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来谈一谈西典东来，就是外来宗教在唐朝的传播情况，重点是“三夷教”。所谓“三夷教”，也就是景教、摩尼教和祆教。为什么称其为三夷教呢？是因为它们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信奉者主要是胡人、外国人，所以被唐朝人叫作三夷教。

我们先谈一个历史现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宗教宽容的风气，外来宗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在唐朝之前，佛教就是最有名的外来宗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不仅迅速发展起信者，而且还出现了本土化的迹象。到了唐朝，本土化的迹象已经相当普遍了，后来就彻底地实现了本土化。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是相当宽容的，自身有宗教信仰，同时对外来的宗教信仰也不进行盲目的排斥。佛教的进入证明了这一点，而三夷教的进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当然了，中国的皇权是不大会担心宗教对自身构成什么致命的威胁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武装而掀起的起义或者叛乱屡见不鲜，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历代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保守估计，从殷商时代开始，中国的君主就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大祭司。因此不管什么样的外来宗教，我们发现，从朝廷皇权这个角度上来说，很少看到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基本的政治架构和价值观。以祭天地和太庙祭祀为核心的宫廷主要祭祀仪式、祭祀活动、祭祀体系当然是排斥外来宗教的，因为这些才是宫廷的、皇权的信仰的核心部分。而其他的宗教在中国的皇权看来，只要有利于教化人心、安抚人心，它都是可以接纳的，更不要说唐代自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唐朝时期，外国人在中国人数众多。比方说晚唐时期，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其亲属加起来数字很庞大。有一个史料说是12万，另一个史料说是20万，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当时广州的总人口大概也就是几十万，那广州外国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之大，就非常引人注目了。另外，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泉州等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外国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唐朝本身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三夷教的进入与壮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教派。聂斯托利本人，曾经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的主张与罗马教廷是不一样的，他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罗马教廷就把他看作是异端。后来经过教会大会的共同决定，对他实行了绝罚，聂斯托利教派的身份就变得不合法了，因此有一部分教徒就逃到了波斯。在波斯，他们受到了当时波斯政权的保护，久而久之在那儿发展壮大起来了。到了唐朝贞观时期——贞观九年(635)，阿罗本将景教带到了中国。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当时唐太宗非常欢迎景教的进入，而且派出了房玄龄到郊外去进行迎接。“景教”这个名称就是汉地的基督徒起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派到底叫什么，想了半天，最后定了“景教”这样一个名称。

那么为什么叫“景教”？有的学者认为是“光明辉煌”的意思，还有的人则认为“景”就是“基督”的谐音。而且这些景教教徒来到中国之后，获得了政府的承认，然后又在各个地方设置教堂，当然他们这个教堂不叫“教堂”，按照当时中国的称谓，那时候没有“教堂”这个词，因此按照中国人对宗教场所的习惯称谓，它们都被称之为“寺”。不仅长安有，全国各地都有基督教堂，所以《景教流行中国碑》里边说，“法流十道”，意思就是指他们的宣教、宣传到了十道，教堂也设到了十道。“十道”指的是“贞观十道”，当时贞观年间，唐朝政府把全国划分为十个大区，这十个大区，就叫作“十道”。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景教的进入？唐太宗本人信仰基督教吗？可以肯定的是，唐太宗不信。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欢迎它呢？其实说白了，中国历代的皇帝对于宗教的传播，一般来讲，只要是有教化人心，有利于社会风气培养的宗教，都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宗教在中国享受的是一种事后追责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对宗教的进入采取事前的审查，你如果真的在中国惹出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威胁到皇权的统治的话，会对你进行事后的追责。事后追责制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唐太宗派遣房玄龄去迎接阿罗本，还允许他们设置教堂。对于外来的宗教，只要是正经的信仰，唐太宗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当时景教在中国，不仅有众多的教堂，而且有很多的信徒，并且广泛参与慈善活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餧(喂)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自古以来，基督教就热衷于各种慈善活动，也热衷于各种医疗活动。而且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古代有很多外来的科学技术，也与基督教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说：“自古以来，宗教之传播，莫不假天算、医学以为工具。”也就是说，数学、天文和医学是传教的重要利器。而基督教在这方面对中国的影响甚大，从唐代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在唐代，基督教徒当中也有一些名人，比方说伊斯，伊斯是郭子仪重要的助手，堪称郭子仪的左膀右臂和智囊。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就记载过他的事迹。另外，除了他，整个唐朝300年历史里，有明文记载的基督徒也屡见不鲜。基督教在唐朝的传播还是比较顺利。

但是在唐武宗会昌毁佛期间，基督教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景教和佛教一起遭到了政府的禁止，这是为什么呢？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传教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景教走的是上层路线，这个是在模仿佛教。我们要知道，从汉明帝永平求法以来，佛教的传播就一直走的是上层路线，而且很成功，以至于景教进入中国之后也走了同样的路线。第二，景教进入中国之后，它发现要想让中国人接受自己，就必须借用一下佛教既定的一些术语体系，这样中国人才好理解。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单从文字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年代景教的很多经典看起来与佛教高度相似。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中，使用佛教用语的情况就非常多，比方说有“僧”“妙有”“空有”“无为”“高僧”“广慈”“施主”“大德”等词；《景教三威蒙度赞》里也提到“无上”“诸天”“清净”“慈恩”“妙乐”“广度苦界”；在《一神论》里提到过“虚空”“四色”“神通”“果报”“功德”“布施”……总之一句话，景教传播的过程当中，大量借用佛教的词汇，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景教与佛教各自的特征，很多人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的，甚至政府也不见得能分清。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郭子仪的重要助手伊斯，他立功之后，政府给伊斯的名号是“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你从这个称谓看得出，政府也把他与佛教的高僧混为一谈了。所以会昌毁佛，针对的是佛教，但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毁佛的同时，由于景教的外在形式比较接近佛教，因此也遭到了政府的毁弃。

