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一个相对来说常被大家忽视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什么呢？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以及南亚诸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个区域，在传统的说法当中，我们称它为南海。这个区域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海上航行。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西域(也就是西方)、和东亚世界(也就是朝鲜、日本、越南等)的交流来讲，中国和南海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但过去我们关注得不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海的交通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关于这方面，文献记载有很多，《三国志》《晋书》《梁书》《魏略》里边都提到过。根据《梁书》记载，孙权黄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有一个大秦(东罗马)的商人来到了中国的南方，他叫秦论——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你从哪个国家来，就用那个国家的名字作为你的姓，反正洋人的名字长，我们也搞不清楚，于是就给他起了个中国的名字叫秦论。他从海路来到中国，并且得到了孙权的接见。孙权非常好奇，觉得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一个人实属难得。于是，他就向秦论询问了大秦那里的风土、民俗等。秦论回国的时候，孙权还派了一个东吴的官员跟着他一起回去。只可惜这位官员身体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在途中就亡故了。秦论应该是独自返回的大秦。

而公元244年到251年之间，孙权还派出了朱应、康泰作为正式的使者访问扶南，因为扶南主动来进贡，所以这个算是回访。扶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相当于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他们受到扶南王范寻的接见，并且待遇非常隆重，毕竟这是大国来的使节嘛。这个是历史上中国的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访问柬埔寨。而根据《梁书》的记载，朱应、康泰还访问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并且努力地在探寻通往大秦(东罗马)的道路。因为史籍当中一直有记载，比如《魏略》就记载大秦“常利得中国丝……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意思是说罗马帝国一直希望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中国的丝绸，而由于中间陆路隔着安息，也就是隔着伊朗那一片地区的国家，要遭受中间商盘剥，所以罗马一直是想跟中国有直接交流的。朱应和康泰在十几年之后，还受到秦论来访的影响，所以他们到了东南亚，也不忘打探罗马帝国的消息。

朱应和康泰还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针对扶南居民的装束，他们向国王范寻提出建议。今天柬埔寨当地人腰间围的纱笼，已经成为东南亚人民族特色最浓郁的服饰。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这个纱笼就是朱应和康泰当年建议他们穿的。纱笼就是围在腰间的一条横幅，仔细一想，在朱应和康泰去的时候，当地的人恐怕还没有穿衣服的习惯呢。而朱应和康泰来自东吴，那个地方是很讲究穿着的，二人看不过去，就建议他们披个布。当时的布料可能不是那么多，于是扶南人就在腰间围了一圈布。所以纱笼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民族服装，还是来自东吴的两个官员的建议。

而早在公元230年，当时东吴的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就曾经率领过一支万人船队到达了夷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大陆和台湾直接来往的最早记录。南朝的远洋贸易，那更是主要往海路发展，广州就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一个集聚地。南朝的船经常远渡重洋，抵达波斯湾。大家想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早在南朝的时候，中国的船竟然就到达了波斯湾。当时和南朝通商的国家，从历史记载来看，就有大秦(东罗马)、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在岭南地区，相应就孕育出了很多以海上贸易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最有名的是番禺，另外还有曲江(今广东韶关)、合浦(今广东合浦)、徐闻(今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这些城市在南朝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和南海交通，也就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乃至于波斯湾那边更远地方的交流，并不是仅见于文字记载，而是有考古发现作为实物证据的。我们在前面几次提到的西方的玻璃器皿，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今天是可以对这些玻璃器皿进行分析的，中国古代也有做玻璃的技术，但是它的化学成分和来自地中海东岸、埃及的玻璃不同，样式和形制也不同。所以我们判断，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很多玻璃器是来自西方的，它们的化学成分和样式等因素让这一点无可争议。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我们传统的说法主要是从陆路，实际上不一定，现在有些学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系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天竺之间已经有海路相通了，所以有很多中外的佛教僧人都是搭商人的船到达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出发航行。前文提到过的《法显传》记录了法显沿陆上的丝绸之路到印度，然后又从海上的丝绸之路回国的所见所闻。法显搭着商船，曾经到过耶婆提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一带，在那里还住了五个月，后来又搭一艘船回国。南朝的时候，中天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师叫求那跋陀罗，他也是通过坐船到了广州。

中国佛教史上有四位著名的翻译家、译师，其中之一就是天竺著名的僧人真谛。他的生存年代是公元499年到569年。他是在公元546年，经过柬埔寨，先到达广州，然后再到达建业(今天的南京)。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长江口出发，经过南海，到印度的海路是畅通的。只要海路便利，人们就不用走路，在船上待着就行，同时能带的东西也更多，但是要说真的比陆路靠谱，那还真未必。当时的人受限于对天文、气象的认识程度，对风向、洋流的把握不会那么精确。而船是要跟着风走的，所以有的时候风吹到哪里算哪里。海路不像陆路，陆路人们可以计算时间，一天走多少里，这种计算是相对比较可靠的，海路就真的说不准。

在当时，广州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从广州出发，沿南海西行到波斯(今天的伊朗)，那一带的海上交通之路开通得很早，恐怕比我们历来想象的都要早。所以广州在那个时候就非常富庶。《晋书》里有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意思是去做一趟贸易所挣来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南齐书》里边有记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这些都是描写广州的富庶的。

在那个时候，中国丝绸依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陶瓷器。通过新兴的水下考古，我们发现了好多沉船，捞起来后，找到了不少证据能够证明这点。

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境内出土过很多来自东罗马和萨珊波斯的金币、银币。我们可以看到，波斯的银币集中在广东北部以及雷州半岛。广东是中国东南沿海省区里，出土波斯银币最多的省份，这个是和它在中国南洋贸易上独一无二的地位相匹配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海交通不仅有中国的史籍记载，西方有些史籍当中也有提到。公元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出生在埃及的希腊富商叫科斯马斯(Cosmas)，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各国风土记》。这本书就明确提到，当时的海路交通一般是从波斯湾到斯里兰卡，然后转舵东北，航向东南亚和中国。科斯马斯也提到，从波斯湾到今天斯里兰卡之间的贸易，控制在波斯人的手里，而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直接到达过东罗马的。即使是斯里兰卡到波斯之间的这段海路，中国去的船也不多，比外国船要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