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深知一点，要做出对得起天下苍生的事业，必要掌握政策和干部。政策完善，干部健全，则稳操胜券，否则，一切都是虚妄。

他提拔张瀚做吏部尚书时，两人有过下面的一番对话，很能说明张居正的人才观。

张居正要张瀚每十日推荐一名得力干部，张瀚哭丧着脸说：“天下哪里有那么多人才啊？”

张居正正色道：“天生一世之才，足够一世之用。人才是因用人者的眼光而产生，更由用人者的器量而出。所以天下是否有人才，还在于你这个用人者的眼光和器量。人才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其行与能不同于庸众，若以看待庸众的方法来看待人才，就必然难得到人才。得不到人才，必然会用奴才，奴才多了，人才便越来越少。”

其实政治的好坏，不必全方位细究，只看用人。

张瀚问：“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呢？”

张居正回答：“人才是没有特定标准的，尤其是与出身无关。现在有了科举，众人就以为中科举的人是人才，非科举不能做官，其实这是最愚陋的浅见。我曾经说过，‘良吏不专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只要不是贪婪无度者，尽可随其才而用之。”

张瀚还是云里雾里：“请张大人明示。”

张居正回答：“第一等人才是这样的，他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学识。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万个莽夫俯首，却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随着事情的发展而应对，不会刻意为之；遵循着规律而前进，不会心存功利。这种人能在征兆未现时，及时处理掉危机；能在情况朦胧不明时，一眼看透本质并迅速解决。当他做了不世之功后，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还以为他每天只是坐在衙门里发呆呢。”

张瀚卖弄起来：“哎呀，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吗？”

张居正叹息道：“可惜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应该抓住第二种人才。这种人才智力超群，能精准解读国家政策，在狂澜既倒时可出奇力挽救，创造不可一世的政绩，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顶礼膜拜。”

张瀚兴奋地叫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其次，亲之誉之’。”

张居正说道：“其实这样的人才也并非完人。人有所长，就必有所短。用人者只有酌长短之所宜，才能正确用之。”

张瀚问道：“您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才呢？”

张居正痛快地回答：“当然是笃实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惭的人，绝不能用。那些知道羞耻、朝气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骂，气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这是有羞耻心的表现。”

张瀚若有所悟，再问：“如何去求才呢？”

张居正回答：“每个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只就我的经验来谈吧。这几年来，无论中枢还是边关，也算是用人得当。我是如何发现这么多人才的呢？首先应该有个正确心态，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问题。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来的；有的人才，我只需看他的意态；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只是察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说，张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个人，这肯定是他的亲信或是老乡。实际上，我在背地里用了多少功夫，他们根本不知。我推荐了谁，升了谁的官，很不希望当事人知道，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让其知道，这就有收揽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张瀚皱眉道：“如何用人呢？”

张居正回答：“嘉奖能力强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张瀚又皱眉：“我怎么知道谁能力强，谁能力差呢？”

张居正回答：“试之以事，高下立分。试了之后就知道了其强弱昏明，可谓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尽才。”

张瀚很困惑：“这又是为何？人才是客观存在的，如您所说，只要出于公心，人才就必会被用。”

张居正摇头道：“人事错综复杂，彼说长，此说短，很难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会有主观的好恶之见，也就是世俗所谓的偏见，就造成了人才没有客观标准。比如西汉的文帝刘恒和武帝刘彻，刘恒喜欢用老家伙，刘彻喜欢用年轻人，这就是偏见。有了偏见就会有疑心，有疑心就会被奸佞小人的言语所摇动。咱们帝国的开国帝王师刘伯温说的‘谗不自来，因疑而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制情绪，减少偏见，任用人不敢有爱憎之私，任用之后不轻信别人对他的谗言。必须要做到‘廉而爱人’，才能得人。”

张瀚迷惑地重复了一遍：“廉而爱人，此话怎讲？”

张居正回答：“所谓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还要有一颗高尚的公心。所谓爱人，并非是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是有一种视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长，恕人之短；用其刚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坚强，恕其拘执；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节，恕其小疵。能够有这种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实用人这门学问，众说纷纭。与张居正同是帝王师级别的刘伯温说，用人的前提是先为人才们创造一个清明的环境，正如磁石吸引铁一样。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则说，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约束的人，这个自我约束就是有勇气致良知。靠意志征服世界的天骄成吉思汗[4]则说，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志力顽强的人。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刘伯温、王阳明、成吉思汗，还是张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艺术，博取了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天空。