当然了，景教并没有因此完全在中国绝迹。我曾经审读过一篇韩国留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基督教的传播，他指出在新疆、内蒙等地，唐朝的时候就一直有景教教徒的存在。后来到了元代，景教教徒再度大规模进入中国，当然那时候景教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也里可温教。所以景教在中国并没有真正被赶出国门。

除了景教，我们还要再谈一谈摩尼教。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他是公元3世纪的人，主要是在巴比伦等地区进行传教。他创立这个新宗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普世性的世界宗教，超越一切宗教，所以他曾经自称是佛祖和耶稣的继承者，是全人类最后一位先知。摩尼教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世界观，把一切现象归结为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且强调人应该努力向善，应该去达成光明世界。所以在中国，人们又赠予了摩尼教一个新的名称，叫作明教。摩尼教进入中国之后，它的信仰者也主要是外国人或者是少数民族，而且它曾经一度被政府定为邪教，遭到过禁止。开元二十年(732)七月的敕文是这样说的：“未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这个敕文两道意思：认定摩尼、摩尼法妄称佛教，是一种邪教，因此要加以禁止；但是同时又指出，在唐朝国土内，西胡等这些外国人以及少数民族，信仰它的人，不需要被治罪。也就是说，这项禁令主要是针对汉人，禁止中原人士去信仰这个宗教。

摩尼教在传入唐朝的同时也传入了回纥，后来被回纥定为国教。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曾向回纥借兵，回纥兵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回纥人在唐朝后期地位相当高，政府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几乎可以说享有治外法权。凭借这种特殊的地位，回纥人在唐朝内地大力推广摩尼教。根据《佛祖统纪》的记载，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允许摩尼教徒在长安设置了一座摩尼寺，叫大云光明寺，然后又允许他们在荆州、洪州、越州等地都建立摩尼寺。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洛阳、太原又建摩尼寺二所。

自此以后，摩尼寺遍布中国境内，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回纥仰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强行推行的结果。结果到了唐武宗会昌元年，回纥被黠戛斯击败，国势衰落，回纥从自己的祖居地逃跑了。回纥的国势一衰落，唐武宗立即就对摩尼教进行了打击，下令关闭江淮诸镇的摩尼寺，尤其到了会昌毁佛期间，更是对摩尼教进行了严酷打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记载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

据记载，仅在长安地区，被杀掉的摩尼教高僧就达70多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摩尼教再也不能在社会上公开传教，转而在民间秘密流传，并且与中国本土的一些宗教信仰相结合。到了五代、两宋期间，摩尼教仍然在传播，而且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比方说宋朝著名的方腊之乱、钟相起义，还有就是元代末期的韩山童、刘福通起义，都受到了摩尼教巨大的影响。陆游写过一个《条对状》，其中曾经提到过当时民间宗教信仰的情况。他指出，摩尼教在当时宋朝还广泛地存在着。他说：“淮南谓之二襘(guì)子，两浙谓之摩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我们可以看到，陆游同时提到了“摩尼教”“明教”这样的称谓。所以说实话，这个时候摩尼教的信仰可以说是相当普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这里顺便说一句，明朝国名之由来，也有可能跟明教有关系。有关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吴晗先生写的《明教与大明帝国》。

除此之外，还有祆教。祆教的教主是琐罗亚斯德，他出生于米底王国，后来改革了原来的多神教，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并在波斯得到了传播。而在中国，琐罗亚斯德教有一个称谓叫祆教，或者叫火祆教。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崇尚光明，所以他们崇拜火。在他们的祭祀仪式当中，火总是不可或缺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把它叫作火祆教，或者叫作祆教。唐代僧人慧超写过一本《往五天竺国传》，他在其中记载：“自(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他提到的主要是一些粟特人国家，他说这些国家都是拜火祆的，而且在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地也在流行这个火祆教。

火祆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进入了中国，在唐朝当然也有。当时在洛阳有两座火祆教的寺庙，在长安有四座。而且在唐朝的政府机构当中，还专门设置有管理祆教的机构，并且还实行委托式管理。也就是说，在胡人当中，从北朝时期开始就有一种官职叫作萨宝。这些被任命为萨宝的人，大多数就是祆教的祭司。根据荣新江先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中的研究，安禄山就是一个祆教徒，史思明也是祆教徒。他说：“安禄山自称为‘光明之神’的化身，并亲自主持粟特人聚落中群胡的祆教祭祀活动，使自己成为胡族百姓的宗教领袖。他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团聚辖境内外的粟特胡众，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来号召民众。大量番兵胡将追随安禄山起兵反叛，不能不考虑‘光明之神’感召的精神力量。”

除了三夷教，其实还有很多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比方说严耀中先生就专门研究过印度的婆罗门教。他认为，婆罗门教通过“碎片分合”和“借瓶送酒”的方式也广泛地进入过中国。什么叫“碎片分合”呢？指的是婆罗门的经典、教徒、传教者，以及仪轨、法术等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甚至还出现过婆罗门的神庙。什么叫作“借瓶送酒”呢？就是说佛教吸收了很多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仪轨，然后传进中国。

总之，三夷教、婆罗门教这些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足以向我们展现唐朝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唐朝相对也比较开放。当然了，冲突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唐朝还是持一种对外来宗教开放包容的态度，它们也成为唐朝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