——包括日本在朝鲜的投资、朝鲜对日本的接受度等。因为日本毕竟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

在这之后，朝鲜内部出现了一个事大党，有一拨人坚持和清政府来往，认为清政府好，是我们的靠山；同时出现了一个开化党，觉得日本是经过近代化改造的，这个国家比较平等。在朝鲜的中国外交官和日本外交官，派头姿势都不一样。日本外交官跟朝鲜人交往的时候，更多强调平等的原则；中国的外交官则采取宗主国的姿态——比如对朝鲜国王的太后，我们中国的文献中从来不叫她国王太后，而叫她闵妃。其实就是站在“上国”的立场上，将对方的等级贬了一等。

从中就可以看到经过近代化改造和没有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差别。日本和朝鲜的关系，建交后就迅速发展得火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清政府究竟怎么来处理东北亚问题？朝鲜如果成为日本的属国，对清政府的威胁可能更大。所以当时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1882年就开始调整东北亚的政策。

这个时候，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势力都进入东北亚了，怎么让这个地方既不脱离中国的约束，又不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李鸿章这时候调整了思路，他认为应该让朝鲜对世界开放。如果朝鲜向世界开放，各个大国都在朝鲜有投资，有经济利益，有经济诉求，那么朝鲜一定能成为一个很稳定的地区。如果中国主导了朝鲜的开放，朝鲜一定还是跟中国关系最好。

于是在1882年，李鸿章促成了朝鲜和美国的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独立，美朝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朝鲜设立领事馆。之后仿照美朝的条约，在中国的帮助下，朝鲜就迅速和世界各大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朝鲜一下子就被纳入世界体系当中来了。这样一来，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迅速增强了。

中国的政策调整之后，朝日建交以来朝鲜的亲日倾向就迅速有所修正。这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所以两年之后，也就是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发动了一次政变，策动颠覆原来亲中国的朝鲜政府，希望建构一个亲日本的政府。在这件事中，日本人遇到了后来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人——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驻朝鲜的军事指挥官，才二十几岁，英勇果断，率领军队冲进皇宫，把日本公使和日本军队给打跑了。这一次袁世凯确实不得了，率领1000人打走了200名日本军人，一下子奠定了中国在朝鲜的主导权，解决了1884年的朝鲜政变。

此后中国完全而有效地控制了朝鲜，日本当然不甘心。在第二年(1885)，日本就派专使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要解决善后问题。伊藤博文说：“去年的政变，你就这么把我们公使和军队给打了，你要赔偿。另外，这是不宣而战，你要处分袁世凯。”李鸿章讲：“两军交战，打就打了，怎么着？另外，我的军队、我的将领主动开战，而且打赢了，我应该表彰他，怎么能够处分他呢？”

虽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的谈判当中(这些记录保存至今)互相扯皮，但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又彼此仰慕。李鸿章对伊藤博文的印象非常好，伊藤差不多比李鸿章年轻20岁，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伊藤对李鸿章也很尊重。但是，印象再好，李鸿章也不会处分袁世凯，因为如果处分了一个主动打击对手的将领，将来军队怎么打仗？

在这次的谈判中，双方聊得也很好，而且中日又是近邻，李鸿章一高兴就说了一句影响十年之后两国大势的话：“中国方面此后如果要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们会主动向你通报。当然，如果日本将来在朝鲜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应该通过外交渠道告诉我们。”双方这就达成了一个默契。这就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我们今天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这句话完全是李鸿章即席讲出来的，但是它对十年之后的朝鲜事务影响非常大。十年之后，这句话不幸成为中日朝关系演变的一个最直接动因。

此后朝鲜走向了一个稳定的状态。1884年，中国驻朝鲜的最高商务督办就是袁世凯，他成了朝鲜实际上的“太上皇”。从1884年到1894年，整整十年时间，在中国的引领和主导下，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朝鲜。朝鲜这十年的发展非常迅猛。

但是朝鲜的发展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虽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政治改革跟不上。政治改革并不一定是要改变皇权架构，而是指改变政府的行政架构。朝鲜的行政效率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都跟不上，如果朝鲜一直维持着和平发展，那问题不大，但是一旦发生危机，它就没有能力做出应对了。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迅猛发展。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对朝鲜的要求和诉求变得越来越多。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家山县有朋，他看到了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家提出，如果朝鲜不能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支柱，那日本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因为日本要发展，就一定要踏向大陆。明治维新的基本目标和诉求就是要和世界诸强竞争。我们研究明治维新都会注意到两点：一个就是日本海军建构，另一个就是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的说法。他把利益线和国境线做了一个区分：日本的本土是国境，但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到哪儿，哪儿就是日本的利益线。这样日本就有很大的一个诉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建构自己的海军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日本和中国之间，迟早要爆发一次正面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朝鲜的状况确实比较麻烦。放到中、日、朝这种架构当中来看，中国当时对朝鲜的这种管制，以及在殖民地事务中作为宗主国的参与，做得还是不够。不够在哪儿？

李鸿章在1884年引导朝鲜走向世界，是他的进步性，但与此同时也遗留了很多残余问题，比如不允许朝鲜抛开中国单独和外国进行外交。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时的朝鲜，已经在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比如在美国人看来，朝鲜国王就是朝鲜国王，王后就是王后。而在中国人看来，朝鲜的王后还是闵妃。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真正理解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这样，朝鲜就想冲破清政府的约束。在19世纪80年代，朝鲜人主动和美国交涉，派了朴定阳使团到美国去，中国这时候应该顺水推舟——我帮你和美国打交道。中国在华盛顿有大使馆，如果对朝鲜使团提供帮助，一定会使中朝关系更亲近。结果李鸿章、袁世凯和清政府怎么做？禁止朝鲜去美国!最后禁止不了，就要求朝鲜使团到了华盛顿，先到中国大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带着去见美国国务卿，之后才能去谈判。不仅如此，参加外交活动的时候要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吃饭也得跟在中国公使后边。假如清政府换一种说法：你到了美国，所有遇到的困难我都帮你，我们可以陪着你去见一下美国总统，见一下美国国务卿，这样朝鲜的感觉就会不一样。

结果，朴定阳这次出使美国，清政府不断地发电报对朝鲜施加压力，反而使朝鲜内部反中国的倾向越来越强。这时候，中国觉得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制，而不是允许它和世界自由地交往。当时袁世凯是驻朝鲜的最高外交官——商务总督兼外交首席，他对中日和朝鲜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作出的判断是非常幼稚的。当时这一拨年轻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目标不是帮助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是让朝鲜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这种判断就会发生大问题，朝鲜人内心深处肯定会不满。

另外一个是对世界的判断。日本在多大程度上会干预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当时的清政府外交官还不理解日本的变革和发展，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的政治改革，中国外交官观察后都认为那是日本政府没有力量的表现。日本在1889年公布宪法，即《帝国宪法》， 1890年开始开议会。开了议会后，日本的政府和议会就整天处在一种紧张的摩擦当中。我们今天知道，议会体制下的政府三权分立，可能使国家更有力量。但是我们当时第一流的外交官，包括驻日本的公使，驻朝鲜的袁世凯，给李鸿章的报告都在强调日本没有力量，认为未来一旦发生危机或冲突，中国可以一举决定朝鲜的未来，可以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也为后来甲午战争埋下一个很大的伏笔。我们回溯来看，1894年发生冲突的所有的火种在之前都已经具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