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衣食足也思**逸，从这方面来说，上层社会的所有需求和喜好，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和大众的需求和喜好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人心、人性的本能。从明朝社会来说，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和社会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是同步发生的。

天顺元年(1457)，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人上疏，说京师富豪的新追求：“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僣拟王公。”(《明英宗实录》卷277)这种风尚很快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成化六年(1470)户科给事中丘弘等人上疏：“(京师)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明宪宗实录》卷86)适应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引导、推动这种需要的，是一批敏锐捕捉到这种需求信号的商人，他们被正统派官员称为“射利之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屠宗顺，因为替皇室采办珍宝，景泰时就升锦衣卫千户，其子屠芝升百户，并予世袭。

奢靡之风不仅在都城北京兴起，在洪武、永乐年间受到严厉压制的曾经繁华之地苏州、松江、杭州等处，也在迅速复苏。苏州儒士王锜描述了亲身体会到的家乡变化：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阊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

嘉靖《永丰县志》则记载了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南方县城——江西广信府永丰县——从正统到成化间的风气变化：正统年间，男子服装，只有达官贵人可用苎丝绣边，女子服饰也一眼可以看出贫富。但是，二十年过去，到了成化年间，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只要有钱，什么样的服饰都敢穿。正统年间请客，菜肴、果品各备四五种，皆为当地土产，远近亲朋，无不赴会。到了成化年间，菜肴、果品没有几十种便没面子，而且仿效南北二京的派头，张灯结彩，上不了台面的亲戚，干脆不请，亲情让位于钱财。

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的玩赏、市井的繁华，在成化帝即位之前或者即位之初已经在各地悄然发生，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文化”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了明朝中后期十分流行的一段话：“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康熙《华州志·风俗》引明代人言)但其实，诗书也是可以致富的。

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

景泰、成化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小说戏文》)小说、戏曲在流行，民间时曲也有了新的品种，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现今发现的明代最早的时曲刻本，便是成化七年(1471)北京书坊金台鲁氏所刊《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这些不仅说明时曲传唱的普遍性，也说明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同时还说明，“**词**曲”的版刻、发行已不受限制了。

东南地区本来就是传奇的发源地，此时正在兴起“海盐腔”。陆容《菽园杂记》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虽然陆容将“戏文弟子”们的表演称为“南宋亡国之音”，丘弘也要求对“尚侈”之风“严加禁格”，李时勉更请求严厉查禁小说并拘捕创作者、传播者及收藏者，但是，正如《明史》作者所说，当社会财富逐步积累、社会风俗趋于奢侈、政治环境日渐宽松之时，对于这些现象，非不欲禁，是“不能禁”(《明史·丘弘传》)。叶盛根据自己的体会，道破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就有以往的翰林院侍讲，后来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虽然李时勉在正统时要求查禁《剪灯新话》，但他在永乐间为翰林侍讲时，却为同乡也是同年好友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跋，极尽赞美之词：

吾友广西布政使李公昌祺，示予所为《至正妓人行》，凡千二百余言。观其横放浩瀚，若春泉注壑，浼灂而不穷；流丽动**，若纤云行空，变态而难状。自昔文人才士，辞藻之盛，未有过于此者。(《剪灯余话·至正妓人行·跋五》)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也包括英宗、宪宗父子。给事中乔毅曾上疏说五件事：敦忠孝、黜贪污、举荒政、息刁讼、禁奢侈。英宗只是“特允”前两项，对于包括“禁奢侈”在内的后三项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令所部斟酌以行”(《明英宗实录》卷277)。刑部尚书陆瑜提出拘捕屠宗顺等人，以为贡献宝石者戒，成化皇帝更是反应冷淡：“姑置不问。”(《明宪宗实录》卷86)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客观上的“不能禁”所致。政府颁布的有关禁令，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为了表示姿态和导向而已，其作用甚至是在替这些作品做免费广告。

事实上，包括被丘弘等人视为该当禁废的亡国之音、**巧之术、不经之书、尚侈之俗，不但正在风靡全国城乡，也正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且通过他们的行为，向社会做出示范。即以我们说到过的“成化斗彩鸡缸杯”为例，在当时和后来，也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明朝万历时期的玩家沈德符说当时的瓷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沈德符说这些斗彩酒杯的价格：“初不过数金，余见时尚不知珍重。顷来京师，则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予为吐舌不能下。”(《万历野获编》)十年之间，价值飞涨。清乾隆时期的朱琰《陶说》说：“成窑以五彩为最，酒杯以鸡缸为最。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明朝千钱值银一两，朱琰所说的“钱十万”与沈德符所说的“银百金”是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