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货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铜钱，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货币。今天，人们有时候还能从地下挖到古代的钱币，包括宋代的和其他朝代的。与其他朝代的钱币相比，出土的宋朝钱币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出土量往往非常大。其他王朝的钱币，挖出来的数量，是以枚计算的，一次出土几枚、几十枚，而宋代的钱币，出土量是以吨来计算的，通常一挖就是一吨、几吨。比如2003年，四川绵阳发现一个古钱币窖藏，一共挖出重约7吨的南宋铁钱；2006年，山东东营市一个建筑工地，居然挖掘出30多吨宋代的铁币；2010年，陕西华县一处建筑工地也挖出一个巨大钱窖，里面大约有4吨宋朝钱币。

为什么宋朝钱币的出土量会这么巨大？因为宋朝政府铸造钱币非常积极，最高峰时，两年的铸币量就超过了明王朝200多年的铸币总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货币经济规模之大，商品流通的规模之大。

第二个特点，出土的宋朝钱币分布非常广，从中国本土，到朝鲜半岛、日本岛、东南亚群岛，再到印度半岛、中东地区，甚至非洲东海岸，都有宋代的铜钱出土。1888年，英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的考古学家又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宋代铜钱；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你打开世界地图看一下，这些地区都位于非洲的东部。

这些从非洲土地上挖出来的宋朝铜钱，是从哪里来的？历史研究者相信，很可能就是宋朝的海商带去非洲做生意留下来的。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朝人对非洲并不陌生。南宋有一位官员，写了一本书，叫《诸蕃志》，里面就介绍了几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还记录了一条从泉州到埃及的航线。而且，宋人的造船技术很厉害，能造出庞大的海船，小者可以乘载二三百人，大者可以乘载五六百人，甚至上千人。航海的宋人还用上了罗盘，即指南针。宋朝人的笔记就提到了航海使用的指南针。从技术角度来看，宋朝商人将他们的海船开到非洲东海岸，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政府也鼓励海外贸易。当时中国的整条海岸线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港口。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市舶司就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它的职能跟海关是差不多的，包括查禁走私与违禁品、征收关税等。一艘满载商货的宋朝商船，只要到市舶司申请一张“公凭”，类似于出海贸易许可证书，便可以扬帆出海，将他们的商货运到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甚至非洲东海岸贸易。

宋朝海商带出去的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纺织品、工艺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有时候也会偷运铜钱出海，因为宋朝铜钱制作精良，价值稳定，购买力坚挺，非常受海外商人的欢迎，是东南亚一带的硬通货，地位有点像现在的美元。但宋朝政府是明令禁止铜钱出口的，因为尽管政府拼命铸币，但还是时常发生“钱荒”，铜钱不够用。然而，由于宋朝铜钱在海外深受欢迎，还是有很多海商偷偷地走私铜钱。所以，今天人们才能够在许多国家挖到宋代的钱币。

宋朝市舶司对出口贸易是不征税的，对进口商品则征收大约10%的关税。宋朝海商从海外带回蕃货，或者海外的蕃商载货来华贸易，需要在市舶司报关、纳税。蕃商、蕃货的蕃，就是外国的意思，蕃货是进口货，蕃商是外国商人。

宋政府不但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非常欢迎海外蕃人前来大宋做生意。因为从进口贸易中，政府可以征收到非常可观的关税。在南宋一年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进口贸易的贡献大约为2%。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对国家很有帮助，你们要好好经营，多多鼓励蕃商来我们大宋做生意。

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拿出实际行动的。比如，蕃商积极来华做生意，缴纳的税达到多少钱之后，就可以获授一个官职，当然，这是荣誉性质的。蕃商在华的财产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南宋时，有一个南洋商人不幸在宁波病逝，当时的宁波政府便派人将商人留下来的遗产送回他的国家。每年，在蕃商回国之前，市舶司还要大摆宴席，给他们饯行，请他们明年再来大宋做生意。

也有很多蕃商选择在宋朝长期生活。他们自称是“住唐”，其实是“住宋”。宋朝政府对蕃商在华居留也是欢迎的。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会划出一块居住区，供外国商人居住，对外国商人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轻微罪行的司法裁判，宋政府也给予尊重。泉州与广州还修建学校供蕃商的子弟入学读书。

宋代繁华的海外贸易、开放的格局，大体延续到了元朝，但在明朝时就中断了，因为朱元璋立国之后，推行严厉的海禁，禁止大明的海商出海，违者抓起来杀头，家人发配充军。即使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民间依然不准出海贸易。海禁一禁就是200年，当然，其间沿海有猖獗的走私活动。直到隆庆初，朝廷才放开海禁，开放漳州的月港。

同时，朱元璋又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体系中，外国商人要来大明做生意，必须以朝贡的名义，带上他们国王的贡表，按天朝规定的时间来，否则，你就不要来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跟宋朝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宋朝政府看重的是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业收益，而朱元璋看重的是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多次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也不是商业收益，而是要招揽朝贡，耀兵海外。

清代初期，清政府又是实行非常严厉的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到康熙年间，海禁总算结束，商人可以出海贸易了，但清廷对出海商船的大小有限制，双桅以上的大船是不可以出海的，一条船的水手、船员不能超过28名。双桅，就是张挂风帆的桅杆有两根，以前航海的船，都是帆船，风帆越多，动力越足。清政府要控制桅杆与水手、船员的数目，应该是为了防止海商的势力变大，威胁到朝廷。

也是在康熙年间，清廷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设立了四个海关，管理海外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又不准西洋商船在厦门、宁波、上海入关，只准在广州海关入关，“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而且，西洋商人可以来广州做生意，但不能直接与一般商人、市民交易，买卖货物必须由“广州十三行”经手；洋商也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冬天，来广州做生意的洋商必须回国，或者到澳门暂时居住。

为了说服清政府向西洋商人开放更多的口岸，英国曾在18世纪末派了一个使团，来到大清国，拜见乾隆皇帝，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乾隆皇帝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使团，但坚决拒绝了他们提出的通商要求。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开放程度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倒退。也许小伙伴们会问：为什么明清政府在海外贸易上会表现得这么保守与封闭？有人说，是因为朝廷盲目自大，自认为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不需要与外夷做生意。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明清的财政以农业税为本，虽然税收总额不大，但政府职能与财政开销尽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对工商税包括关税的需求并不热切，因此，朝廷对发展海外贸易也就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宋朝则不一样，政府开销非常大，财政压力也很大，如果哪一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少了，税收减少了，政府就会很着急，要想办法吸引外商来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