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主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这个领域，学术界关注得比较早，研究得比较细，资料相对也比较多。然而中国文化也有东向的交流，甚至还有南向的交流。在这个领域，学术界注意得相对比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要少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们。

所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流，这个东方主要是指亚洲东部。提到亚洲东部，我们一下就会想起朝鲜、日本，当然包括中国。

首先为大家讲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从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乐浪(lè làng)、带方开始，到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区域为止，一共355年。这个历史时期，被称作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公元220年到589年。换句话说，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和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相比，它的起、始都差不多晚了百来年，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重叠的。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是指哪三国呢？是指位于北部的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西半部分的百济和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部分的新罗。

尽管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和朝鲜都经历了很多的战乱动**，但是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高句丽，因为当时的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它基本上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的遗产，所以它天然就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的南、北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可以看一个数字。按照史书记载，高句丽使节访问北魏、北齐、北周的次数就多达90多次，有的时候一年里有两三个使团到达。而访问东晋南朝的使节也有将近30次，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百济、新罗也一样，跟中国的往来是非常密切的。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按照传统来看，越南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算在亚洲东部的。为什么会把越南也算在亚洲东部呢？这里边不仅是一个地缘的考虑，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因素。因为亚洲东部这四个主要的国家：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它们在历史文化方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很多学者把它归纳成这样四点——汉字文化、儒家思想、律令制度、佛教信仰，而这四者的核心实际上是汉字文化。日本有一些学者，干脆把整个东亚世界就称作“汉字文化圈”。

中国的汉字大概自战国到西汉初传入了朝鲜半岛——这个时间很早。到了三国时代，朝鲜半岛的人民广泛使用汉字和汉文。所以当时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人，很多都能写非常棒的汉文文章。而这三个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给中国南北朝各代的公文、表疏，也都采用非常标准的中国文章和格式。

我们先看高句丽，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是个简称，全称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这是高句丽的长寿王在公元414年为他的父亲立的一块墓碑。这个墓碑在哪里呢？在今天中国吉林省集安县集安正东。这个碑很大，上面一共刻了1775个字，内容都是关于好太王的功绩。这个碑在刻好以后1000多年，大家都没有注意过，而到清朝的光绪初年才开始被学术界关注。大家对这块碑有高度的评价。比如清代叶昌炽在《语石·奉天一则》中就讲碑“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所记高句丽开国武功甚备。此真海东第一瑰宝也”，由此可见，时人对它评价非常非常高。所以这块碑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书法审美价值，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好太王碑。

对于百济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因为百济很早就通过辽东接触到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公元277年，百济就派遣使节与西晋联络。此后，百济依靠它非常发达的造船业，往来于黄海之上，因此，百济对汉文化的吸收相当全面。我们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发现了百济的武宁王陵，也就是百济国王的陵，它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初，里边出土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南朝的物品。武宁王在位23年(公元501年到523年)，这个时候是百济中兴时期，国力比较强盛。它与中国南朝的梁往来通好。墓志中提到武宁王有个头衔叫“宁东大将军”，这实际上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朝给他的封号。在百济境内，我们还发现过一些碑，上面有些碑文，甚至运用的是骈体文，也就是所谓的四六文，四字一句、六字一句，这属于南朝非常典雅的文字。中国古籍当中有记载，那个时候的百济“颇解属文”，就是说他们非常懂得怎么写文章。

新罗在三个国家中建国晚一点，它在建国初期连文字都没有。但是大概到了公元251年出现了一个人物(见于朝鲜史籍的记载)，这个人叫妇道，我们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他写的文字就是汉字。大概到公元3世纪中叶，汉字、汉文已经在新罗普遍流行，甚至新罗的国名都很有意思。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在公元503年的时候，新罗的臣子们开会说：“始祖创业以来，国名未定，或称斯罗，或称斯卢，或称新罗。”意思就是说我们国名都没定呢，创业到现在，有的时候被叫斯罗，有的时候被叫斯卢，还有的时候被叫新罗。“臣等以为，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义，则其为国号宜矣。”由此可见，国名最后被确定为“新罗”，背后完全是中国文化的思维，甚至新罗的这些臣子，把朝鲜语称之为方言，认为标准的语言应该是汉语。新罗与汉文化的交流，后来得到了日益广泛、深入的发展。到了公元504年，新罗仿效中国礼仪，也制定了丧服法，就是规定了怎么服丧，怎么慎终追远；公元514年采用谥法，也就是人死了以后要给他一个谥号；公元520年颁示律令，并且规定了百官穿的服饰，就是应该实行“朱紫之制”，也就是要根据官品的大小，穿红的或穿紫的，完全模仿中国；而公元536年新罗干脆模仿中国建了个年号叫“建元元年”；公元545年，当时的新罗王下令撰修国史。

