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地图上画一条东西分界线，把传统中国的汉文明覆盖区(包括分布在它边缘的土司建制地区)与其余被边疆帝国纳入中国的国土分别开来，那就很容易发现，这条分界线与“黑河—腾冲线”的走向极其吻合。

我们在中学地理课堂上都已经知道，黑河—腾冲线最早是由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来的，所以也称为胡焕庸线，简称“胡线”；1987年，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数据调整了对这条线的说明。这条直线，从东北到西南，将今天黑龙江省东北部的黑河与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腾冲连接在一起，把当代中国国土划分为大体相当的两部分。在占国土面积43%的东半部，分布着中国总人口的94%；而占国土面积57%的西半部，则只拥有全国人口的6%。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上述人口分布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特别是把大量流动人口纳入统计的话。但是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把胡线作为一种基本背景资料来使用，则大体是不错的。

那么，中国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鲜明夺目的区域分布反差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忽略掉胡焕庸线为追求直线效果而牺牲的部分准确性，那就可以认为，它与40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走向十分贴近。我们知道，年降雨量在中国国土上的分布，大体是从东南到西北逐渐减少的。400毫米的年降雨量，是雨养农业，即仅靠自然降水来维持的华北旱作农业所必需的最低供水量。不用说，雨水更充沛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区，自然位于这条线以东。在它以西，虽然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中还存在一些规模不大的灌溉农业，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条线划分了中国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的地理范围。青藏高原东半部以及横断山脉地区的降水条件虽然可以满足雨养农业需求，但那里海拔过高、地势陡峻，实际上无法从事农耕活动。恰恰是在这块地方，胡线向南偏离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而向农牧分界线靠拢。总之，黑河—腾冲线，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走向，呈现出与中国农业分布区的西部边界几近重叠的状态。

还不止如此，胡焕庸线的走向，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分布地域的划分形势也基本相符；需要加以修正的，只是东部的农业区内还包含着若干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如傣族、壮族、朝鲜族等。针对这样一种人口分布态势，毛主席曾评论道：“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胡焕庸线既划出了汉族历史分布区的西界，又划出了中国宜于农业的地理区域的西界。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还记得汉族的早期分布曾经局限于淮河—秦岭以北，那就很容易认识到，汉文明扩展自己生存空间的地域范围，主要指向至少能够从事雨养农业的各地区。在上述地域之内，它会以极顽强的毅力，像铺地毯一样地朝着外部世界去拓展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但它向外部的展延也在适宜农业生产地域的最边缘一线戛然中止，这是因为汉文明和汉族的生计方式，是与农业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们很早就已发现，长城线的蜿蜒展开，正好与十七英寸(约430毫米)的年等降水量线两相叠合。修造长城的人当然不了解这样一条线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实际经验去掌握宜农区域向北推进所可以到达的极限位置，然后把长城修筑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再拿宜农地理区的西界(也就是黑河—腾冲线以西地区)，与汉唐模式各帝国内的府县及土司建置地区的西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两条界线其实也是相当吻合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汉唐帝国模式最适合的发育环境，是传统农业生计以及前现代汉民族能够立足和发展的地方。汉唐式帝国对外扩展是否能成功，都取决于此。只要有可以垦殖的土地，就会不断有汉人往那里迁徙。最初没有汉族人口的南部中国，往后能被汉唐式帝国完全“消化”，就是因为那里宜于农耕，宜于汉民族的立足与发展。我们在前面讲过，秦汉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整合过程，起初是在那里构筑一个稀疏的管控网络，这个网络由为数不多的官衙、屯戍要塞、驿道和驿传、亭障、小规模移民点等组成；然后，在这个像网线袋一样把南方领土整个套在里面的经络与血管系统周围，会慢慢长出越来越丰满发达的肌肉组织，把经络系统包裹在其中，并使它发育得日益强壮细密。这种肌肉组织就是顺着最初的管控网络向南迁徙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户。他们逐渐担负起供养那个管控系统的责任，从部分到全部，而该系统最初完全是靠国家的物质和人力补给来维持的。再后来，国家在南方的收入不仅能满足治理当地所需的花费，还可以倒过来以大量财富反哺中央。

在沿汉族社会周边外沿建立的土司建置地区，情况也差不多如此。这些地方也大多位于黑河—腾冲线以东，属于可以从事雨养农业的边缘地带。不过，由于那里早已存在势力较大的原居人群，再加上距离遥远、进出不便，而且剩下的好地也不多，所以起先几乎没有汉族农户迁入。但是，随着晚明以后人口压力的显著增加，到那里寻找生存机会的汉族人口也日渐庞大。这些人当然不属于所在地区土司的管辖范围。可是客观上又存在对他们加以管束的必要，包括向他们征收国家赋税。于是，在原来只设立土司的地区兼设流官建置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并且还一路从土流并置，走向改土归流。

可是，除了在汉族社会周边成功建立起土司体制的地带之外，汉唐式帝国对位于更西部的辽阔的羁縻地区，就只能采取“不依赖移民占领而从外面将统治伸入其地”的方式，通过册封当地首领，驱使他们定期朝贡的制度，予以间接控制。由朝廷派往那里的驻军孤悬于这些绝域异邦之地，在必要的时候实行武力弹压。虽然从西汉开始就在推行边地“屯垦”，也就是由驻军和小规模汉族移民在异域屯垦，部分自养，但这种脆弱的前线屯垦很容易荒废，远征军只有靠常年从内地“输血”的方式，由朝廷调拨大批钱粮装备来供养。

与南方的情形完全不同，西部和北部的羁縻地区，由于没有汉族农户随后跟进，在接通腹地的干道网络周围，也就不会有肌肉组织成长起来，更不用说承担起替代外部供血的本地化补给功能。只要朝廷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止输血，它在那里的政治权威就会很快衰竭。汉唐式国家经营西域的努力时断时续，其收效则事倍而功未及半，基本原因正在这里。

但对源于蒙古草原的游牧人群来说，控制西部中国的困难要小得多。尽管北部欧亚大陆真正的草原地带位于北纬五十度线上下。但是在它以南，还有许许多多与沙漠绿洲靠得很近的半荒滩草原，足以支撑向南扩张的游牧人的生计需求。所以蒙古人要维持对草原以外中亚各地区的统治，就不会碰到汉地军队所面临的那种后勤补给障碍。清前期的满族一直以骑射见长。它利用共同信奉藏传佛教的条件，拉近了与蒙古族的距离，又在征服广阔的中国西部的战争中充分借助了蒙古军队的力量。这是元、清两朝实施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时拥有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