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兰考县董园村和小靳庄村共有一条水渠，数百米长，在董园村那一段连接着常年有水的河道，可以随时抽水灌溉。董园村珍惜这条水渠，以水泥衬砌，而小靳庄村却把自己这段水渠废弃了，地里浇不上水。小靳庄村的小麦平均亩产因此比董园村低二三百斤。

董园村比较大，据他们的村的董书记计算，由于浇水，每年可以增加收入二十多万元。小靳庄村稍微小一点，也没有算过这笔账，但是保守地估计，每年总要少收十多万元。这条水渠已经废弃了四五年，五六十万元人民币就这样没了。小靳庄村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过温饱而已，如何能让这笔巨款白白流走呢？

在对比鲜明的两段水渠的交界处，恰巧有四五个小靳庄的村民在聊天，曹锦清与他们有几句问答，抄录如下[184]：

“你们这条水渠是哪年修造的？”

“七八年了吧”，“大概是1988年开始修造的。”

“什么时候废弃不用的？”

“已有四五年了。”

“东边水渠里的水，为什么不流到你们的水渠里来呢？”

“董园村的人不让我们用他们的水，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可以与他们商量啊！”

“商量？不中（没有用的），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

“村干部不行，你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开个会，商量个办法嘛。”

“要我们商量啥？”

“他们浇上水的麦子，亩产可达七八百斤。你们这边的小麦，亩产最多五百来斤。如每浇一亩地，给他们五十斤麦子，你们每亩不是还可增收二百来斤嘛。每亩给他们五十斤麦，总肯让你们用水的吧？”

曹锦清写道：“四五个村民讨论开来，但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

返回的路上，陪同他的村民老李对他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曹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老李的结论是：“如今分田单干，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也不管这码子事。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

曹锦清追问道，干部不管事，“那么老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商量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在需要合作协商的地方，我们往往能听到诸如‘没有人管’或‘没有办法’的答复呢？‘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十天后，曹锦清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表达清晰有力，我继续摘录如下：

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而不善合......

善分，并非是中国农民的弱点。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家庭而止，西方人分到个人。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为曹先生所加）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或说，村民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代表者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感恩是代表者替他们实现了共同利益。......

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要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