所以我们看到，高句丽、百济、新罗这三个国家和汉字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朝鲜的三国时代，朝鲜人民在使用汉字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部分地进行再创造，比如用简体字。有些简体字我们现在还经常在用，比如“部门”的“部”，它就简化成“卩”，现在咱们很多人写的时候还顺手这么写，这个现象最早出现在朝鲜半岛。他们还造了一些字，比如畓，上面是流水的水，下面是田，这个就是指水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字文化是中国和朝鲜半岛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汉字文化必然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汉字文化当然就格外重要。

“汉字文化圈”扩大至朝鲜半岛后，儒家学说进而成为朝鲜半岛的统治思想。。

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中最早受儒学影响的是高句丽，我们在前文提到了其中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在高句丽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非常发达的儒家思想就和高句丽原有的文化结合起来，成为高句丽的统治者追求合法性的工具，或者是它合法性的一个支柱。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在公元372年就模仿中国的东晋王朝，正式设立了太学，这是儒学的教育机构。太学是设在中央的最高学府，主要招收那些贵族子弟，讲授的内容和中国一样，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也讲授《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这四史，还有一部《晋阳秋》，这部书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但是是辑佚的，因为它之前散失掉了。

太学的目的是培养官员，而且它又模仿中国，在最高学府当中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只要通五经，就可以获得一个称号——五经博士，可以在里边当博士。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太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它在地方上还有教育机构，叫扃(jiōng)堂，以招收地方的贵族子弟，当然也有一些平民子弟，不完全是贵族。高句丽跟儒学之间的关联，咱们就举它的教育机构这一个例子。

而百济在公元405年——这是有记载的，这个年代信息非常可靠——就有一个五经博士叫王仁，他携带《论语》十卷东渡，把儒学传到了日本。从这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出，百济的儒学教育已经相当发达。百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甚至引起了中国史书的注目。所以在中国的史籍当中可以看到大量有关百济的记载，比如《周书》里边就有《百济传》，它讲百济“俗重骑射”，意思是说它原来的风俗是比较看重骑马、射箭的；“兼爱文史”，它同时也开始热爱文史了；“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其中特别优秀的很会写文章，而且通晓阴阳五行学说，这个完全是受中国的影响；“用宋《元嘉历》”，它的历法用的是南朝宋的《元嘉历》；而且“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68]、樗蒲[69]等杂戏，而尤尚弈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医药、占卜，甚至投壶、下棋的技艺和爱好都是跟中国学的；“婚丧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治服”，它的婚丧也是跟中国一样，父母或者丈夫死了以后要服丧三年，但实际上是27个月，这个现象也跟中国的内地非常像。《旧唐书》里边都有记载，它说百济的“岁时伏腊[70]，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百济的好多节气都是跟中国一样的，它的书籍有五经还有子书和史书，它的公文跟中国的格式是一样的。百济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样态，非常明显地带有汉文化的特点。

咱们用一个故事来解释。百济有一次打仗，打仗的时候胜者看到败者已经逃跑了。你为了缴获战利品，扩大战果，一般都要追的，但是百济有个将军居然这么说：“尝闻道家之言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多求”——他不追了。这位将军完全根据中国道家的思想来行事，“知足不辱”的意思是我只要知足，就能避免挫折，避免受辱；“知止不殆”则是指，我知道在哪儿停住，不要一味地往前冲。我今天得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何必还要去贪多？于是他停了。你看，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士大夫的口吻。

百济还有个国王，因为过分喜欢下棋，差点亡了国。高句丽那时候在图谋百济，它知道百济王喜欢下棋，就派去一个叫道琳的僧人去当间谍。这个僧人是个围棋高手，百济王就拖着他天天下棋，结果被僧人道琳知道了百济很多情报。高句丽乘虚偷袭，竟然就把这个国王给杀了。大家看看，举这两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汉文化是怎样浸润在百济人的生活当中的。

三国当中接受儒学最晚的，是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边的新罗。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新罗开始接触儒学。到了公元6世纪的时候，儒学得到新罗国家层面的认可，成为官方学说。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公元503年新罗的统治者给自己改了一个称呼。新罗在公元503年以前，它没有“国王”这个称号，而是把自己的统治者称为“居西干”。到了公元503年，新罗的统治者才被称为国王，并且采用新的国号、年号，采取中央集权制，用儒家的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等等。当然，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三国时期的朝鲜半岛，对儒学文化有着非常广泛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当时儒学思想传到了朝鲜半岛，并且传得很普遍，传得很深入，然而并不见得儒学思想就可以完全支配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统治者的思想。应该说儒学是跟朝鲜半岛的原始宗教，比如祖上神，还有新罗的花郎思想[71]、花郎精神，相互作用。儒家的学说在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还没有成为教育贵族子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要等到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于公元788年制定了用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考试手段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读书三品出身法”，这之后，儒学才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儒家文化或者儒家经典，对于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的影响；一方面也要很客观地看到，它的影响还是有局限性的。

佛教传入朝鲜的时间是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前半期，我们只能模模糊糊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东晋和十六国时期佛教空前发展的时期。最早接受佛教传入的当然是北方的高句丽，一般我们认为，僧人顺道是第一个把佛教传入高句丽的，但事实恐怕不见得是这样。因为根据中国的佛教史籍《梁高僧传》[72]的记载来看，在顺道到高句丽传播佛教之前，高句丽肯定有人已经皈依佛教了。在小兽林王之后的国王——故国壤王也皈依了佛教，他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上比较重要。为了能够让国民都信仰佛教，他在公元392年向全国颁布了一个命令，命令高句丽的人民都要信佛。之后的广开土王，也就是我们在上一节里提到的好太王，也致力于发展佛教。他刚继位一年，就在高句丽的南部都城平壤(当年是地跨鸭绿江两岸的)，一年内造了九座规模很可观的寺院。在好太王的治下，高句丽居然呈现出一个佛教国家的样貌。由于国王大力弘扬佛教、褒扬佛教，很多读书人都到寺院去出家。而为了更好地学习佛学，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到中国来留学，有些名字在历史中被留了下来，比如义渊、慧观、定法师等。

他们到中国来学习，当然不仅是学习佛经，还会学习中国其他的文化知识，然后再把它们带回高句丽。而高句丽不仅接受佛法的传入，它还主动地对外传播佛法，往百济、新罗和日本派去僧人，对这些地方进行传教。因此，高句丽在佛教传播的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再来看百济。佛教最早传入百济当然也是和中国有关的。《三国史记》——一部朝鲜的史书——有明确记载：公元384年，阴历秋七月，枕流王(百济的一个国王)派遣使节前往晋朝贡；而在九月——就过了两个月，胡僧摩罗难陀(Malananda)就从晋朝到了百济。国王枕流王把他引到宫内，给予了他高度礼遇，佛法就此在百济开始传播。第二年——公元385年春二月，摩罗难陀就在汉山创建了佛寺，并且已经有了十个僧人。

在历史上，百济经常派遣使节到中国来求佛经，而中国一般也都答应百济的要求。非常有意思的是，从百济的寺庙建筑布局结构上来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对百济在佛教文化层面的影响。百济的寺院基本上是单塔式寺院，也就是一个寺庙一座塔。中国基本也是这样。同时，百济的寺庙坐北朝南，一般将南门、塔、法堂、讲堂——按照这个顺序——安排在一条中轴线上，四面都用回廊和外部隔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建筑体。我们如果在脑海中想一下中国的寺庙，就会发现中国的寺庙也大多如此——特别是一些古老的寺庙，而新的寺庙却不一定。

另外，百济的佛像和中国的佛像也有密切的关系。百济的佛像是非常有名的，在佛像艺术界，“百济的微笑”尤其出名，就是百济的佛像上经常有非常亲切、神秘的笑容，人们无以名之，但它又非常有特点，所以大家就把它叫作“百济的微笑”。我们在百济境内，也就是在今天的首尔——韩国的首都郊外有个地方，曾经发现过公元400年左右中国制作的佛像，由此可以看出，百济在早期应该是大量从中国引进佛像的，但是不久后它就形成了自己的佛像风格。而这所谓“百济的微笑”是有来由的。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微笑和北魏太和二年(478)由河间乐成县张卖所造的弥勒像非常相似。张卖所造的弥勒像，面容不似成年人，而是童子状，笑得非常柔和。只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座在佛像史上非常重要的弥勒像今天在日本，而不在中国了。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百济的微笑”固然是百济佛像的特色，但是它也难免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像的影响。百济也有摩崖石刻，它在山岩上造像，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和中国的渊源。百济的如来像——那套如来佛的像，普遍穿着又宽又大的通身袈裟，就是整套的袈裟。这个装束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改制汉化以后，学习南朝世族着装的结果，孝文帝的衣着习惯表现在北魏的佛像雕刻上，后来又传入了百济，这些渊源都是班班可考的。

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比传入高句丽要晚五十年。《三国史记》也有记载，新罗的法兴王继位十五年后，才决定承认佛教。那为什么他会决定承认佛教呢？公元521年，法兴王派了使节到中国南边的梁朝，使节亲眼看到了佛教在梁朝所起的作用，然后他想到了当时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有的时候甚至是剑拔弩张。所以他就想通过佛教来祈求国泰民安。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到了公元544年，新罗就兴建了兴轮寺，准许人出家。

佛教传进新罗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新罗王室信奉佛教却非常虔诚。法兴王之后有几个国王都剃发，穿上袈裟，取了法号。这很像梁武帝。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虔诚信奉佛教的皇帝，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新罗当然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中国去求法，他们带回来很多佛经和先进的文化。而中国南朝的梁、陈也不止一次地派遣使节和僧人，并赠送佛经给新罗，这些都是有记载的。比如公元549年，梁朝专门派了使节和一个新罗的留学生(叫觉得)一起送佛舍利到新罗。这样的记载，在历史上还有很多。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它们之间的交流绝不仅局限在汉字文化、佛教信仰这两个层面。他们在艺术、工艺等方面也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我们先来看高句丽的艺术。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了不少高句丽墓室，这些墓室都比较华丽，面积比较大。墓室里边有很多壁画，通过这些壁画，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高句丽的艺术和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关系。它的神灵的题材——在墓室里边会画很多神灵——很多是取材于中国的神话故事，比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种神兽是代表四方的，在中原汉代的墓葬里边早就出现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了。高句丽晚期的墓室壁画里，也以这四神为主，这当然就体现了它跟汉文化的渊源。还有一些甚至出现了驾鹤仙人王子乔——这是中国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仙人——以及伏羲、女娲等形象。甚至高句丽在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的土坟，都是模仿中国来造的，它的墓室的结构呈T字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们在高句丽发现过一个墓，墓里边有狩猎图——很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是汉代的狩猎图，高句丽就把它作为一个范本，画到了本国的墓葬里。

高句丽和中国在音乐方面也有很多交流。比如根据《三国史记》记载，当时中国晋朝的人将一个七弦琴送给高句丽人。高句丽人虽然知道它是乐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弹奏，于是出了很高的一个价格，来悬赏招募会弹这七弦琴的人。后来，晋朝传进来的七弦琴，在高句丽就成为非常流行的乐器。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工艺品和生活用具，大量地传到了三国时代的朝鲜半岛，这种现象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交流也非常频繁。新罗的前身叫辰韩，辰韩出产铁，铁是辰韩的货币，而且还是它的主要输出品。辰韩一直往中国出口铁，这个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朝和东北亚也有经济交往，像宋、齐、梁、陈和高句丽、新罗、百济都有贸易往来，尤其是南朝的刘宋、萧梁，这两朝和高句丽之间的贸易特别发达。中国方面输出丝、绢、绫、锦；而中国方面从朝鲜半岛进口箭、箭杆、金银饰物、马匹等。北朝的各国，因为和高句丽有陆路相连，所以它们之间也有贸易往来，而且比南朝通过海路要安全而便利。北朝与高句丽的商贸往来相当普遍，这里因为篇幅的原因就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介绍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双方(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和三国时代的朝鲜)在农业技术方面有很多交流，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民生的大问题。这种交流主要在于农作物的品种、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等，这些方面中国对朝鲜也有影响。中国的稻作农业(就是水稻种植)传入朝鲜半岛；某些水利建设的方式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牛耕法——用牛来耕田，也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在中国传进去之前，史籍记载说朝鲜半岛“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这是指马韩[73]。他们不知道怎么利用牛和马，就只能看着它老死。辰韩也只是“乘驾牛马”——知道可以骑它，但是不知道用它来耕地。到了公元502年，新罗有一个王，在他的统治时期才使用牛耕。牛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